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王義偉
在溫家寶總理訪美前后,中美經貿關系再一次成為兩國政界、商界、學界及其他社會各界高度關注的焦點問題。
整個2003年,中美經貿在持續發展的同時,也伴隨著接連不斷的紛爭。從兩國之間的
反傾銷、保障措施之爭,到美國就貿易逆差問題對中國的指責,再到美國帶頭對人民幣施壓,再到中國龐大的采購團連番赴美,等等。
中美之間為什么會出現這么多的問題,產生這些問題的根源在哪里,一直是有關專家學者傾力研究的課題。綜合各方面的觀點和意見,中美之間目前存在三大突出問題:由于美國出口管制造成的對兩國貿易平衡的負面影響;由原產地規則誤區所造成的對中美貿易統計的不同版本以及受到太多政治因素影響的人民幣升值問題。
以上三大問題,也可以說是中美經貿關系中的三個最大的迷局。認清這三大迷局有助于我們了解中美經貿的實際情況;而破解這三大迷局將使中美經貿發展走上更加良性互動的軌道。
管制束縛對華出口能力
1980年5月,時任美國國防部戰略貿管司司長的約翰·康法拉說,“美國要在有戰略意義的關鍵領域保持30年的領先地位,一般以此決定對華出口!
康法拉的說法代表了美國對華貿易的一個實質問題,那就是:美國一直把中國當作潛在的對手加以遏制。這種扼制直到今天仍在起作用,其后果就是美國在國際市場上最具競爭力的高技術產品,相當一部分因為出口管制而無緣中國市場。這是中美之間出現貿易逆差的一個重要因素。
從上個世紀70年代至今,美國對華出口管制經歷了3個階段,最近的一份文件是于1999年出臺的“考克斯報告”,該報告重申了對中國的出口管制。
時至今日,美國對華出口限制仍未解除。美國出口管制實行分組制,我國處于V組,這一級別是1983年里根政府時期制定的。但是,直到目前,中國還是V組中惟一不適用分銷許可證的國家。美國對我國出口的很多項目都需要跨部門的審查,而美國的出口管制制度橫跨11個不同的政府部門,不但時間拖得長,而且非常復雜,任何一個部門的拖延,都可能造成美國出口商喪失商機。另外一個問題是,由于出口限制面過寬,使得一些已經被開放的產品,其配套產品的出口因未被解除管制而遇到麻煩,這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對華技術出口。
盡管美國的對華技術出口限制很多,但是其是否達到了當初所希望的保持30年技術差距的目的,這一點甚至美國有關部門也在懷疑。2002年2月,美國審計總署向美國參議院遞交了一份報告,題目為“出口限制:美國急需就中國半導體產業快速發展作基本政策評估”。在該報告中,美國審計總署認為,中國的半導體現代化進程非常迅速,美國的出口限制政策未能起到相應的阻止作用,因此,在美國的國家安全和商業利益之間,應重新進行評估和權衡。
事實上,由于美國的出口限制,已經使美國相關企業在對華技術出口方面陷入相對落后的地位。據統計,2002年,在向中國出口高新技術產品的排名上,第一位的是日本,其次是東盟、中國臺灣,美國僅列第四,在中國高技術產品進口中的比重為13.47%。
眾所周知,美國在高科技產品方面的優勢是其他任何國家不能比的?萍嫉陌l展,需要市場的消化,也需要市場的推進。在今后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將是全球成長最迅速的高科技產品市場之一。如果美國置這么大的市場于不顧,繼續實施惡意的對華出口限制,不但無助于中美貿易平衡,而且也不利于美國的技術進步。最終的結果也將證明,所謂的領先技術30年的冷戰思維將是多么可笑。
原產地誤區帶來外貿統計麻煩
當“中國制造”被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掛在嘴邊的時候,很少有人去研究,那些貼著“中國制造”標簽,從中國流向世界各地的產品,有多少是地地道道的中國貨,中國人從這些所謂的“中國制造”里面賺了多少錢。
這里面牽扯到一個專業的貿易術語:原產地規則。
原產地規則這一概念是隨著國際貿易的發展逐漸浮出臺面的。W TO的前身關貿總協定在制定有關原產地規則時,一方面是為了保證國際貿易的正常有序進行;另一方面,對原產地的保護成為一項重要內容。其中特別規定,“締約方必須相互合作,制止濫用商品名稱假冒產品原產地的行為,不使具有特殊地域名稱或地理名的產品受到損害!
