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屆三中全會后，長期困擾民營企業的體制性障礙即將冰融雪消。民營企業不僅將面臨更好的外部環境，而且面臨實質性的投資和贏利機會——

　　□文/本刊駐京記者鄧娟

　　通讀長達1。2萬字的《決定》全文，人們發現其中對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有重大促進作用的條文占了相當大比例，且十分“解渴”。道理也很簡單：這個決定是有關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目的是更多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而非公有制經濟與市場經濟具有天然的聯系，是市場經濟賴以建立的主要基礎。中國二十余年來市場取向的改革，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是為非公有制經濟拓展空間的改革。

　　那么，《決定》給非公有制經濟或者說民營企業提供了哪些投資機會？創造了哪些發展條件？

　　利好1：民企獲得國民待遇，競爭環境可望顯著改善

　　《決定》第5條是“大力發展和積極引導非公有制經濟”。這部分內容放得如此靠前，在黨的文件中并不多見。如何發展？有一個重要的說法：非公有制企業在投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與其他企業享受同等待遇。

　　這是在黨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到非公有制企業與其他企業享有同等待遇。

　　《決定》中的這段話意味著，在國民經濟中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民營企業將和國有企業、外資企業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而民企一旦改變“二等公民”的地位，其競爭力將顯著增強。改革二十年來，民企的競爭優勢在內部，即機制靈活；劣勢在外部，即享受次國民“待遇”，在市場準入和資源配置中處于不利地位。以外貿經營權為例，自1999年開始下放企業外貿經營權以來，私營企業經營外貿的審批條件明顯高于國有企業。按照中國加入WTO的承諾，中國將在3年內放開外貿經營權。《決定》將縮短這一進程。

　　當然，民企國民待遇的落實并非易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副所長張文魁認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政策環境不平等，與政府在資源配置和經濟管理中的力量太大且隨意性太強有極大關系，主要體現在復雜繁瑣的審批制度上。公有制經濟在幾乎所有的領域都是“已進入者”，大多不需要再通過審批，而非公有制經濟在許多領域是“未進入者”，需要通過審批；或者，在處理公有制經濟的審批中出于社會穩定等政治需要而放寬尺度、實行傾斜政策。要改變這些，政府必須自覺壓縮自己的自由裁量權。

　　利好2：首次明確私產保護，“原罪”隱疾遇到化解契機

　　令關注民營經濟的人士注意的另一個亮點是，決定第6條“建立健全現代產權制度”部分提出，“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有利于維護公有財產權，有利于保護私有財產權。”這是黨的文件中首次出現“保護私有財產權”的表述，也是首次將保護公有財產權和保護私有財產權并列。這段話的后邊再次強調“要依法保護各類產權”。

　　對于《決定》作出這樣的表述，多數專家和民營企業家贊譽有加。《決定》的這種表述，在中共中央向全國人大提出的修憲建議中也有反映。中國科學院國情研究中心的康曉光研究員說，這次對憲法提出的修改在十處左右，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把“三個代表”的思想寫進憲法。其他重要的內容還包括保護合法的私人財產、允許公民自由遷徙等。其中保護合法的私人財產應該說是對民間一直呼吁的“私產入憲”的一種回應。不過他似乎并不認為“私產入憲”有很大必要：“其實中國的民法對保護合法的財產早就有明確的規定。很多呼吁‘私有財產不可侵犯’的人都是代表大富人的利益，而并不代表人民群眾的利益。我就很少見到有什么‘陽光富豪’站出來要求保護私有財產，恰恰是那些‘問題富豪’在這方面的要求最為急切”。

　　康曉光的話涉及前一段廣受爭議的私營企業“原罪”問題。“原罪”該不該受到豁免到現在也沒爭出個眉目來，但《決定》明確出現“保護私有財產權”的字眼，且這種表述要寫入憲法，對那些有“原罪”心病的私營企業主來說無疑是一種良性的心理暗示。

　　今年8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向十六屆三中全會提交的一組研究報告中，曾涉及“私產入憲”問題。這個中央政府智囊團的課題組建議“進一步強調對私人財產的保護”。“盡管有的同志認為憲法已經明確宣示，國家保護公民合法財產的所有權，沒有必要調整，但我們認為，由于憲法對保護公共財產的宣示要強烈得多(社會主義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國家保護社會主義公共財產，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破壞國家和集體的財產)，這種區別性的宣示可能被理解為區別性的政策，所以仍然有必要在黨的文件中和憲法中進一步強調對私人財產的保護。”現在看來，中央接受了這個建議。或許，這真是化解“原罪”問題的一個契機。

