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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孫愛軍北京報道
四年得分不低
《經濟觀察報》：成立于1999年10月的華融資產管理公司(以下簡稱“華融”)眼看就要滿四歲了。在這幾年中，您和您的同行們取得了哪些成果？
楊凱生：到2003年6月底為止，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已經累計處置不良資產6609億，這是一個什么概念呢？6609億占當時四家資產管理公司所收購的四家國有銀行不良資產的47.2%，當然這其中有一部分是實現了債轉股，把不良債權變成一個企業擁有的股權，雖然這也是一種處置方式，但是畢竟最后沒有真正變現，因此如果要說得更精確一點，我們處置的非債轉股資產是4238億，占非債轉股資產的35%，也就是說，四年時間我們已經把收購的不良資產處置了三分之一以上。四家公司一共收回1125億的資產，資產的回收率達到31%；共收回現金800億元，現金回收率達到22%，此外，還有200億到300億的其他資產。現在，保守地說，我們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已經收回900億現金。我們花費的成本是多少呢？根據統計，我們現在每收回100元現金，花費的成本(管理費、業務費、人員費)是8.7元錢，包括打官司的訴訟費、律師費、資產評估費、產權轉讓登記費、維持機構運作的辦公費、差旅費、人員工資等等，這個成本應該說是不高的。
《經濟觀察報》：我們知道，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成立有著很強的政策目標，比如最大限度地保全資產和減少損失、推動國有企業改革等，資產管理公司在這方面運作效果怎樣？
楊凱生：最直接的、最明顯的就是，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通過收購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迅速地將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的比例下降了10個百分點。更重要的是，資產管理公司的運作實際提高了國有商業銀行的盈利能力，怎么講？到今年6月底，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已經通過支付債券利息的名義，累計向四家銀行支付了500億的現金，這數百億現金的收入有力地支持了國有商業銀行進一步改善財務狀況，增強盈利能力。同時，我們還以支付再貸款利息的名義向銀行支付了90億人民幣的利息，從多年難以收回的不良貸款中收回的這些現金有效地減少了國家財政的最終損失。
另一方面，資產管理公司對580戶企業實施了債轉股，使這些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平均下降了20%-30%，2000年4月以來僅少支付利息就達700億元，這些企業的財務負擔明顯減輕。更重要的是，在債轉股的過程中，我們克服困難，努力推進這些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的完善，使這些企業的股權結構初步實現了多元化。當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在債轉股企業中究竟應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發揮什么樣的作用，還是有待深入研究的問題，既是理論問題也是實踐問題。但債轉股的作用還是明顯的。此外，到今年6月末，資產管理公司通過債務重組豁免的企業債務金額達2700億，我們綜合運用協議轉讓、拍賣招標、債務重組、兼并收購的手段，促進了企業之間跨行業、跨地區、甚至跨所有制的重組，我們還利用訴訟、追索、破產的手段促進一批經營不善、扭虧無望、浪費資源的企業破產。我們一直把不良貸款看成是配置不當的資源，把不良資產的處置過程看作是一種重新配置資源的過程。
第三，中國資產管理公司的運作還促進了中國金融市場的發展。通過幾年的運作，資產管理公司逐步完善了自身的內部管理和風險防范機制，基本掌握了國際招標、重組并購、承銷上市、打包處置、網上拍賣、資產證券化等多種技術含量較高的不良資產處置手段，同時，在實際中培養和鍛煉了一批了解企業運作、熟悉法律與財務和投資銀行業務、能夠運用市場化手段的專業隊伍。
《經濟觀察報》：據報道，華融處置的不良資產涉及20多個行業7萬多戶企業，實際情況是，人們總是更關注資產管理公司，對那些真正的債務人的情況報道的則較少。我想知道，這些真正的債務人如何協助華融處置或盤活這些不良資產？
楊凱生：坦率地說，資產管理公司運作的外部信用環境并不是很好。債務人履行償債義務的主動性并不高，有些債務人誤以為借了國有銀行的錢可以不還，現在到了資產管理公司手中更可以不還。我們不得不面對一種特殊的矛盾，即努力實現資產回收價值最大化和維持一個企業或一個地區的穩定之間的矛盾。這對我們的政策水平、思想水平、工作水平、業務水平帶來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大的考驗。
在華融，通過訴訟追索回來的資產占整個回收金額的20%。訴訟是需要成本的，我們并不輕易訴諸法律，但有時也必須根據需要，對那些具有償債能力而拒不履行償債義務、拒不與債權人合作的企業提起訴訟。
《經濟觀察報》：如果以100分為滿分，您為華融打多少分？為整個金融資產管理行業打多少分？
楊凱生：這個分應當由監管部門來打，由社會公眾來打，或者說由資產管理公司的員工來打。如果自我打分，打低了心里好像不大愿意，打高了那是自吹自擂。就整個資產管理公司這個新興的行業來說，四家公司都保持了較快的資產處置速度，實現了較高的資產回收率，較好地控制了處置運作成本。我相信，我們取得的成效比最初預想的還要好。當然了，社會上也有人對資產管理公司的運作有一些微辭，這是因為他們不太了解實際情況而造成的。
