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雜志記者胡潤峰

　　背景資料：汪潮涌先生1984年畢業于華中科技大學經濟管理系，隨后考于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研究生，后赴美深造。在華爾街創造了出生在大陸的中國人在華爾街的多項“第一”：是第一個到著名的大通曼哈頓銀行的中國人，是第一位到著名的標準普爾公司任高級分析師的中國人，是摩根斯坦利最年輕的駐外首席代表——駐華首席代表，后升為摩根斯坦 利的亞洲副總裁，并完成了多家中國巨頭公司在美國和香港上市。現任信中利投資集團董事長兼總裁。汪潮涌具有十余年國際頂級金融機構的從業經驗，歸國后并參與國家金融改革高層一些決策和實際操作。因其經歷，因其將學人的洞察、官員的現實和金融家的敏銳集于一身，汪潮涌觀點顯得彌足珍貴。

　　2002年是金融行業的多事之秋，新聞迭起，新政頻仍。這一年，資本市場的肅殺之氣貫穿始終，股市的資金鏈面臨“存亡續絕”之憂；國有商業銀行不高的績效使學術界開始熱烈鼓吹“民營銀行”，而政府決策層也在實際上開始了這方面的嘗試(參見《經濟》月刊2003年第1期封面故事《八個“民營銀行”行長的忐忑時刻》)。11月的十六大報告明確提出“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是年底，央行、證監會出現重大人事變動，這一變動發生在2003年3月份新一屆中央政府組建前夕，尤足耐人尋味。

　　新人、新事、新機構似乎都隱隱指示著一個方向：中國的金融改革在2003年會發生某些帶有“質變”特征的動向。

　　在北京公司會議室里，汪潮涌接受了《經濟》雜志獨家專訪。采訪從下午5點持續至晚上8點半。他的發言涉及金融監管、壞賬處理、銀行產權體制、民營銀行、混業經營、利率市場化、外資金融機構競爭、券商再造等當前中國金融業幾乎所有亟須解決的重大問題。《經濟》編輯部加以整理，名之“八論”。

　　一、加強監管并非“足夠重要”

    《經濟》：在一般意義上，把銀行監管職能從央行里面獨立出來有助于防范銀行內部風險、保證金融安全。考慮到目前中國的金融風險現狀，成立銀監會確實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舉措，是這樣嗎？

　　汪潮涌：我以為，如何加強金融監管，對當前中國金融業是個重要問題，但同時又并不是“足夠重要”的問題。中國的銀行的不良資產率、資本金充足率、資產利潤率等指標確實已逼近了一個令人擔憂的水平，加強金融監管，比如說采取成立銀監會這樣的措施，當然是有其必要性的。但是也要看到，中國金融業的諸多問題在根子上并非源于監管不力，而在其他一些方面。所以僅僅加強監管，是不能徹底扭轉中國銀行業的局面的。

　　《經濟》：最近英國《金融時報》、美國高盛公司、穆迪公司、法國里昂證券等國際權威金融機構先后發表了對中國銀行業的研究報告，這些報告都得出了一些令人憂慮的結論。以您對金融業的了解，您認為中國金融業的問題有多大？

　　汪潮涌：中國經濟可能沒有比整頓金融業更為重要的任務了。中國銀行業所存在的大風險，可能是國內經濟未來發展的最大障礙。如果金融業的風險處理不好，不僅可能導致巨大的金融危機，而且可能會使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的成果蕩然無存。目前，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滯后降低了全社會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效率，使一些頗具發展潛力的企業得不到必要的資金，導致我國經濟增長的潛力得不到充分發揮。中國銀行業的改革已是迫在眉睫，國有銀行又是重中之重。

　　《經濟》：您在美國金融業工作了很長時間。從中美對比的角度，您覺得中國銀行業的問題主要反映在哪些方面？

　　汪潮涌：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們只選一個比較直觀的角度切入。從最外在的層次觀察就會發現，中美兩國商業銀行在功能定位上差別就很明顯，由此導致對金融風險的控制有很大差距。