　　利好3：民企可放心購買國企股份，參與處置國有資產

　　第4條是“推行公有制的多種有效實現形式”，其核心內容是“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這就意味著，今后絕大多數國有企業將改組為股份制企業，且鼓勵非公有資本參股，而且，從《決定》的措辭分析，非公有資本參股國企一般情況下沒有股份比例的限制。這就是說，私營企業參股乃至收購國有企業的意識形態障礙完全消除了。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副所長張文魁認為，十六屆三中全會第一次提出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這是很大的突破。以前的提法是，股份制是“一種”實現形式。這一變化意味著國有企業多元化的速度會大大加快，為民營企業和外商購買國有股份創造了機會。

　　 利好4：市場準入放寬，民企可進入壟斷行業和關鍵領域

　　《決定》還透露一個重大信息：民營企業可望參股一些過去完全由國企壟斷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在這方面，至少有三個重要信息值得企業關注。

　　一是民營資本“非禁即可入”。《決定》提出：“清理和修訂限制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消除體制性障礙。放寬市場準入，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及其他行業和領域。”以前，這種提法只在領導人的個人講話中和地方政府的一些文件里出現過。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調研，在廣東省國有經濟可以進入80多個行業，外資可以進入60多個行業，而國內的非公有資本只能進入40多個行業，也就是說有一半左右的行業非公有資本是無法進入的。這次明確講只要沒有“禁入”的都可以進入，將大大加快行業準入的開放進程。

　　二是“需要由國有資本控股的企業，應區別不同情況實行絕對控股或相對控股。完善國有資本有進有退、合理流動的機制，進一步推動國有資本更多地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民間資本有望進入一些仍須由國有資本控股關鍵行業，其股份比例視該行業的敏感程度而定，在有些行業有望接近國有股(國有資本相對控股)。

　　三是“對壟斷行業要放寬市場準入，引入競爭機制。”到底哪些壟斷行業要放寬市場準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向中央提交的報告中有六條具體建議，這些建議很可能成為下一步的決策。六條建議中與市場準入相關的內容是：

　　改變當前只重視重組，忽視“新廠商進入”的局面，放松市場準入管制，除了具有自然壟斷特性的領域(如電網、鐵路路網)保持國有控股外，其它領域對外資和民營資本開放；

　　建立公正、透明的準入制度，公開決策程序；

　　在一些行業進行諸如航線資源等稀缺資源的公開招標制度，確定稀缺資源的使用時間，使在位廠商因可能失去已占有的稀缺資源而改進服務和降低價格；

　　凡是對外資承諾開放的領域應首先對民營資本開放。建議加快鐵路部門的改革，研究鐵路部門實行“網運分離”及其他改革方式的可行性，總結鐵道部組建客運公司先行試點的經驗，爭取在2004年著手進行鐵路運輸體制的改革。加快對郵政部門實行政企分開；

　　縮小現郵政系統的專營權；

　　在非專營權領域開放市場，引入競爭；改革郵政行業的管制制度。

　　這意味著，民營企業有望在鐵路、郵政等目前仍政企不分的壟斷經營領域獲得投資機會。

　　 利好5：投資審批制改為備案制，民企丟掉緊箍咒

　　決定第19條是“深化投資體制改革”。今后，國家只審批關系經濟安全、影響環境資源、涉及整體布局的重大項目和政府投資項目及限制類項目，其他項目由審批制改為備案制，由投資主體自行決策。對必須審批的項目，要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權限，擴大大型企業集團投資決策權。

　　這條政策將產生兩方面的影響：約束政府或國企投資，給民營企業投資決策松綁。其具體含義是，一般投資項目無須審批，只須備案即可。一直以來，企業上任何項目都要審批，對于沒有“娘家”的民營企業來說，打通一個個審批“關節”要花費的時間和精力往往比建設項目本身還要大。投資從審批制到備案制，將大大減少民營企業的外部管理成本，提高項目運營效率，有利于迅速抓住市場機會。

　　此外，必須經過審批的特殊項目，審批過程也有望規范化。而且，審批權限有可能更多地下放給地方政府和一些大型企業集團，這無疑也對民營企業投資決策有利。

　　從另一角度看，由于今后投資審批的對象更多地落在政府投資的項目上，行政性重復建設將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這將相對提高民營企業新上投資項目的競爭力。