不良資產消化術
《經濟觀察報》：我國的四家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先后成立，分別處理工、農、中、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業務性質很相似。有一份調查報告稱，信達公司的不良貸款處置率最高。您如何評價這些兄弟公司？
楊凱生：信達的運作情況很好。信達、長城和東方這三家兄弟公司都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四家公司各有特點，經營策略不盡一致，資產結構、資產質量和客戶結構更是差異很大。目前，四家公司都很注重互相學習、互相借鑒、互相促進，大家都在為同一個目標共同努力。
《經濟觀察報》：具體到華融公司，你們的資產結構和經營特點怎樣？
楊凱生：華融的客戶結構特點是工商企業多，主要是國有企業。這是由工商銀行的貸款結構決定的。要說華融有什么經營特點，那就是我們很強調效率和效益的統一。第一，我們處置進度要快，不良資產的“冰棍效應”是客觀存在的，賬面數值的完整，絕不意味著資產沒有發生損失。相反，隨著時間的推移，它的實際價值會貶損。我們要的是資產的實際價值，所以要加快處置；第二，我們強調要努力實現高回收率，努力實現資產回收價值最大化。這個問題說起來容易，但真正要做到，面臨的問題很復雜。有的資產收回1%可能就是最大了，有的回收50%也不見得最大化，所以在這個過程中，每一筆資產的處置都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深入研究，制定最可行的處置方案，既不能等、怕，也不能胡來。
《經濟觀察報》：那么，與國際上同類型的公司相比較，中國的資產管理公司對不良資產的處置手法有何不同？是不是要考慮中國國情因素？
楊凱生：他們的機制比我們靈活，他們對金融工具的理解、把握、運用比我們熟練。但我認為無論在資產處置的進度、資產回收率還是在資產處置成本等方面，我們有理由說中國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在世界上不僅不落后，而且處于比較先進的水平。
拿最著名的美國RTC作為比較對象，先說資產處置進度。美國的RTC成立于1989年，在1995年完成它的運作，1996年關門清算，花了六年時間處置了4000多億美元的資產，因此人們說它處置效率很高。但是人們往往忽略了，美國RTC的運作依靠的是美國發達的金融市場，采用的是先進的金融工具，它主要采用資產證券化，通過打包銷售的方式，把這些資產批發給其他的投資者，RTC并不直接面對某一戶債務人去追索，去清算，也就是說它搞的是“批發”，它不搞“零售”。而中國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是逐家清收，挨戶追討。像華融現在面對的債務人是7萬多戶，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工作量之大、我們的工作難度之大和美國的RTC不具有可比性。即使這樣，這四年來我們的資產處置進度仍達到了47.2%。與此同時，我們正在不斷創新，比如將資產打包出售給國外投資者，通過設立資產信托來處置不良資產，搞資產證券化等。
再說資產處置效果即資產回收率。事實上，現在沒有誰能說出美國RTC資產回收率，為什么？我曾經和在美國RTC工作過的同行們交換過看法。關鍵是RTC收購的是發生了支付困難、出現了流動性危機的一些金融機構的全部資產。美國當時有2000多家儲蓄貸款機構陷入了流動性危機，支付發生了困難，所以美國政府決定成立RTC，專門收購這2000多戶儲蓄貸款機構的全部資產。既然是全部資產，必然其中有一部分是不良資產，另一部分是正常資產，這是不言而明的道理。而中國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收購是國有商業銀行專門剝離出來的部分不良貸款，因此，中國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所收購的資產的質量和RTC完全不具有可比性。據我們了解，美國RTC當時所收構的資產中，真正的不良貸款僅僅是1500億美元，其他三分之二是正常貸款，我們有理由認為，RTC在資產處置過程中依靠三分之二的正常貸款的拉動作用獲得了很高的收益。在我們所收購的資產中，超過70%以上的是信用貸款，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符合財政部規定的已經具備核銷條件的呆賬，只是由于銀行當初財務消化能力不夠，沒有能夠及時核銷。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實現了31%的資產回收率和22%的現金回收率，這個比例不可謂不高。
最后看運作成本。美國的RTC運作五年到六年，平均每年的運作成本20億美元，20億美元占1500億不良貸款比例的1.34%，而中國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年運營成本，管理費用、業務費用、人員費用加在一起。
上接B12版只占所收購的不良資產總額的0.2%。我們每收回100元現金所花費的成本不足9元。曾經有人擔心中國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收入將不足以維持資產管理公司自身的運作，這種說法是沒有根據的。
《經濟觀察報》：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手中已有1.4萬億元不良資產，最新報道說目前四大國有銀行體內仍存留1.8萬億元不良資產。對此，我有兩個疑問，一是資產管理公司是否還要繼續吸收這些不良資產？二是作為一個處置不良資產的專家，您怎么看這些不良資產？
