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智毅/文

　　匯率升值壓力主要來自人為因素。但在人為因素中，匯率問題已不再是一個簡單的貨幣理論問題，最根本的還是一個利益博弈和生存哲學問題。

　　人民幣匯率升值的討論似乎沒有結束的跡象。美國還在進一步向中國施壓，匯率問題 政治化意圖明顯。

　　政治問題自有政治家去回應，但最近國內一些學者也開始呼應，提出人民幣需要重估。這就需要我們好好來評估一下，人民幣到底怎么啦？這個問題不弄清楚，心里沒底不說，麻煩可能還會不斷。

　　人民幣匯率作為人民幣對外價格，受多種因素影響。簡而言之，影響因素有三：一是經濟因素，二是制度因素，三是人為因素。

　　在實物貿易占主流的背景下，影響匯率水平的主要是經濟因素，形成了購買力平價理論；在資本自由流動背景下，影響匯率水平的主要是制度因素，形成了相應的匯率制度理論；在金融全球化背景形勢下，影響匯率水平的還有人為因素，強勢文化特征明顯。目前，中國經濟正處于一種混合經濟狀態，三種因素對中國匯率都構成影響。

　　進一步分析：經濟因素主要包括6個方面的內容：勞動力價格比較(人力因素)、自然資源比較(物力因素)、資金短缺程度比較(財力因素)、技術裝備優勢比較(技術因素)、市場化程度比較(交易成本)、綜合國力比較(規模因素)。

　　制度因素主要包括5個方面的內容：經常項下可兌換程度(貿易過程中的貨幣交換成本)、資本項下可兌換程度(資本流動的貨幣交換成本)、匯率的生成機制(交換機制)、匯率風險控制機制(遠期交易市場)、外匯儲備(集中程度)。

　　人為因素主要包括4個方面的內容：流行范圍(持幣偏好)、人民幣預期(公眾信心)、貨幣當局政策取向(匯率在貨幣政策操作中的作用)、外部利益協調(博弈結果)。

　　據上述角度可以看出，從勞動力價格看，中國勞動力成本具有相當大的比較優勢。在中長期內，中國將保持這一優勢，維持商品低價位。從自然資源看，中國地大物博，資源豐富，產品成本可控程度高，低價位優勢很難動搖。

　　從資金短缺程度看，中國已經積累了較為雄厚的外匯儲備，融資渠道較為暢通。

　　從技術裝備看，我國生產企業的優勢并不明顯，但中國產品大都以低端技術生產，主要不是依托高科技。

　　從市場化程度看，市場配置資源已成為主導力量。

　　從綜合國力看，我國經濟實力空前增強。

　　綜合分析，中國出口競爭優勢主要不是貨幣貶值的優勢，而是經濟基本面的競爭優勢。目前人民幣匯率反映了中國產品成本的基本構成，經濟基本面并不支持人民幣升值。

　　人民幣經常項下可兌換程度已經實現，貿易過程中的貨幣交換的制度性障礙已解除。人民幣資本項下可兌換進程尚未實現，這種制度安排將維持外資向中國的單邊流動。人民幣匯率的生成機制市場化程度還不高，使匯率的人為調控程度增加。匯率風險控制機制基本上還沒有建立起來，增加了匯率波動的內在張力。從匯率生成過程看，中央銀行作為最大買家，對匯率形成了實質性控制。

　　結論是，在現有制度框架下，貨幣當局完全有能力維持現有匯率水平不變，并對經濟貿易活動不會構成制度性障礙。維持人民幣基本穩定具有操作性，是可行的。

　　隨著綜合國力進一步加強，人民幣的國際偏好程度會越來越高。中國政局穩定，經濟增長強勁，人民幣預期向好。匯率在整個貨幣政策操作中的作用會逐步加大，存在通過匯率升值來減少基礎貨幣供應的壓力。從外部壓力看，人民幣匯率正演變成一種政治壓力。從人為因素看，人民幣匯率確實存在升值壓力。

　　可見，匯率升值壓力主要來自人為因素。但在人為因素中，匯率問題已不再是一個簡單的貨幣理論問題，最根本的還是一個利益博弈和生存哲學問題。針對促使人民幣升值的陰謀，福布斯雜志發起人里奇·卡爾加德一針見血地指出：“我相信世界上有比SARS、比天花更可怕的病毒，這就是一個國有的經濟必須建立在另一個國家的衰弱上，就是你死我活的思維方式。”不知這些外來聲音對某些國人有沒有啟示。

　　作為長期對策,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機制的改革方向是對,但是一個漸進過程。作為短期措施,可適當放寬外匯管制,調整出口退稅政策,從而緩解外部壓力。

　　總之，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緩解外部壓力、探索引入彈性生成機制是當前匯率政策的基本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