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 張庭賓 發自上海

　　63歲的斯諾沒有掀他最后的底牌--強制人民幣升值。

　　2003年初秋，這位美國財長的中國之行溫和而紳士，遠不像1985年，美國以“超級301條款”的經濟大棒逼日本簽城下之盟(廣場協議)般泰山壓頂。那一年，日本制造的電視、汽 車在美國所向披靡，就連美國經濟支柱象征的三大汽車--通用、福特和克萊斯勒--亦岌岌可危，美國無奈祭出最后的兩張王牌，一張是對日本汽車等產品實行配額制度并提高關稅，第二張是逼迫日元--大幅升值30%。

　　在這個幾十年罕見的炎炎夏日，美國朝野對“中國制造”的情緒似乎一樣燥熱。代表美國制造業利益的“健全美元聯盟”率先發難：中國制造是造成美國240萬制造工人失業的罪魁禍首，而被低估的人民幣是中國制造的幫兇；接踵而至的是一些國會議員要求財政部就中國政府是否操縱匯率進行調查；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隨即公開表示，人民幣應該自由浮動；而9月初，總統布什在俄亥俄州發表演說，首次暗示部分亞洲國家匯率“不公平”。

　　斯諾仿佛就在這樣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氛圍下負“氣”而來。而世界300億美元的游資早已偷渡中國，為人民幣將大幅升值冒險一搏，他們等待著斯諾的鐵面。

　　9月的北京，沒有廣場協議，斯諾與中國總理溫家寶會面后笑容滿面。

　　巨大的懸念落下，而又復起，斯諾為什么，斯諾要什么？

　　美國制造在中國

　　這已經成為一個事實：2003年5月，出口美國的“中國制造”總額超過“日本制造”，美國并沒有像當年對日本那樣給以雷霆痛擊。

　　是什么讓美國人對21世紀初的“中國制造”網開一面？

　　消費者從來只關心物美價廉，他們并不在乎商品的產地，美國人也一樣。在乎商品產地的是本地制造者及受益人--工人、企業主和政府，因為進口可能使他們分別失去工作、利潤和稅收。

　　盡管一些美國議員對中國制造的措辭不很友善，但遠沒使用當年對日的戰爭性語言--日本對美國經濟發動第二次珍珠港偷襲。因為現在的美國已非當日的美國，現在的“中國制造”從質上也遠無法比擬當年的“日本制造”。

　　20年前，美國經濟的工業象征地是底特律，那里是汽車和鋼鐵業的圣地，日本豐田、本田等汽車一浪高過一浪嚴厲地沖擊著底特律的生存底線，動搖著美國的經濟地基，如今美國工業的代名詞已經演變為硅谷、信息和生物革命迅速崛起，傳統制造業已經是日薄西山，同時“MADE IN CHINA”字樣大多在服裝、鞋帽、玩具等勞動密集型產品露面，最多在彩電上閃一點色彩。

　　現今的中國制造的“颶風”根本吹不動硅谷的衣角，甚至影響不了底特律，它們最多爭奪一些美國夕陽工業的制造業飯碗，據稱，自布什總統上臺，美國新增的270萬失業人口中有240萬來自制造業。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與當年“日本制造”象征著日本企業家的榮譽和夢想相反，中國制造起源不是中國企業家的創造，而是來自跨國公司的利益，甚至是美國公司的靈感。

　　《遠東經濟評論》曾講過一個這樣的故事：飛利浦1980年代投資上海，是準備向10億中國人販賣產品，戲劇性的結果是，他們發現在中國制造飛利浦產品并輸向全球更有利可圖，如今他們每年50億美元產品有2／3出口到中國以外。

　　基于同樣的商業邏輯，美國一些重要跨國公司，如通用汽車、柯達膠卷和戴爾電腦、阿迪達斯也把他們的機器搬到中國，這使得“中國制造”與當年的“日本制造”出現質地的極大差別。日本制造幾乎是100%日本企業制造。而現在的中國制造常常是美國企業在中國制造，日本企業在中國制造，德國企業在中國制造。有數據表明，在輸往美國的一半左右的商品是跨國公司的“中國制造”。