楊凱生：關于國有商業銀行現在仍然存有的不良資產是否進行第二次剝離的問題，是一個需要繼續討論的問題，也是一個目前有關決策部門還沒有完全做出決定的問題。如果繼續剝離，第二次剝離是不是采取和第一次完全相同的辦法？是否按照賬面剝離？剝離之后誰來承擔這些損失？資金來源是什么？這些問題都需要研究。
需要說明的是，不要誤以為在第一次剝離之后，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又迅速產生了大量的不良資產。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現在手中確實仍然有大量的不良資產，但這其中的主要部分不是在第一次剝離之后新產生出來的，而是在第一次剝離之前就已經有的。這里面有兩個原因：第一，第一次剝離時，考慮到財政承受能力，我們人為地設定了剝離的額度，規定了剝離貸款發放的時間，必須是哪一年前發放的貸款才能剝離，由于這樣的限制，當年銀行手中的不良貸款并沒有能夠完全剝離。第二，當時的統計口徑不如今天這么嚴謹，現在采用國際通行的五級分類的統計方法，這與原來的四級分類是存在口徑差異的。因為以上原因，賬面上反映出的不良貸款的額度不如今天這么完整。我認為，主要是這兩個原因造成了今天四大商業銀行賬面上還有那么多的不良貸款。我現在雖然不在銀行工作了，但我知道這幾年來商業銀行的信貸管理水平都在提高，他們對新增貸款的質量控制是有效的。
在原有的財務會計體制下，過去銀行提取呆賬準備金的比例有限，只準提取1%，這無疑使銀行難以及時核銷不良貸款。另一方面，中國國有商業銀行肩負著支持和幫助國有企業改革的特殊歷史使命，這些年計劃內破產也占用了相當比例的呆賬準備金。在這種情況下，銀行能使用的呆賬準備金十分有限，日積月累積淀下來許多不良貸款。應該說，這些不良貸款不是哪幾年的事，而是長期形成的。有些人尤其是一些國外媒體常說，中國的銀行業很糟糕，不良貸款比例很高，有人甚至說高達50%，銀行要破產了。是不是中國銀行的管理層水平都很低，干部隊伍的素質都很差？我認為實際情況不是如此。國外銀行不良貸款比例之所以低，是因為他們及時提取呆賬準備金，及時、充分、自主地核銷不良貸款。所幸的是，我們已經意識到這個嚴重問題，財務會計制度也在調整中，提取呆賬準備金的標準比過去更切合實際了，銀行使用呆賬準備金的自主權也比過去大了，但消化和改進確實還需要一個過程，要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經濟觀察報》：國家曾規定資產管理公司的存續期是十年，華融對不良資產處置的期限可以提前嗎？理論上講，資產管理公司的任務終有完成的一天。您如何看待金融資產管理業的發展前景？
楊凱生：在資產管理公司成立之初，確實有一個存續期為十年的說法。但在資產管理公司成立一年多之后，國務院頒布了《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管理條例》，其中已經不再有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存續期為十年的說法。我們認為，人為地設定一個存續期并不十分科學，也不利于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更好地實現它的管理運作的目標。比如，這有可能會強化一些債務人的逃費心理，有人會認為過幾年你就關張了，我堅持到底就是勝利。
我們計劃在2006年把除債轉股外的不良資產全部處理完。我認為，資產管理公司應該逐步發展成為以處置不良資產為主業，具備投資銀行功能的綜合性的資產經營管理公司。
知難而上
《經濟觀察報》：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在我國是一個新事物，四年來，您對它的管理、運營有什么心得？
楊凱生：這個公司必須具有一種特殊的企業文化，把廣大員工凝聚在一起。因為資產管理公司的事情確實比較難做。難在哪里？難在國內沒有先例可以參照，難在相關的法規政策還需逐步配套。難在資產管理公司需要得到方方面面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資產公司面臨的困難比別的企業更多，工作中的艱辛程度更大，我們只有靠一種特殊的企業文化氛圍凝聚大家。
如何創建這種企業文化？我們公司有三句話：政治上互相愛護，工作上互相幫助，生活上互相照顧。這三句話很簡單，要真正做到了，這就是一個有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團隊。
現在華融總部有250人，博士15人，碩士有80來人，有的是學校畢業直接來的，也有來自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和投資銀行的，不少具有海外留學經歷。我們的承諾是：為你搭建一個充分展示才華的平臺，為你提供一個鍛煉成長的機會。
《經濟觀察報》：金融資產管理公司的作用是挽回損失，能挽回一點損失就是功勞，就此而言，你們的壓力是不是應該不大？
楊凱生：怎么能說壓力不大呢？收回一分是一分，這只說了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收回十分也會有人問你，為什么不能再多一點？這就是壓力。當然，這還只是說如何讓大家理解資產管理公司的工作難度。更重要的是不良資產的處置效果關乎到國家最終的損失是多少，關系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責任很大，壓力自然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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