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不宜動匯制當改革

　　匯率只是最終的結果，形成匯率的機制才是問題的關鍵

　　□本報駐京記者馬克

　　改革信號已經發出

　　無論是世界二號經濟強國日本的財務大臣鹽川正十郎，還是頭號經濟強國美國的財政部長約翰·斯諾，都未能改變中國領導人保持人民幣基本穩定的決心。9月3日，隨著斯諾亞洲之行的結束，歐美日等國對人民幣在近期內升值的希望也已化成泡影。

　　但是，這一切并非原封不動。事實上，改革的目標10年前就已確立。1993年11月，國務院在《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提出，要建立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逐步使人民幣成為可兌換貨幣。

　　這一目標從來都沒有放棄，只是由于亞洲金融危機以來改革的節奏有所放慢，致使外界誤以為中國已經轉而奉行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

　　半年多來，誤解達到了高峰，以至于溫家寶總理在一個月內兩次重申，中國實行的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8月5日，在會見美國花旗集團董事長魯賓時，溫總理說，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不僅有利于中國經濟和金融持續穩定發展，也有利于世界經濟和金融的穩定發展。

　　9月3日，在會見美國財政部長斯諾時，溫家寶說，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符合中美兩國的共同利益。

　　溫家寶兩次表態有著細微差別。“基本穩定”是一個有回旋余地的措辭，“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則傳遞了更加清晰的信息。溫家寶使用了一個典型的經濟學術語——均衡。在經濟學語境中，供給曲線和需求曲線的交點被稱為市場的均衡，交點時的價格被稱為均衡價格。

　　貨幣的價格就是匯率，而中國匯制改革的方向，正是要建立以市場供求關系發現均衡價格的匯率形成機制。事實上，只要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不變，那么從邏輯而言，任何不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匯率制度都是講不通的。

　　因為市場經濟的基本原理，就是市場形成價格，價格引導資源配置。

　　由此不難理解，人為干擾供求關系必然導致匯率偏離均衡價格，而扭曲的價格，又必然大大降低外匯資源的配置效率，并引發一系列副作用，比如部分喪失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但對一個新興加轉軌的、面臨巨大就業壓力的發展中大國而言，無論是匯率本身的調整，還是匯率體制的改革節奏，都有一個時機的選擇問題及成本問題。

　　1997年之后的幾年，由于人民幣面臨巨大的貶值壓力，加上周邊國家經濟的高度脆弱，中國收緊了匯率浮動的范圍，加大了資本管制的力度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力度，這也是非常時期的必要之舉。

　　不過，改革的目標已經確定，我們早晚都要回到預定的軌道中來。也就是說，有管理的浮動不僅要求有管理，而且也要求浮動，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不等于固定。

　　9月3日斯諾在會談后舉行的記者見面會上說：“在我們最需要答案的匯率問題上，我還是聽到了中國的再次肯定，即：中國政府將長期著眼于使匯率具有更大的彈性。我已經被反復保證，這一過渡政策的步子現在正在邁開，這一進程將得到繼續。”

　　改革的先決條件

　　斯諾說得沒錯，“步子正在邁開”，盡管人民幣匯率沒有變動，但從去年底開始，中國政府對外匯的管制已經放松。

　　9月4日，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以答記者問的形式，系統闡述了他在匯率、貿易平衡、國際收支等方面的觀點。

　　周小川列舉了中國政府在放松外匯管制、改善國際收支平衡方面所做的十件事情：第一，去年11月份出臺了QFI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政策。第二，一直在積極研究QDII(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政策。第三，明確支持各類企業在國外投資。第四，允許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到國內資本市場上市融資。第五，允許國際金融機構在國內發人民幣債券。第六，允許跨國公司集中操作外匯。第七，個人出國換匯限額由2000美元提高到5000美元。第八，簡化出境攜帶外匯手續。第九，移民、非居民的國內資產可以兌成外幣匯出。第十，允許更多的企業在經常項下開立外匯賬戶，提高外匯賬戶內的資金限額。

　　此外，實行了多年的企業強制結匯正在改為自愿結匯。

　　所有這些措施都有助于增加對外匯的需求，減少對人民幣的需求，從而有助于釋放人民幣的升值壓力。另一方面，這些措施一旦實施就不可能輕易收回，因此其效應是持續的。就匯率形成而言，這些措施有助于提高外匯市場供求關系的真實性，從而使人民幣的匯率更加接近均衡價格。

　　盡管如此，匯率形成機制的核心尚未真正被觸及。這就是說，如果真的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那么第一，必須有一個能夠真實反映供求關系的外匯市場；第二，必須有一個有意義的匯率浮動范圍。

　　這意味著人民幣的可兌換程度需要大大提高，因為外匯管制必然扭曲供求關系；這還意味著提高人民幣的浮動范圍需要大大提高，否則均衡價格就無法實現。

　　溫家寶在8月5日說，我們要在深化金融改革中進一步探索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9月3日，他給出了更加具體的改革前提：中國將根據經濟發展水平、經濟運行狀況和國際收支狀況，在深化金融改革中進一步探索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