　　美國公司中國制造往往被故意遺忘的潛在含義是：一、制造能力控制在美國總公司董事會手中；二、中國子公司的利潤遲早要回報給華爾街的投資者們。

　　惟一的困難是，美國的制造工人不愿隨機器一起搬家中國。中國政府未限制過美國勞工到中國就業，這和美國的做法截然相反。但幾乎沒有美國工人愿到中國謀生，因為同一種商品制造，美國工人年薪可能達到3萬美元，而每周工作36個小時；中國工人年薪1000美元，工作至少在48小時以上。

　　完全可以理解的是，美國當局當然不能對那些失業者實話實說：一是美國的老板和消費者不愿為你們支付這么高的價格；二如果你們不能轉型成為知識工人，你可以到中國去制造。在當下美國中期選舉如火如荼之際，議員們轉移一下目標，妖魔化一下中國制造，不失為上上之策，甚至憑空變出一張聲色俱厲的牌，豈不妙哉。

　　斯諾北京之行本身就是一種暗示：中國有一個中國制造的問題。

　　中國制造的扼喉之痛

　　中國制造對美國是一個真的假問題，還是對中國是一個假的真問題？

　　美國曾有這樣一種“中國制造威脅論”，隨著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如果中國有意抵制美國，則美國會遭遇商品供應危機。這個論斷非常怪誕，如果中國為美國、歐洲生產的彩電不運出去，難道每個中國人會為同時看三臺彩電而長六只眼睛？

　　恰恰相反，中國正為彩電外銷不暢而苦惱。2003年6月18日，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發布公告，啟動對中國和馬來西亞彩電的產業損害調查，涉案金額高達4.8億美元，剛在美國艱辛取得份額的中國彩電頓感刺骨寒風。

　　遭受反傾銷的對象是如假包換的中國企業，這不是中國企業第一次被反傾銷，也不可能是最后一次。截至2002年10月，已有33個國家和地區發起約544起涉及中國出口商品的反傾銷，涉案商品4000余種，影響中國出口約160億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被反傾銷的公司，絕大多數是中國本土企業，而不是美國公司中那些中國制造者。甚至訴訟者是在中國制造的跨國公司，如飛利浦在歐洲反傾銷中國彩電，顯然不包括它自己的“中國制造”，它要擠壓的是中國企業的出口份額。

　　除了飛利浦以中國制造反中國制造之外，反傾銷的主體最常見的還是制造業的工會或協會，他們反傾銷是為了保住就業崗位；而傳統貿易商，像熨衣板商，反傾銷是為了威懾中國制造商只能向他們供應熨衣板，而不能直接供貨給沃爾瑪。

　　盡管反傾銷各有各的目的，但美國的目的絕不是為了重新生產熨衣板--那是得不償失的，而是為了將中國企業的利潤擠壓到極致，乃至由此消滅跨國公司中國制造的本土對手。

　　中國的彩電企業正飽受這種扼喉之痛。然而，根據中國加入WTO議定書，這是對方的權力，其第15條“確定補貼和傾銷時的價格可比性”規定：成員對中國出口產品進行反傾銷調查的過程中，在比較出口價格和正常價格時，如受調查的中國生產者能夠明確證明，生產該同類產品的產業在制造、生產和銷售該產品方面具備市場經濟條件，則應使用受調查產業的中國價格或成本；反之可使用不依據與中國國內價格或成本進行嚴格比較的方法。該條款的適用將在中國自加入WTO之后的15年中止(即2016年12月10日)。這一規定，使進口國常常利用第三國價格和成本，人為制造或提高傾銷幅度。目前享受這種“非市場經濟國家”歧視待遇的，在WTO成員中，只有愛沙尼亞、摩爾多瓦、羅馬尼亞和中國。

　　令中國制造更無還手之力的是--“產品特別保護”條例。在中美WTO雙邊協議中，“美國國內公司和工人可強烈保護自己免受進口迅速增長的損害”，對進口產品進行調整，實施單方面限制，這個條款允許美國調整僅來自中國的進口商品，而不是來自整個世界。它將在中國進入世貿后12年內維持有效。

