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施壓事已至三 貿易大戰能否爆發

　　貿易戰爆發的可能性或許很小，但貿易糾紛已不可回避了。在這場國際政治經濟的博弈中，中國既要有原則性，又要有靈活性；既要避免貿易戰，又不可不做準備

　　□本報駐滬記者王豐

　　9月20日，西方七大工業國(G7，包括美、德、英、法、日、加、意)財政部長會議在阿聯酋的迪拜召開。與月初在北京不同，美國財政部長斯諾在迪拜得到了這個“富人俱樂部”其他成員國的響應。

　　七國的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在當天表示，為了推動國際金融體系實現順利而全面的調整，主要國家必須采取更為靈活的匯率政策———這個“主要國家”在外界看來，所指的是“中國”。

　　七國此舉，被認為是一個月內，繼斯諾訪華和歐盟之后，西方國家向人民幣發起的第三輪施壓行動。七國在會后發布的一份公告中說：“將繼續密切關注外匯市場動向，并在適當的時候進行合作。”

　　針對美國利用G7攻擊人民幣的做法，國家外匯管理局新聞發言人日前表示，不能把匯率問題變成國際政治問題、當作貿易保護主義的借口。

　　這位發言人指出，發達國家的就業問題與中國的匯率沒有關系。這顯然是公正之言，目前，中國的平均工資只有美國、日本的3%左右。即使人民幣匯率升值1倍，工資水平仍相差十幾倍，不可能改變中國勞動力資源豐富和低成本的現實。

　　西方三次施壓，三次被中國擋了回去，不過，從目前情勢來看，僅以“政治秀”的概念來判斷美國等國對人民幣態度的性質似乎過于簡單化。

　　被稱為“富人俱樂部”的西方七國集團，GDP之和占世界的2／3，貿易量所占比例有過之而無不及。由此一個擔心自然而發：中國與它們之間會爆發貿易戰嗎？

　　對此，本報記者分別采訪了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海聞教授和中國人民大學金融研究院院長陳雨露教授。盡管他們的判斷不盡相同，卻各有見地。

　　記者：貿易戰會爆發嗎？如果面對貿易戰，中國在政策層面、企業層面要做哪些準備？

　　海聞：爆發貿易戰的可能性小。貿易戰的結果是雙方都遭受更大損失。中美之間的年貿易量達1000億美元左右(2002年數)。美國已是中國商品的第一出口國，中國2002年向美國出口了將近700億美元的商品，占當年出口總額的21%左右，加上通過香港的轉口貿易，美國市場對中國來說舉足輕重。同時，從中國進口的產品已經成為美國人民日常生活不可缺乏的商品。

　　對美國來說，雖然對中國的出口占其出口總額的比重不大，但涉及到美國的一些重要產業，比如農業等初級產品和一些高科技產品。

　　由此可見，中美一旦發生貿易戰，不僅會影響兩國工人的就業，也會很大程度上影響美國人民的生活。在中國新一屆政府執政初期和美國即將大選之際，沒有一個政府敢于和能夠承擔貿易戰帶來的經濟與政治損失。

　　但貿易戰的可能性小并不等于中美雙方尤其中國方面可以高枕無憂，無視中美之間的貿易糾紛，這種糾紛的擴大和政治化以至出現貿易戰的威脅或局部的貿易戰都不是不可能的。

　　近年美國經濟不景氣，美國對華的巨大貿易逆差成為政治家和利益集團最易攻擊的目標之一。

　　為了轉移公眾視野，也為了安撫國內不景氣行業的工人和業主的不滿，政治家們很自然會把中國作為替罪羊。前段時間要求中國人民幣升值的輿論正是新一輪中美貿易磨擦的前奏。雖然人民幣升值的可能性已基本排除，但隨之而來的必定是對于貿易問題的直接挑戰。