　　美國的商業銀行分三大類，各自功能定位明確：花旗、大通、美洲三大“貨幣中心銀行”是四大類業務：企業與機構，國際和貿易，零售業務，資本市場業務；“區域性銀行”基本沒有國際業務，企業和機構業務規模也較小；再往下是“社區銀行”，零售業務占比例最大。以一個很粗糙的標準，中國的商業銀行也可分為類似三種，比如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近似美國的“貨幣中心銀行”，城市商業銀行可以理解成美國的“區域性銀行”，中國的信用社可以理解為美國的“社區銀行”。問題是，中國的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在所有銀行中支配的金融資產比例過大，“工農中建”四大行支配的金融資產達到中國全部金融資產的60%～70%，其中又以中國工商銀行為最，獨占全國金融資產20%。這一壟斷地位又并非市場競爭的結果，而是行政權力所致，與其他銀行分工不合理，這就隱藏了很大的風險。美國對貨幣中心銀行和社區銀行的分工有界定，如前者不能跨州吸儲，只能跨州貸款，所以美國的貨幣中心銀行的營業網點遠沒有中國四大行那么多。中國的四大行在縣以下還設分支機構，從總行到省到地市再到縣，層級太多，共享資訊能力很差，決策鏈太長，總行控制風險的能力逐層衰減。四大行的呆壞賬大多發生在地方基層行便是明證。

　　在業務范圍上，中國的銀行80%的貸款集中在國有大中型企業、基礎設施建設、房地產開發等業務。這一類風險較高的大額長期項目，美國更多地通過資本市場，主要是證券市場中的債券來融資。債券能有效傳遞風險成本，通過投資回報和風險掛鉤等機制，根據發債體項目信用等級來設計不同利差，以規避風險。而中國的銀行卻把所有這些風險都集中在了一筆筆貸款上。

　　二、產權才是根子

　　《經濟》：如此說來，監管不就顯得非常重要了嗎？為什么您說監管不是“足夠重要”的問題呢？

　　汪潮涌：前面說到的中美銀行業之間的差別表面上似乎只在于功能定位和業務范圍這些方面，理論上說，這些方面可以通過外部監管加以調整。但實際上美國銀行的功能定位和業務范圍首先是市場競爭的結果，而這種市場競爭的前提又在于明晰的產權。有了明晰的產權，才能建立起合理的企業治理結構，從而不僅保證銀行作為企業的經營效率，也保證了金融業監管有了良好的微觀基礎。中國的銀行最現實的問題在于首先產權就是不清晰的，沒有清晰的產權這一基礎，外部監管是不能從根本上防范、控制銀行風險的。

　　《經濟》：中國的銀行基本上屬于國有，這首先導致地方政府對銀行的干預十分明顯，而這往往又是銀行壞賬的一大成因。比如許多地方政府給屬地內銀行施加壓力，要求給本地企業放貸，又對企業的賴賬行為采取事實上的縱容甚至鼓勵態度。

　　汪潮涌：所以銀行業的改革最根本的必須觸及產權。中國四大行目前是清一色國有產權，管理層向政府負責，沒有嚴格意義的董事會和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經理人員按公務員體例考核任免。不良資產的形成與這一產權體制直接相關。政府對銀行干預過大，對國企客戶天生偏袒，這非常不利于良好的還債體系和信用文化的建立。債轉股使本就脆弱的信用文化進一步動搖。如果不能把銀行產權和客戶產權區分開來，這個問題解決不了。從這幾年不良資產剝離后，新的不良資產產生速度就可以看出這一點。

　　《經濟》：股權多元化是銀行業改革的大方向，這一點似乎并無疑問。問題是目前中國的民間資本力量還不足以稀釋國有商業銀行的國有產權吧？

　　汪潮涌：確實需要一個不短的時期，不可能一步到位。可以首先考慮國有產權多元化，財政部、國企、投資機構參股，由單一國有到多元國有；第二步，再引進民資、外資，形成混合所有；還可以推行員工、管理層持股；最后可以通過上市改善公司治理結構。

　　目前四大行一步上市的話不是一個很好的做法，因為公共流通股比例少，國有股絕對或相對控股，不利于理順產權關系，大股東一股獨大，治理結構會存在很大問題。國有商業銀行采取的對策是分拆上市，中銀香港已成功在海外上市，為其他銀行的上市作出了樣板。

