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孫銘

　　北京報道

　　22日上午9：30，謝平準時來到社科院金融所，為研究生講解貨幣規則理論的最新進展，一如往常。學生們尚不知道的是，僅僅在兩天前，“謝老師”的官方身份已發生重大轉變 ：由學術研究型官員——中國人民銀行(以下簡稱央行)研究局局長——轉換為決策行政官員金融穩定局局長。

　　同時被任命為央行關鍵決策行政崗位的學者還有易綱，原為貨幣政策司副司長的他被扶正，擔任該司司長。在銀監會職能從央行分離后，這個崗位對央行來說舉足輕重。同時易綱仍兼任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秘書長。與謝平同時履新的還有戴根有、穆懷朋等多名司局級干部，原貨幣政策司司長戴根有任征信管理局局長，原貨幣政策司副司長穆懷朋接替謝平出任研究局局長。另外，人事司、調查統計司、金融市場司、反洗錢局、支付結算司、國際司等部門的負責人都進行了調整。

　　分析人士指出，兩位學者出身的官員被委以如此關鍵重任，應是央行行長周小川新政的關鍵步驟，從中可以折射出央行的新定位和新思路，因而備受矚目。

　　在這次人事調整中，人民銀行行級領導名單沒有最終宣布。

　　首任金融穩定局局長謝平

　　48歲的謝平被推到了中國經濟關鍵部門的關鍵崗位。

　　按照經濟學常識，金融是經濟的血脈，央行是金融的心臟，而本屆央行最重大核心的使命是化解多年積累下來的金融風險，并在開放環境下求得穩定發展。

　　金融穩定局作為新設部門，2003年9月30日出現在本屆央行職責“三定”方案的突出位置也就不難理解。

　　根據央行的“三定”方案，金融穩定局職責新穎復雜，極具挑戰性——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和協調發展。它要負責研究銀行、證券、保險業協調發展問題，以及研究金融業改革發展規劃，并要對金融系統風險進行評估；同時也要負責研究實施防范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政策措施，負責處置高風險金融機構有關的救助、重組等工作。另外，金融控股公司和交叉性金融工具的監測、管理人民銀行與金融風險處置或金融重組有關的資產也是該部門的任務。

　　工作千頭萬緒，且無先例可循，勢必要求金融穩定局的局長要具有深厚的學術背景，在對中國金融業的各領域有著深刻理解的同時，又要對金融全局的系統協作有著統一入微的認知。這無疑對首任金融穩定局局長謝平提出了極高的意志和智慧的挑戰。

　　謝平的求知渴望和自強不息的意志力對于再苛刻的人都難以挑剔。謝平1955年7月15日出生于浙江省溫州市。1971年初中畢業后，16歲的他離開家鄉，遠赴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做過農工，甚至當過掌大勺的司務長，直到6年后才返回溫州。動蕩歲月雖浪費了他許多時間，但這段知青經歷，卻磨練了謝平非凡的意志。回到溫州后，他在造船廠輪機車間當工人，在業余時間他堅持自學，并頗具眼光地選擇業余科技大學學習英語專業。1982年他以優異的成績考入西南財經大學經濟學系，如愿以償攻讀碩士學位研究生。1985年畢業后他開始了在人民銀行的職業生涯，但僅在總行調查研究室工作了9個月后，他又進入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攻讀博士學位。1988年畢業后重返央行，先后在利率儲蓄管理司、政策研究室、非銀行金融機構司任職。他在1997年11月曾到人民銀行湖南分行任行長，1998年8月回總行后一直擔任研究局局長。可以說明謝平在金融研究圈內的學術水平的是——中國經濟學術的最高獎之一——孫冶方經濟科學獎，謝在1996年和2000年曾兩度獲獎。他在2000年度的獲獎論文《新世紀中國貨幣政策的挑戰》提出，中國貨幣政策無論是在最終目標、中介目標、操作工具還是傳導工具方面都遇到了困難，中國的貨幣政策不可避免要面對諸多挑戰，顯示了謝平對中國金融問題的全面洞察。