　　對于中國來說，雖然貿易戰不會發生，但即便只是“貿易戰威脅”，其損失也會不小。

　　一旦出現貿易戰陰影，商業前景就會出現不確定性，就會大大影響雙邊貿易，甚至在相當一段時間里影響人們對未來的預期。

　　從1989年到1990年代的中期，美國國會每年要討論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問題，中國(包括香港)的政界、商界不得不花費大量人力物力去做工作以免貿易戰真正發生，而中美兩方企業也都隨時準備應付不幸而大大增加交易成本。

　　因此，面臨今明兩年的政治經濟形勢，我國政府和企業在中美貿易問題上都不可掉以輕心。中美雙方的政府和企業一方面要維護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又不愿過分刺激對方形成對抗，這是一場國際政治經濟方面的博弈。在這場博弈中，中國既要有原則性(如堅持人民幣不升值)，又要有靈活性；既要避免貿易戰，又不可不做準備。

　　陳雨露：西方發達國家將不惜與中國打響新一輪的貿易戰。美國近期的動向(商務部對中國非法傾銷和補貼等反競爭行為的調查，關于提高中國產品關稅的提案)和歐盟財政部長們日前的發言似乎都預示著為了逼迫人民幣升值，西方發達國家將不惜與中國打響新一輪的貿易戰。

　　匯率政策是一國的內政，我國肯定不會放棄本國的經濟穩定，屈服于外來壓力而讓貨幣升值。目前，西方國家的經濟大多呈衰退趨勢，貿易保護主義氣勢日盛。貿易戰發生的概率就更大了。因此，我們要做好應付西方國家貿易制裁的準備。

　　從政策層面上說，我國政府短期要做的事情有兩個：一個是建立完善的信息市場，為企業提供更多的市場信息，鼓勵和支持企業走出國門，提高國際市場上中國企業的競爭力，以及對外貿企業提供指導，提高應對貿易爭端的技巧。

　　另一個是完善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等法規條例，既可以保護受到進口產品嚴重沖擊的行業，又是對外國貿易戰的有力制約。

　　對抗貿易戰不只是政府的任務，企業的角色非常重要。隨著經濟的發展，貿易壁壘的形式發生了很多變化，關稅等有形壁壘漸漸退居二線，技術標準、質量標準等無形壁壘的重要性在上升。

　　我國很多出口產品的確在安全、衛生、環保等方面存在一些問題，以至于給國外競爭者提供了口實，因此，我國企業要強化市場意識，嚴格遵守國際市場上的技術標準和質量標準，還要提高科學技術的應用，提高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在全球經濟低迷的大環境中，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不可避免地成為很多國家“攻擊”的對象，需要注意的是，提高對抗國外貿易戰的能力，不只是針對近期國際貿易的緊張局勢，而是一個長期的工作。

　　記者：中方如何避免這場貿易戰？有論者言，眼下的任務是讓美、歐嘗到各自想要的甜頭，這些甜頭是什么呢？

　　海聞：不要給美國政治家們提供煽動民眾的機會。在堅持人民幣不升值的原則下，中國應采取一些積極措施來消除或至少減少引發中美貿易戰的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美中之間的貿易逆差。

　　在過去近10年中，中國對美貿易始終存在著順差而且越來越大，今年頭7個月又達到了287億美元。

　　當然，我們有很多理由來解釋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原因，包括美國對華限售高技術產品、亞洲其他國家對美貿易順差的對華轉移等，但對美國的廣大公眾來說，又有多少人能真正去了解和理解這些原因———他們所看到的是滿眼的“中國制造”，聽到的是中國市場的高關稅和非關稅保護。

　　在經濟不景氣失業率較高的狀況下，任何政治煽動都會激起美國公眾的情緒，在大選之年這種情緒又會給政府壓力，以致政府為競選連任而采取一些激進強硬的措施。因此，對于中國政府和企業來說，我們不能給美國政治家們提供煽動民眾的機會。

　　具體做法可以包括針對美國的市場開放和增加進口。目前，中美雙方的貿易壁壘是不同的，中方的關稅與非關稅壁壘相對高一些，進入WTO后，中國雖然作了許多承諾，但多為2005年后實施(如小汽車關稅現為43%，到2006年降為25%)，由于有關稅還要下降的預期，進口與消費反而會趨緩。