　　但四大行的問題在于債務過于龐大，不良資產包袱太沉重，股權改革會非常困難。

　　三、壞賬險惡

　　《經濟》：根據有關資料，就國際銀行業的水平而言，北美銀行的不良貸款比率最低，為0.96%，日本銀行為5.99%，歐洲銀行居中，中國銀行業的不良資產則嚴重得多。據經濟學家易憲容的分析中國銀行、工商銀行、建設銀行、農業銀行的不良資產率按四級分類法分別為24.12%、25.70%、14.92%、35.06%；按五級分類法為27.51%、29.80%、19.35%、42.12%。在您看來，不良資產對中國各大商業銀行的影響有多大？

　　汪潮涌：不良資產的危害是非常明顯的。首先它直接影響銀行資本金充足率。中國的銀行的資本金來自于財政撥款和歷年利潤結轉，沒有引資和上市渠道，資本金來源和增長速度有限。不良資產最后的核銷，會把資本金沖抵得蕩然無存。從理論上說，沒有資本金的銀行就沒有存在的理由。根據2001年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的最低要求，資本充足率平均應該在10%以上。但中國銀行體系資本充足率相去很遠。2001年中國銀行的資本充足率為8.30%，工行為5.76%，建行為6.78%，農行為1.44%。

　　充足的資本金是維護公眾對銀行信心的基本需要，也是銀行自身承受種種損失和風險的緩沖器。現在，國內民眾之所以對國有銀行有信心就在于有國家為后盾，如果國有銀行的改革力度加大并完全市場化，這時資本充足率過低，許多問題就會引發。

　　不良資產還會直接影響銀行的盈利。中國工商銀行總資產3700億美金，利潤不到10億，這是非常低效的投資，國家資產的增值回報是非常不理想的。很簡單，如果一個企業沒有盈利，要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和對員工的有效的激勵約束便是不可能了。

　　《經濟》：如何盡可能地解決不良資產問題，化解金融風險？

　　汪潮涌：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即使全力以赴解決不良資產問題，要想在2006年之前按照央行的要求把四大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率下降到15%也非易事。而銀行不良資產不化解，其他改革也會舉步維艱。

　　我的看法是，在存量由于歷史等方面原因而暫時無法解決的情況下，我們可以首先解決增量。首先是盡快發展和建立全方位信用體系。美國的信用體系是很值得我們借鑒的，它分三個層次，有消費者信用記錄體系，中小企業資訊信用機構，和為大型公司發行債券進行評估的標準普爾和穆迪公司，可以說是對全社會各經濟主體的信用都形成了功能健全的檢測和評估。信用體系是金融體系的基石，直接影響到金融體系安全，信用體系的建設對于一個社會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基礎設施建設。中國在過去20多年的金融改革中沒有把信用體系建設放在應有位置，這應該引起反思。

　　其次是銀行業務結構調整及功能調整，要把相當一部分可以通過資本市場、債務市場解決的任務交給它們，這不僅可以化解銀行風險，減少新的壞賬的形成，也可以推動中國資本市場的均衡發展。銀行也能產生新的業務，如為債市提供托管、銷售等服務，增加收入。

　　再次是金融工具的創新，美國經驗是銀行的金融資產債券化，從而減少風險，中國應該借鑒。

　　第四是提高業務人員素質，加強對信用風險分析，強化審批程序，發放手段科學化。

　　四、“混業”不那么迫切

　　《經濟》：有人推測金融混業的進程會加快。您對此怎么評價？

　　汪潮涌：人事調整后金融監管部門的領軍人物，從他們的知識結構和從業經驗等看，是朝有利于混業經營方向發展。但這并不意味著金融業一定會走向混業經營，而更重要的是，我們首先需要認真探討中國應不應該搞混業經營。

　　美國的教訓值得借鑒。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國金融業曾經因為分業經營模式在與日本、歐洲的銀行及券商的競爭中失利，當時世界前十名銀行幾乎被日本囊括，引發了美國金融界恐慌感。其后花旗銀行率先進入混業領域，通過收購旅行者保險公司和所羅門兄弟公司，形成橫跨商業銀行、投行、證券、保險的金融超市，理念是希望全球任何地方的花旗營業部都能提供全功能服務。但日本的金融泡沫和近幾年美國的企業丑聞，使業界開始重新審視混業經營。混業對監管的專業水準、風險控制等諸多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中國金融實行混業可能為時過早，對此需要慎之又慎。目前銀行、證券、保險等幾大領域的內功都沒有練好，而且中國金融業與發達國家所處產業階段和市場環境是不一樣的，監管水平又處于很低的狀態。當然不同金融機構互相合作、業務交叉，如證券公司為保險做銷售工作，銀行為基金做發行等，是值得鼓勵的。但我的觀點是，目前中國金融業對混業的需求并不迫切，迫切的是另外一些問題。比如信用體系建設，比如壞賬處理。

