新華網南京12月28日電 誰領跑市場經濟新秩序？--透視長三角與東三省經濟發展軟環境

　　新華社記者 陳琪、王軍

　　眼下，天寒地凍的東北大地熱潮澎湃，令人憧憬的各項發展規劃相繼推出，形形色色 的專家研討應接不暇，聲勢浩大的招商活動次第展開……種種跡象表明，我國政府振興老工業基地的新經濟方略，已緊鑼密鼓地進入了實質性操作階段。

　　人們寄望“振興東北”的無限商機，同時也熱切關注――曾在計劃經濟的軌道上領跑中國經濟數十年的東三省能否迅速轉軌，營造出市場經濟的“生態環境”，和長三角等區域一起挺立潮頭。

　　體制反差大于經濟落差

　　改革開放之初，東三省與長三角相比，如同“龍王”與“叫花子”。東北是擁有巨量國有資產的大區，被稱為“新中國工業搖籃”，當時中國約有60%的工業家底集中在東北。而長三角地區除了上海，一直是“魚米之鄉”，很少有上規模的工業布局。

　　時移勢遷，中國改革開放后，市場經濟的潮頭漸起漸高，長三角和東北兩大經濟區域因為不同的體制環境，前后20多年間沉浮變遷，呈現出了迥異的發展態勢。

　　計劃經濟時代風光無限的東北地區在市場化進程中患上了嚴重的不適應癥，從此沉疴不起。近年來，東北三省工業總產值在全國所占份額一路下跌，經濟總量在全國的排位不斷后移。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經受市場經濟大潮洗禮的長三角卻如魚得水，經濟發展高歌猛進，已成為引領中國經濟的龍頭。

　　長三角何以迅速崛起？擁有雄厚資源的老工業基地何以在區域競逐中日漸衰敗？

　　“東北的落后是一種體制的落后。”南京大學商學院教授張二震認為，東北與長三角現實的差距，表面上是經濟發展水平的落差，實質是體制的巨大反差。

　　20多年來，幾度外資涌入中國的高潮以及民資激蕩的風云，絲毫沒能改變東北作為國有經濟“大本營”的底色。目前，東北三省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增加值占規模以上工業的比重依然高達80%左右。反觀長三角，如今已是國有資本、民間資本和國際資本“三分天下”。

　　“東北是被體制弊端捆住了手腳的‘巨人’”。東三省和長三角兩地的政府官員、企業家對此有著驚人相似的看法。江蘇省吳江市市長馬明龍認為，東北的困境只是暫時現象，一旦體制理順，東北將爆發出驚人的發展潛力。大連重工起重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祁玉民說：“東北的國有企業最缺的是機制和環境。”

　　在東北，計劃經濟觀念仍然有強大的主導作用和慣性作用，計劃雖然消失了，但人還在，觀念依然，習慣沒變，特別是計劃經濟時期的一套價值體系還在，而這在長三角是無法想像的。

　　東北最缺長三角的軟環境

　　發達的交通、密集的城市群……東北經濟發展的一些硬環境，長三角至今望塵莫及。而在思想觀念、管理體制、政策法制、社會信用以及人才環境等經濟發展的軟環境方面，東北卻又與長三角有著天壤之別。

　　“政策不足服務補。”這是幾年前在長三角頗為流行的一句話。很難想像，資源短缺且無政策優勢的長三角當年如果沒有過人的軟環境，會有今天外資的聚集，民資的勃興。

　　“營造軟環境，最根本的舉措就是政府觀念和行為的轉型。”江蘇省吳江市市長馬明龍說，政府應成為市場的動力而不是阻力，長三角地方政府，大都已完成從“指揮經濟”到“服務經濟”的職能轉變和從“父母官”到“公仆”的角色轉換。

　　在長三角，地方政府在改革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因為體制環境的差異而呈現出不同的風格。浙江以民營經濟為主，顯現的是政府多引導少干預的“無為”；蘇南以外資經濟見長，政府注重有所為有所不為的“理性”；上海有強大的國有經濟，造就出政府的“強勢”。但無論“無為而治”“理性執政”，還是“強勢政府”，功能都是一個：創造更好的投資、發展的環境。

　　江蘇省常熟市委副書記秦衛星說，現在當地政府基本上就做三件事，其一是營造經濟發展的氛圍，創造軟環境；其二是為企業發展、為百姓創業提供各種服務；其三是打造優良的硬環境。

　　如今，長三角服務型政府已見端倪。地處蘇南的吳江市甚至承諾，凡是企業圍墻以外的事由政府辦，讓企業潛心搞好生產經營。而東三省地方政府大多數還停留在管理型政府的傳統中，忙碌地參與著各種經濟活動，卻無暇關注本地區市場經濟因素的培育。

　　再造軟環境：重在突破體制性障礙

　　一位企業家說：“在東北，政府老為企業操心，經常替企業辦事，非常累，企業也被折騰得很苦。市場是一只看不見的手，我們的政府是一支閑不住的手，能把這只手調節好，管住，比什么優惠政策都重要。”可是，這話說起來，政府的工作人員也是一肚子委屈：“國家把巨額的國有資產放在這里，讓我們管理，不管難道不是失職嗎？”

　　經濟學家張二震認為，經濟發展的硬環境可以用“量”來衡量，相對容易達到；而軟環境則是“質”的提高，它體現社會的進步程度。在這種意義上，后者的實現更為關鍵和艱難。就東北地區而言，龐大的國有資產應適當民營化和多元化，只有當產權制度進行了變革之后，政府才能夠更多地退出經濟活動。

　　事實上，在長三角，同樣經過了體制的轉換，政府才騰出了“管理的手”，解放了“服務的手”。常熟市委副書記秦衛星說，過去我們政府也是干預當地鄉鎮企業的經營，甚至連生產多少產品、引進什么樣的設備都要管一管，慢慢地發現企業越管越死。這并不是政府一定要管，而是有政府的投入，就必須要負責。只有隨著產權的明晰，政府才得以退出微觀經濟管理層面。如今，常熟市95%以上的企業都已經實施的產權制度改革，這為政府職能的轉換提供了前提。

　　遼寧擁有7000億元的產業資本，4000億元的國有工業資本，除此，每年還形成近200億元的增量產業資本。遼寧省政府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盧松認為，僵化的體制、過高的國有比重、過低的效率是制約東北經濟發展的癥結所在，改變企業所有制結構、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則是當務之急。目前，東北各省已制定政策推進國企進入市場，這為民營資本和外資的進入提供了條件。黑龍江省在今年上半年成立了以經貿委為主導的國企改革推進小組，主要目標就是重組黑龍江400家國有以及國有控股的一批大中型企業。遼寧省政府的一份規劃中也明確提出：“支持民營企業參與國有經濟布局的調整，使之成為推動老工業基地調整和改造的生力軍。”

　　長三角的現實表明，經濟發展的內涵正在由政府主導向引導轉變，誰領跑市場經濟新秩序，誰就將成為拉動經濟增長不竭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