　　評論人士指出，謝平面對的最大堅關是：如何在現有諸多體制困擾的情況下，使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領域良性互動，理性共贏，而不是互相轉嫁危機，激化矛盾。而最刻不容緩的就是銀行和證券市場的悖論問題。早在2000年12月“中國宏觀經濟形勢世紀論壇”上，謝平就指出：“證券市場的發展降低了金融風險。”但從那時到現在，中國股市上證指數已經從2000余點降低到目前的不足1400點，2002年11月，謝平承認中國直接融資比例由最高10%降低到5%。因此，現在謝平面對的焦點是，如果通過四大國有商業上市，充實資本金，降低銀行業風險，卻會使證券市場再受重創，而四大商業銀行未來的不良資產總額可能進一步增大。

　　解決金融各領域錯綜復雜的問題，達成良性互動的共贏需要大突破、大智慧和大勇氣，謝平適逢其會。熟悉貨幣政策與財政、證券、匯率政策的協調，應是謝平被選的原因之一，擔任非銀司司長和湖南分行行長的一把手經驗應該是另一原因。做出這一決定，央行顯然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易綱出任貨幣政策司司長

　　與謝平相同的是，新任貨幣政策司司長易綱也曾是“知青”，而且兩人也都具有博士學位和研究背景，但兩人差別在于，謝平是一直扎根國內的“土博士”，而易綱則是地道的美國“洋博士”。

　　在今年的央行“三定”方案中，金融市場局從貨幣政策司分離出來，貨幣政策司的職能更加專心——主要以利率、準備金率和再貼現率和現金政策等貨幣工具調控中介市場，調動商業銀行，影響宏觀經濟全局。易綱所面對的挑戰是，本屆貨幣政策司所面對的經濟和金融環境空前復雜：主要商業銀行對貨幣工具更欠敏感；大量的海外熱錢流入；隨著跨國銀行逐漸進入人民幣業務，金融系統逐漸開放，人民幣貨幣工具與美元等外幣貨幣工具相互影響日趨緊密。

　　熟悉易綱的一位人士說，易綱的海外留學經歷，扎實的西方宏觀經濟學功底正可以學以致用。

　　易綱的人生曲線在“老三屆”中堪稱完美：1958年3月5日出生于北京，高中畢業后到北京順義縣高麗營公社插隊，任知青隊長。這段艱苦的知青經歷，成為易綱一生寶貴的精神財富。1977年他考入了北京大學經濟系，1980年被北京大學選派到美國留學，從此開始了他在美國十余年的奮斗生涯。在美國，易綱如饑似渴地汲取了發達市場經濟中各種流派的經濟金融理論。他在哈姆林大學學習兩年后，獲該校管理學學士學位，此后進入美國伊利諾大學經濟系學習，1984年獲碩士學位，1986年獲該校經濟學博士學位。他畢業后進入美國印第安那大學經濟系任教，憑著過硬的學術成績，于1992年獲印第安那大學經濟系終身教職，并晉升為副教授。

　　本可以在美國潛心研究金融理論的易綱卻選擇了回國。1993年他與林毅夫、張維迎、海聞等發起并組建了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出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導師。

　　易綱回國后，一直致力于將金融理論研究中國的實際問題，這些研究成果無疑為他以后出任貨幣政策司司長打下了深厚基礎。1991年他提出貨幣化的理論模型，解釋為什么中國改革過程中貨幣增長率遠遠大于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之和；1992年他系統地研究了中國的貨幣供給機制，于次年發表了對中國貨幣需求函數的研究成果；1994年論述了金融改革與其他改革的關系；1995年調研了人民銀行一級分行、二級分行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1996對中國金融資產結構進行了全面分析，討論了發展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關系和策略。1997年起他開始任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副秘書長，此后任秘書長和貨幣政策司副司長。

　　業界人士分析，金融日見開放下的貨幣系統政策將是易綱面對的堅硬挑戰。2002年4月，易綱曾在一次論壇上，以《中國未來的貨幣政策》為題發表演講，可作為他的新思路參考，他說：“在(未來)開放經濟條件下，我國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的取向是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人民幣仍不能自由開放，(需要)保持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改進匯率制度，協調好本外幣政策。但是，資本項目的逐步開放是國際趨勢，在實現資本項目開放和人民幣完全可兌換之前，我們要進行匯率制度改革，以減少其對我們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度的沖擊……”