　　《經濟》：既然對混業的需求不迫切，為什么金融業界對這個問題如此熱心？

　　汪潮涌：很好理解。在股市比較低迷，銀行資金進入股市原通道受阻時，銀證混合、混業經營的呼聲自然會高起來，也容易被視為改善股市狀況的一個措施。

　　《經濟》：因此有觀點認為，混業會在中國金融業內醞釀巨大的風險，甚至有人說那是飲鴆止渴。您覺得這個說法有道理嗎？

　　汪潮涌：這種聲音至少是值得決策層認真聽取的。

　　五、利率市場化的關鍵意味

　　《經濟》：有一個現象很有意思。十六大報告中，惟一一處涉及金融改革的是“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但媒體對利率市場化的反應遠不如銀監會、人事變動這類問題熱烈。是利率市場化這個問題不那么重要嗎？

　　汪潮涌：恰恰相反。我認為利率市場化是2003年金融業改革中最具有實際意義、同時占據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核心地位的環節。

　　這一推導涉及兩個方面，首先一個方面，是利率市場化可以直接服務于控制銀行的不良資產率。現實中的一個兩難是，在現有的產權體制和銀政關系下，銀行向企業貸款，容易形成壞賬；而一旦要控制壞賬率，銀行就惜貸，不敢向企業貸款。但惜貸會造成優質客戶流失，銀行白白失去利潤，除非核呆，壞賬率還是降不下來。如果實行利率市場化，銀行把貸款利息和預期客戶風險掛鉤，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這個兩難問題：銀行不必惜貸，如果認為某企業預期風險大，可上調貸款利率上調，使風險通過利率溢價獲得化解。中國銀行業受央行利率浮動區間限制，缺乏根據風險定價的靈活度。國外一個3A信用企業發債體和3C企業發債體的利率會差別很大，息差可能會有3倍，而中國目前不超過40%。

　　當然以上是個很粗略的說法，實際上利率要市場化還需要一些前提條件。首先要求做到風險及信用等級分析的科學化。美國對客戶信用等級的評估有所謂“5個C原則”，有三大民間信用局，對客戶發生過的一切信用行為，以及所有相關因素進行記錄評級，銀行向信用局付費調來相關數據以確定客戶信用等級。中國缺乏這一套社會信用體系。

　　但不管怎么說，利率市場化是中國銀行業解決目前面臨的重大困難——過高的不良資產率——的必要手段之一，至少是近期的一個主要努力方向。2003年應該努力在這方面取得突破或重大進展。

　　《經濟》：利率市場化對中國金融業的另一個意義是不是有關民營銀行？這具有更深刻的制度變革意味。

　　汪潮涌：是這樣。之所以認為2003年是金融年，當然是因為判斷這一年的金融體制改革會出現某些具有“質變”特征的動向。具有“質變”特征的動向會在哪里出現？必然是在跟中國金融業的產權體制、產權結構有關的領域，因為中國金融業的所有問題的根子還是在產權上。

　　而利率市場化對生成中國的中小銀行，從而生成非國有的、民營的銀行的生存環境具有關鍵的意義。道理并不復雜。假如利率不允許市場化，所有利率一概由中央統一頒布，各銀行只能遵照執行，那么中小銀行和民營銀行是無法同在各方面都占盡優勢的大國有銀行競爭的。無論從邏輯還是從國際經驗來看，中小銀行都必須以利率優勢同大銀行競爭客戶，以獲得生存機會。只有利率市場化，允許利率依照交易條件浮動，給予中小銀行浮動利率的自主權，中小銀行才能活下來并發展壯大。

　　這些道理對中國的非國有的、民營的銀行都是適用的。目前浙江、重慶等地都在或“試點”或自發地搞民營銀行，中央基本上采取了靜觀其變的態度。這就是說，十六大關于利率市場化改革的精神在2003年的落實情況，2003年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具體舉措和進展，在一個很重要的維度上決定了中國的民營銀行、股份制銀行在未來將獲得怎樣一個生存、發展環境。

