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雜志10月號 姜波

　　評價這個群體當然不能無視一定的社會政治經濟大背景，但是也絕不能把一切罪孽都推到社會環境上去！。

　　一段時間以來，一些媒體就中國企業家的“原罪”爭論不休，其實這是個偽問題。這 倒不是同意鐘偉先生痛斥的“惡法”之說，也不是贊同趙曉先生認為的那一觀點--產生“問題富豪”是因為“問題環境”、“問題政府”、“問題制度”；而是從整體上說，中國企業家根本不是一個圣潔的群體！

　　受人尊重的柳傳志坦言自己曾賴過賬、走過私；受人尊重的劉積仁檢討自己向客戶賣過根本沒用的軟件；同樣受人尊重的劉永好懺悔自己的部下以次充好、賺過500萬元昧心錢。目前在中國企業界具有道德號召力的領袖級人物尚且如此，那么中國的企業家中有幾人敢像富豪楊卓舒先生那樣宣稱自己是“陽光富豪”？不過，楊氏短短10年的發家致富簡直如天上掉餡餅一樣，順暢得令人不可思議；而且不知為什么，“陽光人物”卻拒絕披露自己納稅的詳細情況。在IT大潮中憑技術和膽識發家的富人們應該是受人尊重的吧，但據《中國企業家》報道說，一些網站上充斥著大量的黃色垃圾，如果真按刑法量刑，一些門戶網站的CEO們恐怕就要被判上個十年八年的。一位我至今仍十分敬重的國企老板幾年前曾坦率地告訴我說他有“小金庫”，“諸時健真傻，連假賬都不會做。如果一切都按文件、規矩、章程辦，在中國就沒法搞企業。”

　　的確，人們不能割斷歷史，不能無視一定的社會政治經濟大背景，不能把一切過失都算在企業家個人頭上，但是絕不能把一切罪孽都推到社會環境上。發家致富有各種途徑，對于那些以過人的敏銳、膽識和勇氣，沖破政策桎梏和體制枷鎖，以“投機倒把”或“違規上馬”而致富的人們，不僅不應該受到譴責，反而應該大加褒揚，因為他們不僅創造了財富為社會作出貢獻，而且他們是改革的先行者和推動者，實在是功不可沒。對于那些以先進的技術形成一定時期內的自然壟斷，或利用合理規則從事“金融游戲”而發家的人們，更不存在什么“原罪”。可是，在中國如此干干凈凈致富發家的人實在不多。有很多人是靠假冒偽劣、坑蒙拐騙、欺行霸市、強取豪奪積累財富的，這就根本不能歸咎于“問題環境”了，而是公開或隱蔽地掠奪，在哪種制度、哪個國家都是不允許的；至于暗箱操作、行賄收買、走私偷稅，更是為善良的人類所不齒，根本不是什么“政府”和“制度”的原因，根本用不著討論有沒有“原罪”問題。

　　我國古代圣賢認為，“人之初，性本善”，人生來本是一心向善的，只是由于后天和社會的原因，一些人才逐漸變惡的，所以必須“修身”。而西方的一種根深蒂固的觀點是，人生來都是帶有“原罪”的，如想得到來世的安寧，就必須在塵世中“贖罪”(這種“贖罪”，包括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一書所說的，以勤儉進取的精神取得和積累財富)；而且人生來的就是惡的，就是弱肉強食的，必須有絕大多數人們不得不接受的社會契約和規則來制約人性中的“惡”，這其中更多的是靠強制性的法律制約。不管從哪種意義上說，中國的企業家是并不應該帶著“原罪”來到這個世界的，但是由于種種原因，大多數企業卻是生來就與“罪”同行的。

　　這是因為，在農耕文化的民族心理和計劃經濟的管理體制急劇轉型的“非人格交易”時期，我們傳統的“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的道德信念“禮崩樂壞”了，必需的法律制度建設又相對滯后，整個社會缺乏制約，而且人們缺乏一種發自內心的對宗教的敬畏感，于是似乎出現了全社會的“道德缺失”。在這個意義上，日裔美國人弗朗西斯·福山說中國缺乏市場經濟最基本的社會資本——誠信，看來并不完全是空穴來風。“當時不這樣做，就活不下去”，這似乎成了不得已而為之的擋箭牌。但是你是活下來了，而且成為了大富豪，但你損害了民眾的利益，你蔑視了法律的尊嚴，你拋棄了道德的底線，你喪失了人性的良知！這“原罪”的烙印是抹不掉的。

　　人非圣賢，孰能無過。當然，人們不能要求企業家成為沒有缺點的完人；而且就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大環境來說，做道德“完人”恐怕就搞不成企業。一個有志向、欲成一番大事的企業家，其或多或少的“違規”可能是必然的。但是問題不在于“原罪”，而在于“贖罪”；而贖罪的前提是懺悔。柳傳志、劉積仁、劉永好們的坦誠，不僅沒有影響他們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反倒映托出他們人性的光輝。他們還會賴賬走私、以次充好嗎？恐怕不會。懺悔，是向善的關鍵一步。他們將會以實際行動為社會、為民眾積德積善，從而也取得了全社會的信任。

　　但是像柳傳志、劉積仁、劉永好這樣坦誠的企業家實在是太少了。的確有一批發了大財的企業家一貫是低調的，但眾多的企業家們在各種各樣的場合大講特講他們自己“光榮”的發家史；而且更令人無法容忍的是，一些帶有“原罪”、完成了血腥般原始積累的企業家，不僅沒有懺悔進而贖罪的意愿，反而繼續變本加厲地靠行賄腐蝕、權錢交易等手段強取豪奪，依然滾雪球般地掠奪社會財富。這些不斷在增添新的“本罪”的人們，反倒指責人們對他們的質疑是“仇富”，企圖使自己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財富合法化，甚至利用媒體給自己披上一件圣潔的外衣。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說，“富豪們也是一個弱勢群體”。他們弱勢嗎？就金錢和所能調動的社會資源來說，他們是一個極強勢的群體；但他們的確弱，弱在道德上，弱在社會正義的天平上。

　　余杰的一篇《余秋雨，你為什么不懺悔？》在全社會引起了轟動。其實，不懺悔的，豈止是幾個作家？提起給民族造成深重災難的“文化大革命”，人人都深惡痛絕，可除了巴金老人，有幾個人深刻地懺悔自己在那場“大革命”中的表現？盡管我們有“吾日三省吾身”的古訓，但僅僅是“內省”而已；在我們民族的意識深處，缺乏一種懺悔的情結。在當代，以風光無限的企業家群體為最甚，“英雄不問來路”，似乎成為他們最好的擋箭牌。

　　當然，我們講“原罪”，講“贖罪”，并不是要均貧富，并不是要大鍋飯，也不是要企業家個個都成為慈善家而把財產都捐給社會；只是期望在社會主義法制日益完善的今天，新創業的人們不再有“原罪”，已經富有的人們不再犯“本罪”，使企業家這個強勢群體(一定意義上的弱勢群體)真正能受到社會的尊重，真正能成為社會的中堅，而不是財產的巨人、道德的侏儒。合法的勞動收入和非勞動收入都應該受到保護，光明正大地創造財富的人是值得尊重的。在一定意義上，我們的富豪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如果中國能有幾個幾十個蓋茨和索羅斯那樣的世界級巨富，其綜合國力一定會躍上一個新臺階。

　　中國的企業家們，懺悔吧！這是第一步，如果你想道德自救的話。雖然，道德不是萬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