　　另外，在非關稅壁壘方面我們仍有許多空間可以放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們也許不可能像以前那樣為緩和中美貿易的緊張關系進行大型集團采購，但我們在政策與制度上仍有不少地方可以改善，并且這種改善與中國入世和開放是一致的，只是對美國在時間上提前一些而已。

　　在這個問題上必須與美國單獨談判，甚至可以采取積極主動的姿態表示我們改革開放和成為世界經濟中負責任大國的決心。

　　可以考慮開始跟美國進行建立“自由貿易區”的探索和談判。中美經濟上的合作不僅有利于中國未來的發展，對減輕短期壓力、避免沖突、穩定兩國政治關系亦很有益處，這是一種主動積極的戰略選擇。

　　另外從結構方面看，據中國海關統計，今年1-7月，中國對美順差達287億美元，對歐盟順差達80億美元。

　　同期中國對韓國的貿易逆差為121億美元，對日本是85億美元，對東盟的逆差則達到80億美元。

　　記者：這些數字表明中國的貿易結構非常不平衡，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應對美國、歐盟的貿易保護主義？

　　陳雨露：我國的貿易結構的確不平衡，出口市場集中在美國和歐洲，而在東盟等地區和國家的市場份額卻很小。

　　這引起了美國等國家對我國出口的強烈不滿。我國不平衡的貿易結構形成的原因主要有兩方面：一方面是我國企業缺乏對國際市場的了解，信息處于劣勢，風險控制能力也較差，因此有很強的地域慣性；另一方面，出口產品結構的單一造成了市場的相對集中。我國出口產品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在美國和歐洲等經濟發達地區，勞動密集型屬于夕陽產業，因此對中國產品的需求相對旺盛。

　　而在東盟等發展中國家，產品結構與中國相似，因而對中國產品需求不大。因此在增強企業競爭實力的同時，政府還應當積極引導產業結構的完善和發展，實現出口產業的多元化，以開拓國際市場，擴大我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和生存空間。

　　海聞：中國已有10年貿易順差，今年頭8個月的順差為88.6億美元，順差總量雖不多，但結構上有問題，中國對美國和歐盟的順差高達360億，而對日、韓和東盟卻有大量的逆差。這跟我們的政策有一定的關系。時間久了這種格局會引起與美國和歐盟之間的磨擦。

　　另外，也不能簡單地將這種磨擦歸之于美國的保護主義。

　　這種狀況的長期存在必然引起歐美的企業、政府甚至民眾的反彈。目前出現的迫使人民幣升值和大量的反傾銷，實際上是一種貿易報復行為。

　　如果我們不積極主動并從長遠和全面發展的角度來處置好這一問題，大量貿易順差的所得也會因其他方面的損失而有所喪失。

　　至于增加進口會不會導致中國進出口的不平衡，我認為，至少近期內不會。

　　記者：增加進口，加強對外投資，應該注意哪些問題？

　　陳雨露：增加進口和加強對外投資都是應對人民幣升值壓力的重要且可行的措施。近年來，在出口迅速增長和外資大規模流入的支撐下，我國的外匯儲備有了大幅增長，因此有能力擴大出口和對外投資。

　　但在制定具體政策的時候，應當以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為出發點，不能單純為了消化升值壓力。

　　就進口來說，關鍵是調整進口結構，對奢侈類消費品的進口仍要加以控制。具體措施有：對美國等國家限制對我國出口高技術產品的政策施加壓力，增加進口國外具有較高技術含量的機器和設備，提升我國企業的競爭能力；增加石油戰略儲備的規模，調整儲備形式，以保障經濟的穩定發展，增強經濟增長的自主權；增加大型飛機的預訂，既能贏得西方國家國際航空公司的支持，又能促進我國航空事業的發展。

　　在加強對外投資方面，切不可一窩蜂，在現階段，還應當對企業對外投資的資格進行審查，并提高對資本流動監控的技術，完善預警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