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記者 周陽

　　“7家在華外資銀行的不良貸款率超過90%。”第一次公開披露外資銀行的不良資產率就足以引起公眾的震驚。外資銀行難道不再是親切的微笑、神秘的Logo、令人不滿的高門檻和想當然的高人一等了嗎？顯然，“中國巢”天然不是“金礦”

　　最近有些數字實在有點出人意料。

　　一份由外資銀行家們為歐盟所作的調查報告顯示，在中資銀行積極的放貸政策下，外資銀行外匯貸款業務的市場份額從2001年的15%下降到去年的7.4%；與此同時，外資銀行在中國銀行體系中所占的資產比例也從2%下降到1.1%。換而言之，自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并向外資銀行開放以來，外資銀行在中國的市場份額已經下降了一半。報告還預測，2003年，外資銀行的市場份額仍然可能繼續下降。由于不能得到豐厚回報，外資銀行代表處的數量從2001年的214家下降到2002年的211家。

　　一向熱衷于將外資銀行作為中國銀行業改良參照系的人們恐怕不禁要問：外資銀行怎么了？

　　人民幣饑渴

　　上海、天津、深圳是在華外資銀行受限制最少、經營最活躍的三個地區，從這些城市獲得的數字應該最能反映外資行的現實生存能力，亦不難看出外資銀行對人民幣如饑似渴：

　　截至2002年年底，天津地區四家獲批準經營人民幣業務的外資銀行人民幣資產總額達8.76億元，貸款余額4.02億元，存款余額1.24億元，存貸比為324%；

　　2003年上半年,上海外資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為189.77億元,新增35.43億元；各項貸款余額293.36億元，存貸比為155%；

　　截至2002年6月30日，深圳市外資銀行人民幣貸款余額87.84億元，人民幣存款余額20.74億元，存貸比為423%。

　　如此大的存貸缺口，折射出外資銀行強烈的擴張欲，但其中隱含的風險也引起業內人士的憂慮。

　　很多外資銀行家都曾經或多或少地將他們在華業績的黯淡無光歸因于中國政府嚴格的業務限制。的確，到目前為止，大多數的外資銀行仍然只能從事外匯業務，而且大約60%的客戶依然還局限在外商投資企業；即便是37家可以從事人民幣業務的外資銀行在今年年底以前，他們的客戶也仍然局限于有限的幾個沿海城市中的外資企業。

　　但毫無疑問，很多限制都將隨著中國履行“入世”開放時間表而逐漸放松。根據時間表，到2003年年底，外資銀行就可以在深圳、上海、大連、天津、廣州、青島、南京、武漢、濟南、福州、成都、重慶十二個城市對中資企業提供從人民幣到外幣的一整套業務，而這幾個城市已經是外資銀行布局最集中的地域，外資銀行似乎可以聽到盈利發動機啟動的聲音。因為在華多年，他們早已得出結論：他們的客戶更希望獲得人民幣貸款和金融服務，而在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的情況下，盈利的空間會更大——毋庸置疑，中國的外匯管理體系使得非人民幣資金的獲得要昂貴得多。

　　這樣，在其它所有條件都平等的情況下，誰能用最經濟有效的方式獲得人民幣資金的來源，誰就能在競爭中處于有利地位，才能將自己在金融產品和服務方面的優勢發揮到極致。

　　外資銀行業務限制放開時間表

　　根據WTO有關協議，我國將逐步取消對外資銀行的限制。正式加入時，取消外資銀行辦理外匯業務的地域和客戶限制，外資銀行可以對中資企業和中國居民開辦外匯業務。逐步取消外資銀行經營人民幣業務的地域限制：加入時，開放深圳、上海、大連、天津；加入后1年內，開放廣州、青島、南京、武漢；加入后2年內，開放濟南、福州、成都、重慶；加入后3年內，開放昆明、珠海、北京、廈門；加入后4年內，開放汕頭、寧波、沈陽、西安；加入后5年內，取消所有地域限制。逐步取消人民幣業務客戶對象限制。加入后2年內，允許外資銀行對中國企業辦理人民幣業務；加入后5年內，允許外資銀行對所有中國客戶提供服務。允許外資銀行設立同城營業網點，審批條件與中資銀行相同。加入后5年內，取消所有現存的對外資銀行所有權、經營和設立形式，包括對分支機構和許可證發放進行限制的非審慎性措施。允許設立外資非銀行金融機構提供汽車消費信貸業務，享受中資同類金融機構的同等待遇；外資銀行可在加入后5年內向中國居民個人提供汽車信貸業務。允許外資金融租賃公司與中國公司在相同的時間提供金融租賃服務。