　　利好6：創業板與企業債曙光初露，民企融資環境有望改善

　　《決定》第15條是“大力發展資本和其他要素市場”。其中有兩句話引人注目：推進風險投資和創業板市場建設；積極拓展債券市場，擴大公司債券發行規模。這兩句話與民營企業的融資有重大關系。

　　創業板市場千呼萬喚不出來，人們以為已經胎死腹中，《決定》中的這句話卻使人們重新看到了希望。創業板市場一旦推出，將為眾多的高科技創業型小企業提供穩定的融資渠道，同時也將為境內外的風險投資提供批量的投資項目。顯然，這個領域是民營資本、民營企業的天下。

　　企業債券政策的放寬也有利于民企融資。在不久前結束的全國政協十屆三次常委會上，原國家財政部部長劉仲藜談到《決定》提出加快發展企業債券問題。他說，要改革現行企業債券的行政審批制。如果繼續由政府審批企業債券的發行，廣大中小企業仍然解決不了融資難的問題，也擺脫不了“企業發債，老百姓買債，政府還債”的惡性循環。改革要采取近期目標與遠期目標相結合的方式，近期目標是減化審批手續，放寬審批額度，改革多頭管理；遠期目標應取消企業債券的發行、交易、利率、用途和額度方面的行政審批，以市場機制來運作。除此之外，要積極培育和發展信用評級機構、投資銀行等各類中介組織，盡快修改《企業債券管理條例》等有關法律條文，為企業債券市場發展提供法律支持。對于貸款難度遠大于大型國有企業的中小型企業和民營企業來說，這當然是好消息。

　　 利好7：參與中小金融機構改造，民營銀行將借船出海

　　深化金融企業改革也成為《決定》的一個重要內容。從報告分析，民營企業今后投資金融機構有三大路徑：

　　一是等待大型國有商業銀行實行股份制改造并上市，民企可以成為這些大型商業銀行的股東，但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估計國有資本不會放棄其絕對控股地位；

　　二是參與由原城市信用社改造而來的城市商業銀行的再改造，或參與少量尚未改為商業銀行的城市信用社的改造，發展以社區銀行為主要形式的中小金融機構，并有可能占據控股地位；

　　三是參與改造農村信用社，發展農村社區銀行。

　　目前我國已先后設立了11家股份制商業銀行和112家城市信用社，以及數以萬計的農村信用社。因此，對我國銀行業來講，引進民間資本，發展非國有民營銀行的路徑，既可以是“新設”，也可以是“改造”。有專家認為，鑒于我國中小銀行已為數不少，通過引進民間資本，對現有風險不大的中小銀行(特別是城市商業銀行、城市信用社)進行重組和股份制改造，使之走上市場化經營軌道應當是最佳選擇。

　　農村信用合作社是為農村地區提供貸款服務的主力，但是大多數農村信用社歷史包袱沉重，存在大量不良資產。為解決這一問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建議，中央和地方政府按照一定比例出資，解決農村信用社歷史包袱。在此基礎上，實現農村信用社的私有化，理順產權關系，使其走上可持續發展之路。顯然，民營資本在這個領域可以有所作為。

　　利好8：積極的就業政策將使民企兩面受惠

　　(《決定》有兩處涉及就業政策。第28條，“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努力改善創業和就業環境……從擴大就業再就業的要求出發，在產業類型上，注重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在企業規模上，注重扶持中小企業；在經濟類型上，注重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第13條，“改善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就業的環境……取消對農民進城就業的限制性規定，形成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的制度。”

　　這種“積極的就業政策”將從兩方面有利于民營企業。首先，從擴大就業的角度考慮，政府將扶持民營企業發展。因為中央已經看到，個體私營經濟對于就業增加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狹義的個體私營經濟的從業人員就超過了8000萬人，而國有企業的在崗職工人數只有5000多萬人，國有企業的下崗分流人員許多被個體私營部門所吸收。因此，在就業成為政府頭號政策目標的背景下，以產業形態以勞動密集型為主、企業規模以中小企業為主的民營企業將受到政策的較多照顧。

　　其次，“積極的就業政策”將為民營企業提供更充足的勞動力資源，從而降低民營企業的人力成本。因為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的主要容納地就是民營企業，今后更是如此。而民營企業使用農民工，往往受到地方政府的種種限制。《決定》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的制度”，將十分有助于消除民工進城的障礙。民營企業為使用民工擔驚受怕的日子就要過去了。

　　(編輯趙代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