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爭取建立一個好的市場經濟，并不只是為了我們自己，甚至不只是為了我們這一代人，說到底，是為了解答一個困擾了好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問題———怎樣才能振興百年積弱的中國

　　如果說十年前市場經濟路向的確立是市場發育的第一推動力，那么進發階段的推動力則源源不斷地來自于社會各階層的接續。十年市場路，正是一個各方身體力行，不斷發力、 不斷調整路標并步步突圍的征途。這里選取的，只是眾多推動者群像中的個案。

　　市場經濟十年

　　□本報駐京記者馬克

　　從上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吳敬璉親歷了中國經濟改革的每一次重大事件，直接或間接參與了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十四大、十四屆三中全會、十五大、十五屆四中全會報告的擬定，為中國經濟從計劃體制轉向市場體制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進入21世紀，吳敬璉致力于法治和憲政研究，他認為這是中國避免陷入“權貴資本主義”泥沼的惟一路徑。

　　再過3個月，吳敬璉就滿74歲了。他說，我個人的生命是同中國改革事業聯系在一起的。我總覺得，爭取建立一個好的市場經濟，并不只是為了我們自己，甚至不只是為了我們這一代人，說到底，是為了解答一個困擾了好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問題——怎樣才能振興百年積弱的中國。

　　“吳市場”的脫胎換骨之路

　　1989年和1990年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最為低靡的兩年。

　　1990年7月5日下午，中南海勤政殿，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召開經濟問題座談會，十幾位經濟學家應邀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鵬、喬石等領導同時在座。

　　首位發言者的矛頭直指1984年以來的改革方向，他說，1988年的通貨膨脹等問題，都是因為市場取向這一錯誤的改革路線所致，經濟改革必須堅持計劃取向、堅持計劃經濟為主體，市場調節為補充。

　　他的發言結束后，會場出現了片刻的沉默。大家都知道，1989年以后，要計劃還是要市場已經成了一個“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

　　第一個打破沉默的是吳敬璉。他針鋒相對地回應說，出問題的原因不是改革的市場取向不對，而是市場取向的改革不夠堅決、不夠徹底。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這個口號不妥，改革的方向應該明確為市場經濟。

　　吳敬璉的發言幾次被反對者打斷。有人說，中央從來就沒有講過市場經濟，還有人說，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我們只能討論如何結合。

　　吳敬璉的支持者只有劉國光和86歲高齡的薛暮橋兩個人。但是他們據理力爭，強調市場取向的改革方向絕不能動搖。

　　幾天之后，吳敬璉接到一個老朋友的電話，說已經有人把他稱作不與中央保持一致的“吳市場”。

　　吳敬璉感慨萬千。30多年的慘痛經歷告訴他，中國經濟的出路只能依賴市場取向的改革，但這條出路卻被思想上的障礙堵得嚴嚴實實，中國的前途到底何在？

　　他想起了16年前去世的摯友顧準，正是與顧準的交往，才使自己大徹大悟，從一個篤信蘇式計劃經濟的教條主義者，逐步轉變為現代市場經濟在中國的播種者和捍衛者。

　　1971年，41歲的吳敬璉深深地折服于顧準的錚錚傲骨和深邃思想，兩人在干校朝夕相處，很快成為生死至交。在顧準的影響下，吳敬璉讀名著、學英語，兩人學思相長，層層深入地破解那個困惑他們多年的共同問題：為什么千百萬人滿懷理想、奮斗犧牲，得到的卻是“四人幫”的封建法西斯專政？

　　顧準像一面鏡子，從這面鏡子中，吳敬璉不僅看到了現在的自己——一個人格獨立、思維睿智的知識分子，也看到了過去的自己——一個一度塵蔽心智、唯書唯上的風派人物。

　　此后的歲月里，他常常自問：在中華民族經歷過的彎路和悲劇中，我們每個人都扮演了什么樣的角色？難道我們就無愧于心嗎？難道我們就沒有責任嗎？

　　最讓吳敬璉愧疚的是：他曾經批判過自己的老領導孫冶方。1964年，中科院經濟所所長孫冶方因為堅持社會主義制度下企業也應講利潤、講成本而遭到大規模批判，批判陣營的骨干之一，正是他器重過的吳敬璉。

