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車海剛

　　“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關鍵在政府，必須解決‘誰來管政府’的問題。”19日上午，在由中國市場經濟研究會和學習時報社主辦的“學習十六屆三中全會精神理論研討會”上，中國人民大學的何偉教授這樣說。其他與會學者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

　　產權理論有重大突破

　　學者們幾乎一致認為，對產權問題的論述是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的一個重大突破。

　　清華大學魏杰教授說，全會在所有制結構問題上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首次明確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這反映了一個重要的觀念轉變——財富不在于誰所有，關鍵是怎樣使用；對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作了界定，提出“需要由國有資本控股的企業，應區別情況實行絕對控股或相對控股”，這意味著今后將很少有純粹意義的國有企業，充其量是國有控股企業；同時還明確提出要在投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外貿等方面，給予非公有制企業以平等待遇。

　　魏杰認為，這次全會《決定》中所論述的產權制度的基礎作用及現代產權制度的內容，其詳細和深入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具有實質性的創新和很強的可操作性。

　　中國市場經濟研究會副會長楊啟先在回顧了20多年來思想解放的歷程后說，從實行改革開放到十四大確立市場經濟體制，我們沖破了姓“資”姓“社”的困擾，卻在姓“公”姓“私”的問題上一直沒有徹底突破。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但由于什么是“現代企業制度”并不十分明確，只是將國有企業實行公司制作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一種“有益探索”，因而現代企業制度始終沒能很好地建立起來。此次全會從產權制度的高度使這一問題得到了根本解決。

　　中央政策研究室經濟局局長李連仲也表示，本次全會將產權定位為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內容，提出“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同十年前十四屆三中全會關于現代企業制度的論述相比，無疑是個重大的發展和突破。

　　改革的重點轉向政府

　　“全會提出要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提供強有力的體制保障，改革的目標越來越明確地指向政府。”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在發言中說。

　　周天勇說，政府的規模、職能、審批制度等等都將面臨著挑戰。他說，初次分配解決效率問題，現代產權制度可以為此提供保證；再分配解決公平問題，則需要政府在提供公共產品等方面發揮作用。

　　與周天勇一樣，國家行政學院周紹朋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何偉教授等其他幾位學者也一致認為，隨著十六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和《決定》的出臺，改革的重點和核心正由企業轉向政府。

　　何偉以西北某省沒收“油老板”資產的事件為例說，中央一直強調要毫不動搖地保護非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保護農民利益，但到了一些基層政府那里卻成了“毫不動搖地剝奪民營企業的財產、剝奪農民的土地”！

　　周紹朋引用一位中央領導的講話說，規范政府權力是今后體制改革的關鍵，政府必須按照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的思路來處理其與企業的關系。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宋養琰將國有企業、國有金融機構和政府職能比作“三鐵”，這“三鐵”都頭頂一個“國”字。他說，不對“三鐵”進行改革，就不可能建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部長盧中原說，政府應當成為完善產權制度和信用制度的表率，不能再讓行政權剝奪財產權、公權侵犯私權的案例屢屢發生。他還就政府管理經濟職能的轉變發表看法說，必須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的干預，減少行政審批，但絕不能靠有關部門自我申報、自我改革。

　　新發展觀引人注目

　　此次全會提出要“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并特別提出“堅持統籌兼顧”、“堅持以人為本”。盧中原認為，在一份關于體制改革的文件中突出強調發展觀，具有特殊的意義，說明我們已經開始注意汲取經濟和社會發展不相協調的教訓。他說，經濟領域的改革越來越受到非經濟領域改革滯后的拖累。

　　盧中原還就全會提出的“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分析說，城鄉分割的體制同壟斷行業、國有金融機構、全能政府，都是計劃經濟體制的核心部分，這次全會的《決定》實際上是向計劃經濟的核心部分發起了攻堅戰。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李成勛重點談了對全會所提“統籌區域發展”的理解。他說，《決定》提到要“有效發揮中部地區綜合優勢”，這給長期受到忽視的中部找到了一個合適的位置，但在政策上還需進一步明確。關于文件中的“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李成勛提醒人們注意東北后邊的那個“等”字，認為這對內陸許多老工業城市都有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