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朱菲娜

　　從明年1月1日起，中國對現行出口退稅機制進行四大調整：適當降低出口退稅率；加大中央財政對出口退稅的支持力度；建立中央和地方共同負擔出口退稅的新機制；欠退稅款中央財政從明年起采取全額貼息解決。

　　從國內看，出口退稅欠款已經到了絕境，截至去年底，全國累計出口退稅欠款高達2477億元，根據今年的出口狀況，欠款余額很可能將突破3000億。國內對現存出口退稅制度的不滿情緒日益高漲。放眼國際，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四處皆是，在人民幣升值的可能性被排除后，中國政府選擇了降低出口退稅率。

　　但是，出口退稅率下調，除了能適時“攘外安內”外，對于我國這樣一個靠出口帶動經濟增長的國家來說，還將產生其他多重的影響，包括宏觀與微觀、政府與企業、短期與長期。

　　政府將支付改革成本

　　“這是我國現階段現實的選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外經部副部長隆國強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這樣認為，“而且，我國對外貿易正處在高速增長期，在此時調整出口退稅政策，時機選得比較好。這是一個進步。另外，新政策安排在廣交會之前公布，也表明了當局者的良苦用心，希望企業在廣交會談判時合理制定價格，盡量減少因此而造成的損失。”

　　外經貿大學中國WTO研究院院長張漢林教授對中國經濟時報記者說：“過去的出口退稅機制存在一系列的問題，已不再符合新形勢下現實的需要。近幾年中國出口猛增，但同時國際貿易摩擦也在正比例上升。外商投資企業演變成為中國出口主體，占出口總額的50%以上。加上現階段人民幣升值的壓力，若繼續消極地按照老政策發展今后的對外貿易，顯然不合時宜。”

　　“這并不表示政府不再鼓勵企業出口。”張漢林說：“根據目前對外貿易的發展狀況，保持出口退稅政策本身不變，對政策中的一些具體操作細節作適當的調整，短期內可能對出口有所影響，但長期來說反而會起到正面作用。作為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外貿與GDP之間應該有較平衡的比例關系，但我國30%以上的外貿增長要遠遠高于10%左右的經濟增長，巨大的差距反映出對外開放部門與國內產業部門的脫節。通過調整，使兩者發展更緊密，步伐更協調，這對宏觀經濟持續長遠發展必然有利。”

　　隆國強也認為：“下調退稅率可能是一項制度成本很高的舉措。如稅率下調后產品成本上升競爭力下降，導致部分企業轉產或倒閉，從而出現下崗失業等等。但基于我國外貿發展勢頭，對整個宏觀經濟影響不會太大。據我了解大部分企業寧愿國家及時退稅，對退稅率的高低反而不那么在乎。再說，離新政策的正式實施還有兩個多月時間，加上前期將近半年的頻頻吹風，相信企業能夠及時做出調整。”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院長李雨時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認為：“中國的外貿地位獨特，進出口和就業對拉動經濟增長貢獻很大。目前國內內需業已不足，出口減少將會導致就業、消費等連鎖反應，而不僅僅是出口產品競爭力下降的問題。對企業來說，相比較生產型進出口企業，純粹的外貿公司風險更大一些。”

　　出口退稅為減人民幣壓力而犧牲

　　總的說來，降低出口退稅率會明顯抑制出口。微觀上，使一些出口企業相對萎縮，這些企業相當一部分是勞動密集型的，因此就業壓力會增加；中觀上，勢必失去一部分辛苦得來的市場，開拓成本將更大；宏觀上，表面看減少了財政支出，但最終可能影響出口并影響GDP增長，降低財政收入增長，反過來加劇出口退稅的拖欠。

　　但與人民幣升值相比，這些都只屬于局部影響。

　　李雨時說：“中國很難不做任何犧牲而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在人民幣升值和調低出口退稅率兩者之間，選擇后者對于宏觀經濟的影響顯然會小一點。因為后者的影響面相對小一些，而人民幣升值將對中國經濟的基本面造成致命的打擊。因此，出口退稅率下調政策，將會在今后的人民幣幣值談判中爭取到主動權和寶貴的時間。”

　　張漢林也認為：“之所以棄人民幣匯率調整而選出口退稅率調整，很重要的原因是出口退稅政策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現階段的下調并不意味著永遠下調，我們還有權力根據國內外經濟貿易形勢的變化再作改變。因此，這次改革是我國駕馭國際規則的一個重要典型，同時也表明我國宏觀調控能力不是削弱而是增強了。”

　　但也有人士從上述“為保全局犧牲局部”的做法中看出了另一種意味，他們認為中國長期以來奉行的經濟發展戰略開始出現部分松動。中國一直堅持出口帶動戰略，但學界早已指出了這種戰略的弊端，無論是國內經濟形勢�煯a業結構難以優化�犨�是國際形勢�熱槍χ袊�的反傾銷日益增多�牰荚谛�告這種模式正面臨著危機和嚴峻挑戰。其中，出口不斷增長和外資大量搶占國內一些非高新技術的傳統領域之間的矛盾尤其突出。

　　退稅率調整對東部影響小于西部

　　自明年1月1日起，將由中央與地方按75：25的比例共同負擔出口退稅。對此，也有專家認為是有利有弊。

　　“中央與地方共同承擔，在過去的操作中實際已經存在，一些地方采取的暗補政策只是沒有特別明確和明顯。”張漢林認為：“這樣做有個特別重要的作用，就是把整個進出口貿易的發展與地方財政收入、地方經濟發展協調起來。外經貿并不是個單純的開放經濟問題，它更應該與國內的宏觀經濟緊密結合，與地方產業緊密結合，才能形成持續的外經貿發展動力，拉動地方經濟的發展，這樣對解決外經貿發展中的其它問題也具有重要意義。如加工貿易的落地生根，最重要的基礎就是讓加工貿易的產業價值鏈、增值鏈，企業的發展經營與地方經濟融合。”

　　但是，李雨時指出，這項調整可能會對西部經濟發展產生一些不利因素。一是西部地區本身財力有限；另外，取消或降低部分資源性產品的出口退稅，如原油、原木、鋁、磷、鉬、銅、煉焦煤、焦炭等等，很多都是西部地區極具競爭優勢的產品，這對出口產品結構單一的西部外向型企業來說可謂是不小的考驗。

　　和西部相比，東部地區的企業出口結構多元化，地方財政相對寬裕，因退稅率調整產生的影響小于西部。

　　張漢林說：“我特別希望外貿發展較為滯后的中西部地區，地方政府更要高度重視對外開放。如果因為財力緊張或困難放慢了對外開放的步伐，從而減緩進出口貿易速度和利用外資的速度，將對整個地方經濟產生更大的消極影響，也將會在更大程度上拉大地區差距。入世之后，我國已經出現了新一輪的地區不平衡，如果入世不能有效促進中西部進一步對外開放，新一輪的地區差距則會因為對外開放的原因而更加擴大。”

　　目前，有關中央地方共同分擔出口退稅的具體操作措施尚未公布。對此，隆國強認為：“既然要共同分擔，就應該全國平等，不能因為地區差異而區別對待。具體可以按出口商所在地來分擔退稅。”

　　張漢林也認為，若按零部件、中間產品的生產地來承擔稅率的話，情況非常復雜。建議按照最終產品的出口地原則，這也給企業一個導向，在收購某產品出口的時候考慮當地經濟的發展，這也將起到積極的協調作用。中國本是個統一的大市場，一些產品可能在某個地方生產卻由另一個地方的外貿企業采購出口，這的確會帶來不平衡。因此必須建立一個完善的現代化信息管理系統，協調各地之間的進出口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