　　盡管早已得到了孫冶方的原諒，但這段歷史仍然每每讓吳敬璉懺悔，一遍又一遍，吳敬璉告訴自己和他人，這個由于自私和盲從而犯下的錯誤是自己終身的教訓。

　　往事悠悠，歲月如昨，1990年夏天，花甲之年的吳敬璉再度面臨巨大壓力，但此時的他已經榮辱不驚，在這個改革陷入低潮的時刻，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清楚自己該做些什么。

　　1992年初，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姓‘社’姓‘資’”的爭論塵埃落定。

　　當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開，江澤民向全世界宣布，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吳市場”有了全新的含義。8年后，吳敬璉回顧起那段“黑云壓城城欲摧”的日子，他說：“顧準臨死也沒有看見曙光，孫冶方還在改革道路的探索時期就辭世了，薛暮橋也只參與了市場經濟藍圖的制定和開始階段的施工。我比他們幸運得多，因而責任更大。我現在不是為自己的主張被采納而欣喜，而是為正確決定執行得不夠快和不夠好而惋惜。”

　　為法治和憲政而吶喊

　　世紀之交，中國加入WTO已成定局，中國在市場經濟的路上漸行漸遠，再難回頭。但是，中國的前途從此就高枕無憂了嗎？

　　1992年的秋天過后，和許多為市場經濟奮斗多年的同仁一樣，吳敬璉一度以為，中國已經走上了康莊大道，經濟昌盛、人民幸福只是個早晚問題。然而，面對腐敗蔓延、貧富分化、法制不彰、社會失范等現象，他開始意識到，市場經濟的天空并非都是一片湛藍。

　　1997年7月，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在危機最為嚴重的印度尼西亞，一年不到的時間里有超過一半的國民財富化為烏有。慘痛的事實促使中國經濟學界深刻反思自己曾經鼓吹過的政經不分的“東亞發展模式”，反思普遍存在于東南亞各國的cronycapitalism(權貴資本主義，又譯為裙帶資本主義或親朋好友資本主義)。

　　最早引入“尋租”理論的吳敬璉對中國權錢交織的現狀有著清醒的認識，他深知：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兩千多年專制傳統和四十年計劃經濟傳統的發展中國家，稍有不慎，就會滑入“權貴資本主義”的泥沼。

　　從1998年秋天開始，吳敬璉如同一個守夜人，時時敲響“防止權貴資本主義”的警鐘。他說，市場經濟是有好壞之分的。目前世界上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占了絕大多數，但是好的市場經濟、也就是法治的市場經濟并不多，大部分國家仍然在權貴資本的支配之下，在壞的市場經濟中掙扎。今天的中國已經出現了權貴資本主義的苗頭，要想遏制這一苗頭，惟有在經濟上發展獨立的民間企業，在政治上實現法治和憲政。

　　他特別強調，要警惕那種打著改革旗號、動輒以國家利益為幌子，實際是想固化現有的雙重體制以便保持既得利益，甚至繼續“設租”的力量。

　　他說，改革的大關還沒有過，就是因為體制未改的國有部門還支配著一些重要資源的主要部分。

　　他不僅說，而且做。比如，多年以來，他持之以恒地反對國有資本壟斷證券市場、反對股市為國企脫困服務、反對政府托市、反對審批制的股票發行制度、抨擊操控股票二級市場的幕后黑手、揭露既得利益者通過制造股市泡沫侵吞公眾財富的險惡用心。

　　吳敬璉關于股市的言論引發了2001年的股市大討論和隨之而來的監管風暴，有人給他打過恐嚇電話，有人往他的家里扔過石頭，但他也因此而被稱作“中國經濟學家的良心”。

　　2002年以來，吳敬璉越來越多地與法學家呆在一起，他的文章和言論中越來越多地出現法治、憲政、民主這樣的關鍵詞。

　　2003年，中國經歷了震驚世界的SARS危機，吳敬璉公開聲援率先戳穿謊言的蔣彥永大夫，并且積極支持新聞媒體對SARS真相的報道，積極參與對SARS危機的反思。他在一篇公開發表的文章中寫道：“重要的不在于宣言，而在于建設對基本人權和對政府權力約束都有明確設定的憲政秩序；這就是說，要按照中共十六大的決定，推進政治改革，提升政治文明，發展民主政治，建設法治社會。”

　　“皂雕寒始急，天馬老能行”，作為當代中國的一個符號性人物，吳敬璉的影響已經遠遠超越了經濟學家的職業范圍。他的學識、他的操守、他的社會責任感，匯集成他獨特的人格魅力，感染了一批又一批他周圍的人，而每多一個被他感染的人，中國走向“好的市場經濟”就多一份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