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培勇

　　近兩個月來，準確地講是在今年上半年國民經濟的各項統計數字公布之后，關于積極財政政策是否應當“退出”或“淡出”的討論熱起來了。

　　其實，大約早在兩年前，理論界和實際工作部門就有過所謂積極財政政策“淡出”的 討論，甚至進展到了“淡出”的具體方案的地步。只不過，在那一時期，人們所關注的主要是積極財政政策效益與成本的對比，所牽掛的主要是財政收支的可持續性。當然，由于市場環境依然要求擴大內需，經濟增長仍然離不開財政的“增債擴支”，“淡出”也就只能停留于策劃、準備階段。并且，在去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做出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重大決策以后，“淡出”的聲音也隨之淡出了。

　　這一次的討論有所不同：經濟形勢發生重大變化了。相當多的人認定，中國經濟已經走出持續了5年之久的低迷谷底，正在呈現出“過熱”的跡象。在這樣的形勢下，繼續實施財政上的擴張，不僅適得其反，而且會使效益與成本間的比較更加失衡。因而，積極財政政策必須“淡出”，甚至于“適時退出”。

　　當然，也有不同的說法：目前的經濟發展勢頭尚不明朗，各方面指標并未走上正常軌道，總體上仍屬“偏冷”狀態。故而，積極的財政政策還要“繼續積極”下去，仍要在保證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中起支撐作用。否則，來之不易的經濟增長勢頭很可能功虧一簣。

　　亦聽到了這樣的疑問：積極財政政策“淡出”或“退出”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樣的財政政策？按照“積極”的對應概念就是“消極”的邏輯，該不會要實施“消極”的財政政策吧？由此，似又把我們拉回了5年多前的有關積極財政政策的概念之爭。

　　糾纏于積極和消極的概念而忽略其實質內容，不僅于事無補，而且可能拖延必須做出的決策。問題是，經濟形勢確已發生變化，變化了形勢總要伴隨以宏觀經濟政策的相應調整。本著求同存異的思維習慣，我們總得在積極財政政策的調整上做點什么。

　　講到調整，在當前，可以看的比較清楚的是兩條：其一，已經實施5年的積極財政政策是有缺憾的。啟用積極財政政策的一個重要初衷，就是通過政府投資的拉動，最終刺激民間的消費和投資需求。但是，政府投資的單兵突進，換來的只是通過外部推動而形成的對經濟總量的直接拉動。在連續的、大量的政府投資面前，民間消費和投資需求，特別是前者始終未能真正活躍起來。甚至可以說，正是由于消費需求不足的拖累，我們才不得不在財政負荷沉重、潛在風險加大的條件下，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其二，已經實施5年的積極財政政策，在迅速加大了國債累積額和提升了國債負擔率的同時，亦使經濟增長形成了對財政支出擴張的日益嚴重的依賴。正如進兵須一鼓作氣、退兵不能轍亂旗靡一樣，即便積極財政政策要言退，也要有個漸進的安排。其間，需考慮到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等多方面的因素。也就是，“退出”必須是安全的、穩妥的、瞻前顧后的。

　　將上述種種背景收入視野，比較可行的選擇可能是，在經濟走勢真正趨向明朗并對宏觀經濟政策做出方向性的重大調整之前，將積極財政政策調整到“拉動需求＋推動改革”并重的思路上來。

　　具體而言，在“增債擴支”的過程中，每年1500億元左右的增發國債收入，可以調整投向，將推動擬議進行或亟待進行的改革作為投向之一，使前者的運作為后者的順利出臺或目標到位“鋪平道路”；在完善財稅體制的進程中，財政收入或財政支出任何一翼的調整，或者，財政收支兩翼的聯動，都可同擬議進行或亟待進行的改革相聯系，并可不惜以進一步加大國債發行規模的代價，為它們的順利出臺或目標到位“搭建橋梁”。

　　這樣做的好處，起碼有如下的方面：

　　第一，既脫出眼下的所謂“過熱”或“偏冷”、“適時退出”或“繼續積極”之爭，又盡可能降低積極財政政策的運行成本。從而，延續以往其對經濟持續、健康、快速增長的支撐力。

　　第二，在“以改革促增長”、“以改革促發展”的思路下，通過深化改革、縮短新舊體制之間的轉換期，盡快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從而，讓人們能夠在一個清晰的制度框架和確定的收支預期下放心地花錢、有理性地花錢，真正啟動消費需求。

　　第三，將短期的、旨在擴張需求的積極財政政策同長期的、致力于打造市場經濟制度基礎的經濟體制改革有機地結合起來，在整個經濟社會運行的大棋局中探尋保持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策略。

　　第四，在賦予積極財政政策以“積極”推動改革、“積極”致力于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積極”介入宏觀經濟調控過程的意義的條件下，讓積極財政政策永遠“積極”下去。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