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董偉

　　在今天舉行的東北振興戰略國際研討會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部長劉世錦指出，以重化工業為主的國有大企業是東北沉重的歷史包袱。這些歷史包袱成為制約國有企業改革深化最為棘手的問題，解除國有企業的歷史包袱需要政府的必要支持。從建立新體制的角度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等任務屬于政府提供公共產品的范圍。政府作為國有企業的直接所有者，在國有企業轉軌過程中承擔著特殊責任。

　　“為什么要支付改革成本？”劉世錦指出，這不僅僅是為了“解困”，不是為解除包袱而解除包袱，更不能理解為向國家要錢的借口。政府花錢是在買機制，支付必要的改革成本后，一定要有相應的改革成果。改革成果應該包括：使職工身份由“企業人”轉變為“社會人”；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形成；分離企業辦社會部分，使企業專注于生產經營；職工與企業的關系理順，企業資產有可能進入重組程序。總之，要讓被舊體制束縛的人和資產流動起來。

　　不過，劉世錦認為，銀行的不良債務不宜列入由政府直接支付的改革成本的范圍，盡管銀行不良債務的形成有某些體制性和政策性原因，但大量的還是出于企業經營的原因。

　　作為學者，劉世錦對需要政府支付的改革成本作了初步估算和建議———以遼寧省為例，職工身份轉變(15萬人)補償，需要15億元，中央支出5億元；養老和失業保險、低保補助資金缺口33億元，中央支出11億元；分離企業辦社會機構所需資金(5年費用)80億元(其中中央企業54億元)，每年中央支出用于中央企業10億元左右，補助地方5億元；解決廠辦大集體職工安置問題，中央一次性支出36億元，以后(初步確定4年)每年26億元至31億元。

　　他認為，國有企業改革方案應體現的原則是，在較高的政府層次上制訂一套改革方案，根據企業的實際情況分批、分階段實施；支付改革成本與出改革成果掛鉤，專款專用，不準挪用；在較高政府層次上集中支付改革成本，避免在較低層次上分散、隨機支付；中央企業應服從并積極配合整體的改革方案。

　　在劉世錦的方案中，此次改革成本應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支付。因為，在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改造中，許多改革成本是由中央企業或下放給地方的中央企業帶來的，中央政府應負很大責任。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應分清責任，分攤出資，通過協商確定各自在改革成本支付上的分擔比例。

　　他建議，中央政府應將對東北老工業基地的資金支持主要放在支付改革成本、推動企業轉軌上。中央和地方政府花錢買機制，企業發展所需資金靠市場，這是兩件必須區分開來的事情。

　　民企外商熱情不高關鍵在“潔凈費”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所副所長張文魁提出，“潔凈費”即改制成本由誰擔負還不明確，是當前民營企業和外商對參與大型國企產權改革熱情不高的重要原因。

　　張文魁說，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為大型國企的產權改革指明了方向，即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許多競爭性行業的企業都可以放棄國有控股地位。即使需要國有控股，也可以實行相對控股。國有獨資企業只是極少數特殊企業。

　　過去中小國有企業改制普遍采用了“內部型改制”的形式。過去5年，遼寧地方3700多戶工業企業有近3000戶成為非國有企業或者破產兼并，其中實行股份合作制的為348戶，整體出售的1136戶企業中有一半左右是出售給內部人(管理層等)。下一步的大型國企產權改革，必將主要采取“外部型”的方式，所以民企、外商的介入特別重要。

　　但是，由于過去國有企業實行的是“低工資、全福利”，國有企業對職工有許多隱形負債(承諾)，再加上冗員普遍較多、職工身份比較特殊等，而民企、外商不愿意繼續承擔或者要解除這些承諾，所以需要支付“潔凈費”。

　　然而，在東北，大型國企有相當多(特別是重要的企業)是中央企業而不是地方企業，但中央企業的社會職能剝離、冗員分流、社保并軌等卻導致地方負擔加重。也就是說，中央企業改革卻需要地方買單。

　　另一方面，中央企業集中了優質資產，盈利性強，而地方企業資產質量相對較差，盈利性弱，而且不少地方較困難的企業是由中央下放的。因此，地方不足以支付下一步國有企業改革所帶來的直接和間接成本。

　　如何建立資金轉移通道？張文魁說，惟一的辦法是處置優質國有資產及出售盈利性強的國有企業以籌集足夠費用。所以，應該出售中央企業的股份以籌集這些費用。

　　參加此次研討會的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是首次來華，和他一起來中國的還有三個大的代表團：一個是由研究人員組成的代表團，還有是分析師組成的代表團，另外還有世行的其他代表組成的代表團。他表示，世界銀行非常關注中國東北的振興工作，并愿意為其出謀劃策。

　　他認為，在建設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制度，但必須做到一點，就是調動老百姓的積極性。他所說的“老百姓”還包括機構性的參與，就是說東北地區的振興不僅是政府的舉措，更重要的是各種各樣的機構的參與。

　　盡管是首次來華，但弗朗索瓦·布吉尼翁顯然對中國并不陌生。他認為，東北轉型是一個非常急迫的問題，也是非常有挑戰性的任務，需要解決很多問題———

　　一是不夠高效的地區間的一體化。中國已經加入WTO，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在一個區域發展方面，靈活性就變得非常重要。根據以往的經驗，在重工業方面，比如汽車或是東北地區比較傳統的行業。這些行業會受到WTO的一些影響，希望從中央政府的層面上控制一下，不要一擁而上爭取同一個項目。在發展服務業方面，由于農業經濟受到外來影響，大量農民工涌入城市，這些都是行業重組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

　　二是怎么定位地區的優勢，是政府還是市場的選擇。顯然，這位副行長傾向于市場的選擇。他認為，首先要有些市場自發形成的新型的有前景的公司，這樣才能吸引到有潛質的企業家。把這些資源和投資留在該區域里，才能對地區環境起到支持作用。

　　(本報沈陽12月3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