正是因為如此,中國近幾年掀起來一股原產地保護熱,對一些特殊的、知名的商品依據W TO原產地規則進行了保護。
但是,在國際貿易方面,原產地規則出現了新的情況。
典型的例子發生在上個世紀80年代。當時,英國和日本的相關企業合資生產一種轎車,該轎車的英國國產率超過60%,沒有達到80%。英國認為,只要超過60%,原產地就是英國,就是英國車。但是法國認為,只有達到80%的國產化率,才能認定是英國生產。由于該款車沒有達到這一要求,因此應該看作是日本車,其在法國的銷售就要受到限制。
由于類似的案例越來越多,如何認定原產地就成為關貿總協定原產地規則談判中的一個重要議題。最后,在W TO有關文件中作出了這樣的規定,所謂原產地“應為完全獲得該貨物的國家;或如果該貨物的生產涉及一個以上的國家,則為最后進行實質性改變的國家!
雖然W TO有了這種原則性的規定,但是具體到每一個國家,對此總有不同的理解,尤其是,何為“實質性改變”,實在是一個很難界定清楚的概念。
對此,商務部條法司司長張玉卿曾經舉過一個例子:美國人習慣戴帽子,中國對美出口了大量的帽子。其中很大一部分,帽子的所有原材料都是從國外進口的,只是在中國進行了加工,然后就貼著“中國制造”的標簽出口了。張司長說,在這頂帽子里,中國實際上只是賺取了比例很小的加工費而已。但是在貿易統計上,卻由此增加了中國的順差數字。
張司長認為,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原產地規則問題沒有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直到今天仍沒有切實的解決問題的辦法。這使得中國的對外貿易統計出現了相當嚴重的問題。
這個話題引申開來,有關專家認為,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生活的全球化、國際化和自由化達到一個新的階段,各國的經濟國界日漸模糊。尤其是跨國公司,憑借其強大的實力在全球進行戰略布局,國際貿易已經完全擺脫了傳統的以國界劃分的模式,既往的統計方法不能客觀反映國家間的貿易關系。換句話說,我們已經不能簡單地以所謂的貿易順差或者逆差來判定一個國家的競爭力。
著名經濟研究機構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羅奇說過,從1994年至2003年中,中國的出口從1210億美元發展到3654億美元,是從前的3倍。其中外國投資公司或合資企業貢獻了出口增長的65%。從這個現實,很難說中國奪走了其他國家的份額。這實際上也是原產地規則誤區帶來的麻煩。
原產地規則的誤區,是中美貿易逆差中的一個重要因素。中國要不要解決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是否繼續像現在這樣只要從中國出口的統統貼上“中國制造”的標簽,需要有關部門作相應的工作。
這個問題解決了,中美貿易逆差問題又會降下一大截數字。
人民幣遭遇妖魔化
美國帶頭逼迫人民幣升值應該成為2003年全球范圍內的重大經濟新聞。
關于人民幣匯率問題,綜合各方面專家意見,主要有三條:第一,人民幣目前不宜升值;第二,人民幣的國際化和匯率機制的市場化,是大方向,但是,這一調整應該以不破壞中國國民經濟的穩定性為前提;第三,2003年度的人民幣升值風波,更多的是由于美國國內經濟問題、2004年美國大選等外來因素的影響,人民幣匯率問題成為美國政客贏取選票的“替罪羔羊”。
由于美國在逼迫人民幣升值的行動中摻雜了太多的非經濟因素,這一行動不僅遭到中國的強烈抵制,連西方經濟學家也紛紛出面進行反駁。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羅奇就表示:中國不是靠著低估的人民幣而獲得競爭力,中國的競爭力主要來自于勞動力成本、技術、質量控制、基建、不斷提高的勞動力隊伍以及一貫改革的熱情和實際行動。羅奇還認為,中國經濟剛剛走出通貨緊縮的區間,如果人民幣升值,那么由于進口商品的價格降低,中國有可能輸入通貨緊縮。
盡管如此,美國政府對于人民幣匯率的壓力沒有減少。就在溫家寶總理訪美期間傳來消息,中美兩國今后還將舉行雙邊磋商活動,就人民幣問題進行溝通。
不但人民幣問題,事實上,隨著中國整體經濟實力的提升和越來越深入地融入到國際經貿體系中去,中國即使不參加G7俱樂部,也會逐漸參與W TO成員之間的一些固定和非固定的經貿協商機制。而每一次、每一個方面的協商,都是一次考試。
人民幣問題就是擺在中國有關部門面前的一張試卷,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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