　　六、民營銀行沒那么容易“突破”

　　《經濟》：那么您認為民營銀行會不會在2003年取得突破性的進展？

　　汪潮涌：那倒未必。2003年充其量只是會給民營銀行以某種契機和可能性，要實際形成氣候則不可能這么快。從可行性角度看，民營銀行的發展應該是收購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縣級機構。隨著國有銀行的收縮與“瘦身”改革，撤并縣級網點，其退出的地盤將會由新的金融機構及金融組織來替代。民營銀行占領這塊領地，不僅有利于解決目前最為困難的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而且會打破以往國內金融市場大一統的格局，發展出多元化的地方性金融市場體系。

　　民營銀行如果不解決人才、管理等問題，風險也很大。應該有一個全國性的民營銀行保險體系，對其可能的風險加以有效控制，否則會不利于其成長發展。

　　七、外資銀行詭譎

　　《經濟》：隨著外資銀行進入中國，銀行業的競爭會進一步加劇，外資銀行的舉動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嗎？

　　汪潮涌：外資銀行最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他們在業務鏈上的新動向。外資銀行以前壟斷了跨國公司客戶，現在則開始關注消費者零售業務，而對中小企業業務基本放棄。仔細分析就會發現，2002年外資行幾乎所有的大動作，如花旗對浦發的參股，匯豐對廣州、深圳商業銀行及平安保險的投資，新橋基金入股深發展等等，都是看中背后的零售銀行業務客戶。

　　由于零售業務網絡覆蓋很重要，而網點建設需要時間，目前他們的對策是大力發展網上銀行，但我估計短期內對國有銀行沖擊不會太大。

　　外資銀行帶來的并不只是威脅，其實也有示范。這種競爭中的示范也會促使國內銀行在銀行業務、金融產品方面推陳出新。例如零售業務的特點是單一客戶單筆金額少，息差不足以彌補服務成本，因此服務品種的多樣性特別重要。美國三大貨幣中心銀行針對零售業務提供180項服務品種，主要的如家庭理財，房貸、車貸、信用卡、貸款、保險、賣基金(開放式)、信托產品、財務規劃、度假融資、耐用消費品分期付款、遺產規劃等等，而我國四大行不到20項。外資銀行進來了，中國的銀行可以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東西，單是金融產品創新這一塊，也許就能獲益良多。

　　八、拯救券商！

　　《經濟》：您對改善股市有哪些建議？

　　汪潮涌：今年首先要解決券商生存環境的問題。股市如果繼續去年的低迷狀況，就會有券商關門，就可能引起骨牌效應：券商倒閉——投資人受損——企業倒閉——銀行呆壞賬；股民財富縮水——影響消費——影響經濟增長——反過來影響銀行效益、企業生存等。

　　股市下跌，最大的問題還是投資者信心的問題。如何提高上市公司的質量、如何加強對市場的監管及如何放松某些市場管制都是政府今年作為的方面。在入市資金上應該有新政策，把過去斷掉的資金鏈重接上。

　　當然，提高上市公司基本面是改善股市的根本。通過改善上市公司質量、資產重組等途徑，改善股價表現，重振投資人信心；另一方面使市盈率下降，減少泡沫，也有利于國際資本的進入。

　　《經濟》：券商自身是不是也要注意一些問題？

　　汪潮涌：證券公司自身問題的解決，應該通過出于經濟動因而非行政命令的并購，在市場自身作用下形成一批有規模、有人才、有創新能力的券商和投行。

　　周小川在證監會主席任上解決得比較好的是投行證券公司擴充資本金的問題。投行的股本和運營能力直接相關；20億的運營能力，要求100億或更高股本。由于允許綜合性券商進行增資擴股，出現了50億資本金的海通證券。但券商還要進一步擴大規模，進行行業內重組整合，形成層次分明的多梯隊陣營。

　　投行和券商一方面要依托宏觀和股市環境的改善求生存，通過并購求發展，另一方面在產品上要求創新，大力使投行業務和新興企業、行業的發展密切關聯起來，如根據國有企業民營化趨勢，推動社會兼并；針對全球化趨勢，幫國企走出國門，或國際資本并購國企時擔任并購顧問，幫助國企獲得更好的并購價格；根據城鎮化趨勢，在基礎設施、環保、房地產等領域提供新的融資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