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向諸如“裙帶資本主義”之類壞的市場經濟并不難，但走向“好的市場經濟”則需要積極創造條件，需要付出艱苦努力

　　胡舒立/文

　　終于，盼了很久也議了很久的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在10月14落下了帷幕。

　　我們很快將有機會看到此次全會最重要的文件，亦即《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和《中共中央關于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下稱《建議》)。而從全會公報透露的種種信息，從會議前后中央的一系列行動部署，已可嗅出這次全會將深刻影響歷史的不同尋常之處。

　　從本世紀之始，國內經濟學界的有識之士總在說，中國在選擇了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之后，還應當懂得市場經濟本身亦有好壞之分。中國應當努力探索如何走向“好的市場經濟”。這話雖然通俗，其中道理卻很深。世界上有那么多國家都在搞市場經濟，畢竟只有少數國家建立起了“好的市場經濟”。毫無疑問，已經走上了改革不歸路的中國會繼續在市場經濟道路上走下去。這個時候應當清醒的是，如要滑向諸如“裙帶資本主義”之類壞的市場經濟并不難，但走向“好的市場經濟”則需要積極創造條件，需要付出艱苦努力。

　　我們有理由期待，此次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和《建議》，將成為中國選擇“好的市場經濟”的關鍵性步驟。

　　要做的事情很多，而首先應當關注的是如何突破種種障礙，加速而且深化改革，包括許多早已經確定、卻因為各種利益阻礙無法大步推進的改革。例如經濟體的所有制形式，在明確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大力發展非公經濟應當成為眼前的必須；而且在公有制的范疇之內也應承認，股份制，特別是混合所有制，應當是比國有獨資更有效率也更值得在當前提倡的所有制形式。惟如此，方可“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三中全會公報語)。再例如私有產權保障，直接關乎經濟的發展和私人投資意愿，學界業界呼吁期盼已有經年，理應建議寫入國家根本大法。如此還有許多，包括金融改革，包括土地制度改革，包括讓行政之手退出市場的種種改革，這些都是目標明確的基本改革，改革的步伐要堅決地邁出去。這是因為建立“好的市場經濟”，基于市場的原則和理念不能退讓或動搖。

　　“好的市場經濟”還有更高層次的價值訴求，此次三中全會提出的“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正體現了這種訴求，即所謂統籌兼顧，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中國這些年來經濟發展很快，而在贊嘆發展成果的同時，也應當考慮發展的代價。就社會角度而言，這意味著對弱勢群體的關心，意味著兼顧發展與公平，意味著付諸實質性努力改變不合理的城鄉二元結構，意味著教育、衛生、社會保險諸項事業發展，等等，也意味著整體經濟體制改革的相應步驟，其目標是讓改革使大多數人受益，防止整個社會兩極分化。因為好的市場經濟應當以強大的中產階級為基石，形成穩定和均衡的發展。就自然角度而言，則意味著對環境的保護和對生態平衡的看重。但愿經歷了春季的SARS、夏季的洪水之后，人們痛定思痛，已經感受深切，再不躊躇。

　　如何確立政府角色，明確政府和經濟人的關系，是建立“好的市場經濟”必然應對的根本性挑戰。中國傳統的計劃體制賦予政府無限權力，滲透到國民經濟的方方面面，在改革轉型中政府退出很難，卻又每常走向甩手不管的另一極端。此次三中全會提出“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正給政府角色做出清晰規定，“競爭”意味著政府之手不能籠罩經濟活動，而“有序”意味著政府應當成為維護市場秩序的“守夜人”。當好這個“守夜人”并不容易，因為如果對政府不進行約束，從“守夜”到“尋租”其實只有一步之遙。所以，尋求“好的市場經濟”，應當呼喚的是有效卻也有限的政府，這就需要制約權力，由是需要法治、民主建設和公民社會成長。

　　從1979年算起，中國改革已經走了25年，經歷了五屆關鍵性的中共三中全會。諸家媒體的有關回顧很多，可知改革并不順暢，大方向確定后仍然會有曲折有彎路，路徑的明晰是漸次逐步的。如今，中國改革又走在新的岔口上。此次三中全會正確地選擇了走向“好的市場經濟”，所需要的是真正理解這種選擇，然后在這條光明卻異常艱辛的道路上走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