　　作為這種“開放”的交換，中國必須在入世五年后完全取消進口配額和許可證，取消幾乎全部服務業的投資限制，大幅降低各個領域的進口關稅。

　　換言之，在美國資本和商品可以暢通無阻地挺進中國時，中國企業制造卻會名正言順地被“非市場經濟國家”和“特別保護”兩只巨掌扼住喉管。

　　假如中國制造真的讓美國很痛，斯諾既沒有打出更直接的“非市場經濟國家”牌，也沒有威脅以“特別保護”，言必稱人民幣自由匯率體系卻也不強迫人民幣升值，斯諾醉翁之意到底何在？

　　斯諾和格林斯潘的心思

　　斯諾此次中國之行第一個關鍵詞是人民幣匯率，第二個關鍵詞是美國國債。

　　斯諾沒有披露中國政府承諾購買多少美國國債，但他一定會賣掉一些，因為中美兩國都有這個需要。身負巨額債務和預算赤字的美國政府需要繼續借錢，而中國迅速膨脹的外匯儲備需要投資。中國的外匯儲備因為300億熱錢投機目前已經達到了3565億美元。

　　撇開熱錢300億，中國的外匯儲備主要由貿易順差累積，重要來源是中美兩國的貿易順差，在2002年，這個數字達到了1000億美元左右。也就是說，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商品金額比美國出口到中國的金額高1000億美元。這似乎成了中國制造的另一宗罪。

　　從消費原理看，這并不難解。商品銷售就像金字塔，底大頂小，價格越低廉者基數最大；但利潤很低；越是高檔、高技術，高附加值的商品，其價格越昂貴，銷售總量越小，但利潤越高。在中美貿易中，美國絕大多數輿論從來只追究中國貿易順差之罪，而輕松忽略雙方真正賺到多少利潤。

　　貿易逆差意味著中國的商品流往美國，而美國的現金流到中國，這可能對美國經濟的貨幣流產生危害。其實不然，在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情況下，中國外匯儲備的美元會以購買美國國債或一些大型基金的方式流回美國。換言之，美國并沒有損耗資金流。

　　當歐元誕生后，美國的問題出現了，中國當局可以把美元兌換成歐元，從而投資歐元。

　　歐元的出現不但爭奪著中國外匯儲備的貨幣，對美元根本性的制衡在于，美國再不能無節制地增發美元，采取像它在1970～1980年代那樣--美元貶值的方法，洗劫別國的財富，因為如果這樣，中國可能會更多地投資歐元。

　　至此，斯諾的心思開始顯山露水。他的兩個關鍵詞的關系也清晰起來。A計劃，短期目標，游說中國政府購買美國國債；B計劃，長期目標，給中國領導人和輿論播下人民幣自由匯率系統好處的種子，有朝一日徹底完成中美間商品流和資金流的自動循環系統，而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可以直接影響中國，這當然也是格林斯潘所樂意看到的。

　　盡管斯諾挾著中國制造問題風暴而來，但他也顯然意識到人民幣自由兌換仍在那個遙遠的地方，不能容忍國際熱錢投機是小節，1997年～1998年兩輪亞洲金融風暴仍然震撼著中國有理性和主見的人，中國不會放棄WTO協議也未曾涉及的最后防御工事。對一個已經充滿了太多糾纏不清的復雜變數的轉型國家，少一個致命性的變數，讓復雜的問題盡可能簡單化無疑是明智之舉。

　　斯諾的高明在于，他中國之行本身就做了他要做的--美國式的經濟常識課，他帶動全球經濟評論人，告訴中國政府實行自由匯率長期對中國有很多好處，而短期，中國必須減少向海外投資的限制，以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這樣，在中國投資多年的跨國公司CEO們就笑了--在中國今年對跨國公司利用價格轉移利潤管制趨緊時，他們可以把在中國賺取的利潤名正言順地拿走取悅華爾街，作為財長的斯諾就可以一舉兩得--美國企業界和華爾街的歡心。

　　斯諾的笑容似乎暗示這是一個并不遙遠的成果。

　　這或許才是斯諾在“山水”之間的醉翁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