　　但是，除了WTO時間表以外，外資銀行們也正在意識到，仍有兩大不利條件阻礙了他們吸引夢寐以求的人民幣運營資金：其一是監管限制，其二是現實能力。

　　在現在的監管制度下，一家外資銀行分行要獲得人民幣經營牌照，至少應該具備3000萬人民幣的運營資本；如果該銀行后來希望將外匯資金進一步轉為人民幣運營資本，還需要監管當局的事先批準，且最高不得超過1億人民幣；而且，如果銀行希望通過吸收人民幣存款的方式解決人民幣短缺的問題，他將很快發現這是行不通的，因為按規定，他所持有的人民幣負債不得超過所持有外幣負債的50%；另外，外資銀行還在發行人民幣面值債券或通過中國股票市場進行融資方面也受到限制，而從央行獲得貸款也是不可行的。

　　如果銀行希望通過從其它中國國內銀行進行短期拆借來發放貸款的話，則很可能面臨這樣的問題：這些短期拆借的利率是浮動利率，而銀行發放貸款的利率是固定利率，資金成本可能會很高且風險不言而喻；那么,如果選擇進行長期銀行間拆借，后果又會如何呢？答案是，任何企圖運用這種方法的外國銀行又會陷入到另一些困境：銀行在計算營業稅的時候，不能將其向中國國內銀行支付的利息從利息收入中扣除；而且，實際上由于人民幣貸款利率基本上都是由央行固定(短期拆借除外)的，因此，基本上沒有什么利差空間可以提供盈利。

　　也許，這一切限制性措施都將逐步消失，但前景還不太明朗。畢竟，人民幣運營資本問題是一柄雙刃劍，央行很有可能會制定一個數額較高、多層次的運營資本準入規定，而這對于一些規模較小的外資銀行來說會顯得更加困難。

　　外資銀行們不得不承認的另一個現實是：即便中國立刻放開了所有對外資銀行的限制，也不能肯定外資銀行能夠更加容易地獲得人民幣存款以提供充分的人民幣業務。一個關鍵的問題是他們的規模和網點有限，這一點尤其是一些中小外資銀行的憂慮。他們認為，由于中國“四大”銀行的旗幟地位，“四大”能夠承擔得起驚人的成本，并維持足夠長的時間，以擊潰很多外資銀行的零售銀行業務。

　　當然，對于公司和機構客戶，地理位置可能起不到如此重要的地位。但問題是，外資銀行的員工是否有可能建立起一種人際關系的親和力，來替代國內銀行與大客戶高管之間日久彌深的密切聯系。實踐證明，從文化和心理上的原因，中國企業的執行人員可能還不能完全接受外資銀行風格各異的客戶關系，和其銀行家們量身定做的服務包。因此，在人民幣業務的爭奪中，外資銀行形成合適的人際資源戰略和實行本土化努力至關重要。

　　最后，由于“四大”有中國政府的支持，中國的存款人——個人、企業和機構——可能會認為他們比外資銀行更加安全。在中國還沒有建立起存款保險制度的情況下，這一點十分重要。而且，盡管中國人民銀行作為國內銀行的最后貸款人，并不確定也會對在華的外資銀行承擔起同樣的責任。這無疑會增加外資銀行的風險因素，進一步限制外資行獲得低成本人民幣資金的能力。

　　在華外國銀行協會會長歐恩陶對中國銀行業描述就是一個有趣的例證：“如果你去問一個美國人：‘花旗銀行會破產嗎？’得到的回答一定是‘會的’；如果你問一個中國人：‘工商銀行會破產嗎？’人家會以為你有神經病——這就是國情在銀行業的體現�！被ㄆ煲咽侨绱�，更何況國人所不熟知的其他中小銀行？一個不得不解決的問題是，對于那些規模網點都處于劣勢的中小外資銀行，如何獲得人民幣業務市場準入，準入后又如何解決自己的人民幣饑渴癥？

　　并購的兩難

　　顯而易見，在很多外資銀行的眼中，業務開展方面的限制目前還依然強硬，而且似乎“入世”承諾也并沒有太大的改變這些限制的長期存在。比如說，按規定，在開設一家分行后，需要再等12個月才能申請開設另一家新分行——2007年以后也是如此；也不可能在分行設立之時立刻開展人民幣業務(必須兩年的連續盈利)——2007年以后這一點很有可能也不會改變。這些限制意味著外資銀行將在積累低成本的存款資金方面面臨重重困難，并使外資銀行更加依賴從國內銀行的貸款。

