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宜在固定匯率的框架下調高匯率，但從中長期看完全可以擴大浮動幅度，嚴格些說是恢復有管理的浮動匯率

　　本刊記者胡舒立/文

　　美國財長約翰·斯諾9月間的亞洲三國之行，被視為當前國際經濟活動中的大事。頗有 議論在說斯諾來華的目的是壓迫人民幣升值。斯諾此行的最后一站是泰國，要參加APEC財長會，而此次會議，也有輿論認為是壓迫人民幣升值的一朵陰云。

　　在這種輿論背景下，我們面對的是兩個問題：一是中國面對國際壓力應當如何做出重大經濟決策；二是人民幣匯率究竟是否能自由浮動或有管制地浮動，在浮動中按市場規則升值(或貶值)。

　　兩個不同的問題有兩個不同的答案。

　　對前一個問題，國內一致主張中國應獨立決策。

　　中國自亞洲金融危機以來采取緊盯美元的匯率政策。現在美元對世界其他主要貨幣走低，人民幣隨之走低。同時，人民幣同美元相比也同樣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一旦同美元脫鉤，人民幣就會全面升值。今年初，海外分析一般認為人民幣應升10%～15%，而最近以來普遍估計是20%～30%，足見升值壓力之大。

　　當前國際上例如美國、日本和其他一些國家有許多看法，認為人民幣價格過低影響了其他國家的經濟，影響了公平競爭。所以希望通過輿論、外交或其他手段“壓”人民幣升值。這些看法并不是很有道理，同時，中國在做出反應的時候，還是應主要從自己的經濟狀況出發獨立決策。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不可能與美歐日等發達國家的經濟周期保持同步。中國經濟進行結構性調整的壓力也很大，很可能難于應付本幣全面升值的局面。升值對出口和金融體系的挑戰使人深為擔憂。

　　于是，中國做出了當前要穩定匯率的戰略選擇。相信這一做法有利于本國經濟，也有利于周邊國家地區的經濟穩定。匯率穩定本來并不意味著不做任何調整，但種種輿論，談多了有時就走了樣，甚至可能出現了一種偏向，仿佛人民幣是永遠不能升值的，一升值就要大禍臨頭；仿佛中國穩定匯率是一種簡單的政治選擇，外國越壓越要頂住否則就是守不住防線。這種認識誤區是必須矯正的。

　　于是，就要談第二個問題，人民幣究竟應當實行什么樣的匯率體制？能不能升值？

　　當今世界上主要有三種匯率體制，即自由浮動匯率、有管制的浮動匯率和固定匯率。其中主要市場經濟國家普遍實行自由浮動匯率。中國自1994年外匯改革以后，一直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至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再被迫改成盯住美元的政策，實際上成了固定匯率。

　　應該承認，這種盯住美元的辦法本身不利于資源配置，終究是要改革的。中國不宜在固定匯率的框架下調高匯率，但從中長期看完全可以擴大浮動幅度，嚴格些說是恢復有管制的浮動匯率，讓人民幣按市場規律升值(或貶值)。這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其實，盡管選擇了盯住美元，但中國從未宣布過固定匯率，而溫家寶總理8月5日在會見美國花旗集團管理委員會主席魯賓時已經說明：“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符合中國的現實國情。”可見決策層心中非常有數。

　　按主流經濟學基本定理，一個國家(地區)在固定匯率、資本自由流動和獨立的貨幣政策三者之中，只能取其二(蒙代爾“不可能三角”)。中國這樣的大國，獨立的貨幣政策是必然選擇，而資本自由流動不僅方向已明確且步子已邁開。因此，從長遠看，中國根本無法選擇固定匯率。

　　事實上，就是在當前，由于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固定匯率已經與獨立貨幣政策出現明顯沖突。因為央行必須將市場上多余的外匯買進來，這就相應增加了貨幣供應量；而目前中國經濟出現過熱的跡象，又需要降低貨幣供應速度。加之全球化環境中資本管制成本過高，大量熱錢因升值預期涌入中國，更增加了貨幣總量。因此，固定匯率已經給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帶來了影響。(參見本期封面文章《央行之憂》)

　　雖然在輿論層面存有偏頗，當前學界的有識之士對人民幣通過有管制的浮動匯率按市場原則實現升值，其實已經有了相當一致的共識。爭議僅集中于技術層面，例如浮動的時機(近期還是中期)、區間(一步放大還是分步放大)和中心匯率的確定。可以預見的是，由于目前市場上對人民幣升值預期過高，壓力過大，中國從穩定匯率的戰略出發不大可能在近期對匯率做出重大調整。但在中長期內，匯率制度的改革勢在必行，而一旦在改革中擴大浮動幅度，則人民幣價格很可能升至浮動區間的上限。沒有人能準確地說出是項改革的時間表，不過，我們無法不相信市場的力量。中國畢竟已經走在市場經濟的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