　　易綱的大思路顯然相當清晰，是否知易行難關鍵看其協調和溝通能力。熟悉易綱的人士評價說，易綱為人隨和，不事張揚，處事嚴謹負責，言談邏輯嚴密。

　　周小川式央行與美聯儲的味道

　　在謝平和易綱新任命的同時，央行多個部門進行了人事調整，央行周小川內閣的基本框架已成。

　　接替謝平出任研究局局長的是穆懷朋，此前他是貨幣政策司副司長，同樣具有深厚的學術背景。貨幣政策司原司長戴根有出任新設立的征信管理局局長。征信管理局負責承辦信貸征信管理工作，以及擬訂信貸征信業發展規劃、管理辦法和有關風險評價準則。觀察人士分析，由深諳貨幣政策的老將戴根有出任征信管理局局長，反映了央行對該局的重視。

　　這次新設立的反洗錢工作局是在原央行保衛局的基礎上強化的部門，該局負責承辦組織協調原由公安部承擔的國家反洗錢工作，研究和擬訂金融機構反洗錢規劃和政策，以及匯總和跟蹤分析各部門提供的人民幣、外幣等可疑支付交易信息。反洗錢工作局局長由原人民銀行上海分行副行長凌濤出任。凌濤由于在反洗錢工作的前沿——上海——有豐富的工作經驗，分析人士認為，他將把中國目前正在如火如荼進行的反洗錢工作推向一個高潮。

　　金融市場司也是新設部門，主要管理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銀行間債券市場、銀行間外匯市場和黃金市場。金融市場司司長由曾任辦公廳副主任的張曉惠出任，她也有在貨幣政策司工作的經歷。

　　這次涉及調整的部門還有人事司、調查統計司、支付科技司和國際司。學者型人才出任關鍵部門的領導顯然是這次央行人事調整的一大特色。周小川成功地將自己身上的學者味道變成了整個央行的氣質特征，而在業界評價周小川的語言風格越來越像格林斯潘的同時，央行由這次人事變動也更像美聯署了。

　　隨著銀監會的成立，央行的金融監管的職能被分拆出去，央行強化了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有關的職能。但是，如何提高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水平，成為擺在央行面前的一道難題。尤其是去年下半年以來，貨幣信貸快速增長，固定資產投資發展迅猛，中國面臨著新的經濟過熱的危險，但是如何對癥下藥，央行卻左右為難。央行擔心，如果采取了嚴厲措施，恐怕會扼殺新一輪快速增長的經濟周期，重新陷入通貨緊縮的泥潭，但面對快速增長的貨幣信貸，央行又不能坐視不管。自今年6月份以來，央行接連出手，發布了針對房地產泡沫的121號文件，出臺了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等一系列重大舉措。但是由于傳導機制本身——尤其商業銀行為圖謀上市而大肆放貸——存在嚴重缺陷，央行貨幣工具出現失效陰影，并面臨著空前的壓力，121號文件遭遇很大阻力，上調準備金率又導致債市大幅下挫，市場信心低迷。央行的貨幣政策似乎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境地。

　　一位不愿公開姓名的學者分析：對于解決傳導機制，盡管人們普遍認為必須對國有商業銀行進行根本體制改革，但那非一日之功，遠水解不了近渴；因此，如何越過某些中間困擾，對經濟基層、市場主體產生直接影響，亦成為必須和無奈之舉，而易綱和謝平都是在市場上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這也讓央行在需要影響經濟基本面的時候，周小川比格林斯潘擁有更多的演講人選擇。

　　對于央行學者化的猜想，20日在人民銀行分支行長座談會上，周小川的正式語言是：“要盡快建立一支學習型、研究型、專家型、務實型和開拓型的干部人才隊伍，匯聚起一大批懂理論、懂業務、懂管理、具有宏觀分析能力的一流專家，為全面做好新形勢下的中央銀行工作提供可靠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