　　外資銀行的“三步走”戰略

　　外資銀行們不約而同地正在實踐著“三步走”的戰略：首先，將業務集中到一些需要較少資本投入的收費服務(已經在國內引起頗多爭議)——由于外資銀行的專業化和較高水準的服務，這種收費業務會是他們在某些領域獲得競爭的資本；第二，考慮參股國內銀行。由于中國的銀行正在尋求通過剝離不良資產和資本投入提升自己的競爭力，監管當局也十分樂意允許外資銀行成為國內銀行的股東；第三，在積極爭取批發業務如銀團貸款的同時，瞄準高端客戶發展零售業務被認為是獲得長期穩定市場資源的戰略安排。

　　但是，三步走并不順利。第一步就遭遇法律風險(花旗收費訴訟案)，第二步則是避不開的第二道難題，而第三步呢——據了解，一向被認為是外資銀行盤中餐的跨國公司大型項目建設，其資金來源也幾乎全部由中國本土銀行提供；而四大銀行也十分看重在大城市的高端收益以補充其在一些偏僻地方設點的運營損失。

　　看來，尋找合適的地方銀行拓展自己的網絡最具有現實意義�；�于提高外資銀行盈利能力和防范經營風險的考慮，這一點終于得到中國政府的支持：中國人民銀行表示支持外國投資者以合適的比例參股國內銀行以增強國內中小銀行的資本和管理能力。新任銀監會主席劉明康近期強調，鼓勵外資銀行作為戰略投資者或股權投資者參股中資銀行，單一股東可以拉高20%的持股數——但不會突破25%。

　　政策一路利好，就在劉明康上述講話發表后不久，花旗集團獲得中國政府批準收購浦發銀行4.62%的股份，花旗集團持有這家上海銀行1.8075億股，成為浦發銀行的第四大股東，而花旗集團有權在2006～2008年增持浦發銀行股權至24.9%。

　　但是，并購使外資銀行在中國開展銀行業務的資金成本和管理成本也在進一步提高。這是外資銀行企圖跳躍式發展所面臨的另一個兩難境地。

　　以匯豐銀行為例，截至2002年，匯豐銀行已經投資了2.7億美元用于建立自己的在華網絡，并投入6500萬美元用于兼并上海銀行8%的股權。2003年5月8日，匯豐銀行公布了在內地分行2002年度的財務報告。報告顯示，截至2002年12月31日，匯豐在內地分行全年凈利潤達人民幣1.561億元，僅相當于1900萬美元。實際上，2002年以前，沒有外資銀行專門對其在華業務公布數據，因此，估計其投資收益的情況并不樂觀。有專家分析認為，匯豐銀行為購買股權所付出得價格是相當高的。

　　中國復雜的政策框架使得外資銀行不得不在可能獲得的最大利益前作出讓步。國際金融公司是另一家在中國購買地方銀行股份成功的國際金融機構，一部分歸功于政府認為其在資金來源和技術水平上毫無爭議地符合他們的需要。國際金融公司在上海銀行、南京商行和西安市商行都有股權，但股權都低于25%，因為這樣可以避免目標銀行變成一家合資機構——畢竟，合資銀行又會不可避免地陷入到各種限制中。

　　與此同時，由于中國不嚴謹的會計制度還導致了一個直接的結果：外資銀行往往會在如何解釋國內銀行估價和外資銀行估價之間的差異上付出較大的重估和談判成本。以國際金融公司入股南京商行為例，南京商行審計計算出的每股凈資產價值為1.37元,而國際金融公司的計算結果是1.07元，雙方對如何估價銀行的國債投資發生爭議——因為這部分資產流動性差而很難找到對應市價——最終協商達成協議價為1.21元。

　　實際上，匯豐、花旗們作為外資行中的“大牌”尚能夠在盡可能的范圍內將并購收益最大化。他們在爭奪那些具有發展潛力、擁有良好地理位置，尤其是和自己的核心市場十分契合的目標銀行方面擁有較大的自由度和競爭力；而且能夠進入他們視線的往往都是由地方政府所有的銀行，如上海銀行和南京商行、西安商行，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這些政府資源十分看重這些“大牌”的實力從而愿意幫助這些交易更快的被央行批準。而對于那些中小型的外資銀行，情況可能就不那么樂觀，入股全國性的商業銀行的可能性十分有限，這樣，會使得這些銀行不可避免的承擔更大的成本和風險——例如在參股資產狀況略差的城市商行或農信社時不得不承擔更多的歷史壞賬。

　　風險管理“緊箍咒”

　　盈利能力的不足和并購選擇的兩難最終都直接導致銀行風險的增加。

　　“一些外資銀行的不良貸款率較高，超過20%的有24家，超過90%的有7家。”

　　這是8月25日在華外資銀行負責人會議上透露出的一組數字，如同給外資銀行在華經營風險念了一道“緊箍咒”。雖然銀監會有關負責人拒絕向記者透露這些銀行的名單，但是他們承認，規模較大的外資銀行由于良好的內部管理和母行監督，風險情況一般會好一些。

