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見習記者孫雷

　　北京報道

　　中國經濟究竟是冷還是熱？是在走向通脹還是走向通縮？一段時間以來，對中國經濟發展態勢的各種意見主張紛至沓來。而日前，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分析小組最新發布的《 2003年第三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以下簡稱《報告》)，也許又會引發新一輪的思考和爭論。

　　行情“看漲”下的貨幣控制

　　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前三個季度，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8.5%。工業品出廠價格比上年同期上漲2.4%。主要產品中，原油價格上漲24.9%；鋼材價格繼續上漲，中厚鋼板上漲20.3%，薄鋼板上漲13.1%，線材上漲14.3%，普通中型鋼材上漲13.7%。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上漲4.5%。

　　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分析小組在《報告》中分析指出：“目前，生產價格、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房地產價格快速回升，要防止出現資產價格過快上升，形成資產‘泡沫’的危險。在最終需求不旺、中間產品供大于求的情況下，如果不控制貨幣信貸的高增長，也可能會進一步加劇供大于求的狀況。”分析小組的對策是“適度控制貨幣信貸的增長，既可以防止通貨膨脹，又可以防止通貨緊縮”。

　　“如果沒有控制的話，從6月以前的那個貨幣增長速度來看，很快就會出現比較高的通貨膨脹。但6月后央行一直在對貨幣投放量加以控制，從控制情況看，貨幣增長速度還是比較慢的，央行的措施已經有一些效果了。如按7～9月貨幣數量走勢估量的話，會微微有些通脹，但從現在的情況看還是適度范圍的。不過這種狀況能持續多久還需要繼續觀察。”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宋國青教授對近期央行所做的控制貨幣增長速度的舉措做了謹慎的肯定，同時他也指出，“從現在情況看，央行需要考慮比較合適的度，這個度是由央行來把握的。”

　　在一片看“漲”聲里，中國國際金融公司董事總經理許小年在近期的一番講話頗耐人尋味。“盡管在今年三季度以來，我們看到一些通脹的跡象，但是消費物價指數的上漲和生產資料價格的上漲，并不反映中國經濟內部供求失衡的情況，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成本推動的，我們發現中國生產資料價格今年以來的變動，其中約75%左右可以由國家能源價格來解釋，我們國內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大約50%左右也可以由國際能源價格指數的變動來解釋。所以，它基本上是屬于成本推動型的輕度的通脹，如果扣除國際能源價格的影響，并且剔除了糧食價值對消費物價的影響，我們發現中國經濟仍然處于通縮之中，換句話說，還是總供給大于總需求。”

　　兩種“過熱”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首席經濟師祝寶良提出的兩種經濟過熱可能性分析，似乎給了人另外一個思路。祝寶良說：“我們一直在跟蹤觀察中國經濟是否存在兩種過熱，一種是傳統意義上的實體價格過熱，即總需求超過總供給造成物價持續、大幅度的上漲；另一種是投資過熱，即所謂資產價格過熱，由于主導部門增長過快引起投資增長過快，在調配需求不足的情況下，往往引發通貨緊縮。這種過熱往往伴隨股票價格上漲，資產價格的上漲，形成股市泡沫。像日本的泡沫經濟、美國的IT泡沫都是這種情況。”

　　以這兩種可能性為參照系，祝寶良說：“我們目前的基本判斷是，第一種經濟過熱出現的可能性不大，消費品物價不會有大幅的增長。第二種過熱在目前情況下也沒有存在。”

　　從《報告》所提供的數據來看，今年一至三季度，投資需求成為拉動經濟快速增長的最主要因素，其中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30.5%。由于目前我國的投資品價格較低，所以今年扣除價格因素的實際投資增長率僅次于1992～1993年，成為我國歷史上投資增長速度最快的時期之一。

　　如此高的投資增長，為什么還不存在第二種所謂的“經濟過熱”呢？祝寶良有自己的一番道理。在他看來，當前價格上漲的態勢主要來自于投資的高增長，而投資的高增長在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中有其合理性。他的理由是，一方面，我國進入重化工業化階段，投資規模大是重化工業化階段的一個特征；另一方面，我國城市化進程加快，市政建設和基礎建設投資需求強勁，這兩方面的原因都在要求著投資高增長期的到來，而我們的股市連續三四年下跌，并沒有所謂資產泡沫問題。房地產價格也在上漲，但是漲也不多，7%到8%的樣子，也沒有很大的泡沫問題。

　　“非理性”沖動

　　“但同時，這種增長又存在著非理性的成分，主要問題在于，一方面，商業銀行信貸投入過多過快；另一方面，剛剛換屆以后，地方政府都想大干快上。”祝寶良也分析了目前這種投資的高增長中存在的問題，商業銀行信貸和地方政府的自發沖動是他所說的“非理性成分”的基本組成。

　　不約而同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呂政所長和財政部財科所劉尚希博士在分析目前價格和投資問題時，也都提到了這兩方面的原因。

　　呂政所長對記者說：“這些漲價主要是由需求來拉動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房地產開發、各個地方城市改造、工業園區的建設，不排除一些廠家趁機抬高價格。局部投資增長過大，信貸投資過快，生產資料價格增長很快，但消費物價增長幅度還不到百分之一，有過熱的跡象。”

　　在談到貸款增長過快的原因時他說：“商業銀行認為回報比較好或者是風險比較小所以愿意貸款，而且，儲蓄如此之多，不貸出去怎么辦？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發展，地方政府追求政績。這些因素都對投資高增長有很大的影響。”

　　財政部財科所劉尚希博士也分析說：“商業銀行從過去的惜貸到今天大量放貸，實際上都是防范金融風險的問題。過去為防范金融風險，搞了一個貸款人終身責任制，所以誰也不敢輕易貸款，出現了惜貸的問題。現在，之所以大量放貸，一方面，主要是貸給地方政府，風險較小；另一方面，目前銀行考核的一個硬指標便是不良貸款降低的速度，而不斷地增加貸款，對稀釋不良貸款有非常明顯的效果，這是今年投資過快的主要原因。”

　　在談到地方政府在這輪投資高增長中起到的作用時，劉尚希博士并不同意地方政府“非理性沖動”這一提法，“你不能說它是非理性沖動，它也是理性的，從各個地方來看都是理性的，但合起來看就是非理性的，產生了合成謬誤。”

　　政府與市場的協調

　　那么，國家是否意識到了這些問題？如何才能真正解決這些問題，從而讓中國經濟保持良性的發展勢頭？

　　“國家已經意識到這些問題，并在采取措施加以解決。”祝寶良很肯定地告訴記者。“近期比如《121》條款的出臺，銀行準備金的上調百分之一，都是央行比較有力的調控措施。銀行方面在進行窗口指導的同時，實行信貸資產的五級管理，來控制不良貸款。對地方政府的過多介入投資領域的問題，現階段一個有力措施是嚴格控制開發區的審批。地方政府很大一部分資源就來自當地的圈地。明年，政府將進行投融資體制改革和土地制度的改革，投資的決定權由地方政府下放給企業，對這一問題將會有更好的解決。”

　　而劉尚希博士卻認為，問題并不這樣簡單，他說：“地方政府許多官員還沒有意識到，政府與市場間的關系已經徹底顛倒過來了。政府的作用越大，市場的作用空間就越小。地方政府職能轉化問題就是從政府與市場分工的角度來看地方政府應該干什么，不應該做什么。本屆政府提出‘四個協調’，其中一條就是要協調好經濟與社會的發展。”在他看來，只有真正解決了政府機構職能轉換問題，理順了政府與市場的分工，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目前面對的投資過快增長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