　　而周小川的答案是迄今為止中國高級官員在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問題上最為充分的表述，他認為在匯率實現充分浮動之前要做好三件事：一是貿易放開經營大體比較充分，服務貿易比較開放。二是資本項目過度管制得到消除，市場真正能起較大作用。三是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大體邁出步伐，主要問題初步得到解決，競爭能力和抗風險能力得到實質提高。

　　周小川說，上述三件事在我們的順序安排上是比較靠前的。匯率浮動機制的最終完善應該放得稍微靠后一點。當然，順序選擇也不是完全沒有靈活性，但在這三件事基本做好之前，匯率形成機制方面步伐不宜邁得太大，否則邏輯順序上不太合適。

　　有市場才能有價格

　　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李揚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已經提上議事日程，目標是推動人民幣匯率的決定機制市場化。

　　他說，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改革主要應從三方面著手：一是通過放松對資本項目的管制增加外匯的需求和供給，二是減少央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三是擴大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幅度。

　　這三項中，李揚認為影響最大的是資本項目管制，其次是央行的干預行為。

　　李揚表示，人民幣應當在穩定的基礎上逐步靈活，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應與銀行利率市場化齊頭并進，殊途同歸，完成這一過程大概需要5至10年。

　　金融界人士認為，周小川和李揚所表述的意見無疑是正確的。只有實現了貿易自由化，經常項下的外匯供求才能真實體現；只有進一步放松資本項目管制，資本項下的外匯供求才能真實體現；只有減少對外匯市場的干預、擴大匯率浮動的范圍，真實供求關系下形成的貨幣價格才能不被扭曲；只有國內銀行的改革到位，才能不用擔心放開外匯市場后由于匯率波動而引發國內金融危機。

　　至于幾項改革的次序是先后還是并行，完成改革的時間是5年還是10年，見仁見智。此間觀察家認為，應進一步加強匯制改革的緊迫性。

　　按照中國現行的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理論上應在銀行間外匯市場形成。中央銀行按前一營業日銀行間外匯市場形成的加權平均匯率，公布人民幣對美元、港幣、日元的基準匯率。銀行間外匯市場人民幣對美元買賣價可以在基準匯率上下0.3%的幅度內浮動，對港幣和日元可以在1%幅度內浮動。

　　中國的銀行間外匯市場實行會員制，由包括央行在內的342家中外金融機構組成，是一個金融機構之間為調劑外匯頭寸而買賣外匯的同業市場。理論而言，這個市場應當能夠反映人民幣和外幣之間的供求關系，因為金融機構背后的客戶是企業和個人，他們是經濟活動的主體。

　　但在實際操作中，產生了一些問題，主要有：第一，嚴格的外匯管制壓抑了微觀經濟主體的外匯需求，而作為外匯業務的壟斷者，中國銀行在強制結售匯的制度安排下又只能把外匯賣給中央銀行；第二，該市場的交易品種過少，買賣差價過低，會員的獲利空間極其有限；第三，中央銀行的過度干預進一步降低了市場活力和會員參與該市場的熱情。這些問題無疑應在改革中解決。

　　鏈接

　　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演變

　　1949年至今，人民幣匯率經歷了由官定匯率到市場決定，由固定匯率到有管理的浮動匯率的演變。

　　1973年之前，人民幣實行釘住英鎊的固定匯率制度，1973年之后，實行釘住一攬子貨幣的固定匯率。

　　1981-1984年，人民幣官方匯率實行貿易內部結算價和非貿易公開牌價的雙重匯率制度。

　　1985年，取消內部結算價，重新實行單一匯率，匯率為1美元兌換2.8人民幣。之后幾年，人民幣匯率逐步下調，到1990年底，1美元兌換5.22人民幣。

　　1980年起，各地陸續開始實行外匯調劑制度，形成了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市場匯率并存的雙軌格局。

　　1993年底，人民幣官方匯率下調至1美元兌換5.8元人民幣。

　　1994年1月1日，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邁出大步，官方匯率與外匯調劑市場匯率并軌，實行銀行結售匯，建立全國統一的銀行間外匯市場，政府宣布執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最終將走向完全可兌換。匯率并軌之初，1美元兌換8.7人民幣，此后緩慢升值，到2001年中至1美元兌換8.28人民幣，并且至今穩定在這個水平上。

　　從2002年下半年開始，日本財相鹽川正十郎在各種場合敦促中國對人民幣匯率重新估值。由于受中國出口產品沖擊，一些歐美國家也加入了要求人民幣升值的陣營，在國際金融市場上，人民幣匯率問題被置于聚光燈下，各方進行了激烈的爭論。

　　今年9月初，美國財長斯諾訪華并在泰國出席APEC(亞太經合組織)財長會議，圍繞人民幣匯率的辯論達到了高潮。9月5日，21個國家的財政部長簽署了一份聯合聲明，呼吁中國采取“適當的外匯政策”，斯諾認為，靈活的浮動匯率制度是中國確保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的最佳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