　　除了出人意料的不良資產率以外，銀監會還指出了外資銀行存在的其他經營風險：專項準備金存在較大的缺口；外資銀行法人機構風險相對突出，表現為貸款傾斜過高，法人治理結構不明等；外資銀行的操作風險、市場風險過高；流動性需求壓力增大以及存在違規經營。

　　經過外資銀行監管人員近幾年的檢查和研究，總結出導致外資銀行經營風險和不良貸款積聚上升的主要成因：

　　銀行長期經營規模過小，即如果一家銀行只有數得清的幾筆貸款，那么，一旦發生違約風險，不良資產率自然就會高居不下；

　　有的銀行由于在華經營沒有達到預期收益，因此，準備進行戰略轉移和業務收縮，在這個過程中，隨著優質業務的收回，不良貸款的比率也會有一個大幅上升的過程；

　　一些較早進入中國的外資銀行，如80年代就已經來到中國南方的一些外資銀行，隨著當地經濟周期的變化以及所服務企業的周期發展，如果不及時調整，就會出現一些滑坡現象；

　　一些外資行受母行制度的影響或者本地管理層缺乏對市場的了解而盲目擴張，帶來資產質量的下降。如經濟過熱時，日本一些銀行紛紛在華大設分支機構，貸款規模龐大，積累了大量的壞賬，90年代以后，由于本國泡沫經濟的破滅，為擴充其低水平的資本金，把在中國的資產就地變現，因而大大影響了在中國的業務發展。

　　一個可以預見的事實是，2003年12月11日開始，中國將向外資企業開放內地12個城市的中資企業人民幣業務。面對可能發生的業務量的迅猛增長，中國銀監會在接受本刊采訪時表示，將從風險監管的角度，自市場準入開始對一些風險內控存在漏洞的外資銀行加強監管，銀監會將重點考察外資銀行內部貸款制度和管理上存在的治理風險——尤其是那些目前在華的資金規模偏小、管理上也存在不少漏洞、甚至是家族式管理的外資銀行。

　　銀監會外資銀行監管處負責人對記者說：對于目前已經存在的風險和不良資產，外資銀行應該盡快拿出行動，開拓市場、消化存量。

　　實際上，自從銀監會建立以來，外資銀行已經意識到風險管理的緊迫性。據了解，8月25日在上海召開的在華外資銀行負責人會議是近些年外資銀行負責人到會最整齊的一次，很多總部設在海外如香港等地的外資行負責人都專門到會，使這次會議成為自1979年外資銀行進入中國內地以來，監管部門首次召開的如此規模的由國務院部委、銀行監管部門和外資銀行負責人共同出席的監管工作會議。當然，外資銀行數量的增加和經營模式的日益多樣化對經營和監管相互協調的迫切需要是召開這次會議的潛臺詞。

　　據銀監會有關負責人透露，為進一步提升對外資銀行的監管水平，有關資本金充足率的相關風險管理辦法即將出臺，對外資銀行的全面現場檢查工作也即將開始。銀監會將在風險管理的方法和手段上外資銀行將和中資銀行同等對待，但針對外資銀行的“一頭在外”的特點，銀監會將更加強調從原有的頭尾分割式監管向法人整體風險監管轉移。

　　所謂“頭尾分割”式，即監管部門僅僅對所在地銀行的經營活動進行監督，而不論其母行或總行或其它地區的關聯行發生了什么，其結果是銀行和監管當局都會面臨一種十分現實的風險，即業務得不到母行支持甚至遭遇資金抽離的風險。

　　早在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時候，在華的外資銀行和監管部門就在一定程度上吃了“頭尾分割”式監管的虧。據了解，東南亞金融危機波及國內廣州國投、粵海集團、海南國投等壞賬損失，引起的信用危機讓部分先入者或者沒有產生收益，或者因為信用危機而損失慘重。以深圳為例，危機后當地外資銀行貸款規模不斷收縮，不良貸款逐年提高，呆賬帳核銷日益增多。如深圳某外資行分行半年內的呆壞賬核銷竟相當于核銷前10年稅后利潤的總和，銀行利潤大受影響。銀監會表示，今后一旦出現這樣的風險，銀監會可能采取調高相應的監管指標的措施(如風險準備金)將風險控制提前。

　　外資銀行的風險似乎從來沒有象現在這樣凸顯在我們的視野中。在國人的眼中，外資銀行或許還停留在親切的微笑、神秘的Logo、令人不滿的高門檻和想當然的高人一等；然而，銀行家們自己知道，打從代表處升格為分行，就一步步的走向渴望盈利和博弈風險的漩渦，尋求生存才是面紗背后的真實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