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劉雪梅

　　國資委有關人士自嘲，“《企業國有產權轉讓暫行辦法》(下稱《辦法》)出臺的時候，可能地方上的國有資產已經所剩不多了。”

　　據悉，正在制定中的《辦法》其核心內容是對國有產權的交易行為予以規范，以避免 國有資產流失，《辦法》強調國有產權轉讓原則上需通過產權交易所，以保證交易過程的公開、透明。

　　“改革通常意味著原有利益格局的重新調理，如何在公開、透明的前提下完成利益調整是這次國資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國資委這位人士稱。

　　早在今年國資體制改革之前，不少地方政府早已聞風而動，紛紛推出大規模清退國有企業的招商引資活動。日前，湖南省甚至準備將所有上市公司的國有股權對外招商，山東煙臺的兩家上市公司國有股權也在一次香港招商活動中達成意向。在國資體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各地大規模的國資清退運動就這樣撲面而來。

　　與地方積極性高漲形成對比的是中央國資委的相對保守態度，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多次在不同場合指出，“國有資產屬于國家所有，實施三級管理，資產的增加和減少都是由相關級別政府負責的。因此，地方政府應該不急于對這些資產進行處置。”

　　國資委有關人士稱，“目前各地都有大規模出售國有資產的沖動。并不是說國有資產不能流動，但在法律法規不健全，監管不到位的前提下，大規模出售國有資產很可能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并可能給今后的改革設置一些障礙。”

　　地方沖動

　　“在調研中，我的一個體會是，對于國有資本退出，地方的積極性遠遠高于中央。”9月4日剛從吉林省調研回京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副所長張文魁研究員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這種積極性最主要源于兩方面的動力，一是地方政府直接與國有企業打交道，對絕大部分經營狀況不佳的國有企業早已不勝其煩。國有企業出的任何問題地方政府都要承擔無限責任。另外，許多地方政府也感覺到僅僅依靠國有企業已經沒辦法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只有引進外資、民間資本進來，才可能調整原有的經濟格局。這是地方清退國資的重要動力。”

　　業內人士分析，十六大明確建立國有資產組織管理體系，使一些地方政府意識到國有資產管理將從一種混沌狀態過渡到一種有序狀態，今后，國有資產一旦明確持股主體之后，再也不可能像過去那樣含糊不清了。在國資管理體系沒有完全建立之前，現在是突擊轉讓最好的時機，這是一種普遍心態。

　　值得注意的是，十六大報告不再提分級管理，也沒有提分級所有，而是提出了三級出資人制度。盡管出資人的權力已很接近所有權，但這種出資人制度還不是被法律嚴格保護的所有權。

　　股份制專家劉紀鵬認為，三級出資人制度建立在中央對地方政府的國有資產擁有終級所有權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中央認為必要時，可以對這種三級政府間的資產關系進行必要調整。

　　此外，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也曾撰文指出，為了防止在向三級國資委劃撥國有資產過程中有可能出現的嚴重“苦樂不均”和國有資本退出過程中少數人得益、多數人受損情況，防止由此導致的社會矛盾激化，在分級劃撥之前將部分國有資產撥付給全國社會保障基金會，用以歸還政府對國有企業老職工的隱性債務。

　　吳敬璉先生的這一觀點也得到了全國社保理事會的充分認同，今年5月，社保理事會成立專門的股權部“等米下鍋”。

　　于是，擔心國有資產被切分到全國社保理金的隱憂更加加速了地方處置國有資產的進程。

　　“由于社保是一項長期的工作，多數地方能拖就拖，抱著只要在我任內不出大問題就行的想法，很可能給今后的社會保障體系帶來問題。”張文魁認為，國有資產分級行使出資人職能后，很難避免地方政府的一些短視行為。他認為，中央國資委應盡快出臺“出售國有資產的資金使用指導意見”。

　　“否則，就跟以前各屆地方政府賣地一樣，到下一屆就沒地賣了。”他說。

　　企業沖動

　　和地方政府一樣，大部分企業對改制有著同樣的熱情。改與不改之間顯然意味著更多的機會。

　　今年上半年，山東省政府曾責成有關部門對全省內的上市公司作過一個國有股權退出的摸底調查，在國有股退出的諸多方式中，上市公司幾乎眾口一詞選擇管理層和員工持股。

　　“這是一次企業員工與地方政府博弈的機會。”山東省體改委一位負責人稱，“按照分級行使出資人權利的規定，國有企業改制應該政府主導，由政府說了算，而不是由企業經營層或員工來主導。但實際操作中，如果職工愿意購買，你不賣給企業員工而出售給外部人也很難做成。”

　　對各地大規模的招商活動，這位人士稱，這多少有些“作秀”的成份，“好像你不招商就表明你這個地方的思想還不夠解放，認識還不到位。”

　　“且不論這些國資出售計劃收效如何，在國資體制改革之際，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各種考慮，倉促推出這些國資出售計劃，其收效很難預料。”一位參與西安國資出售計劃的某咨詢機構負責人說，比如，西安的國資出售計劃是在企業并不知情的情況下，由市經委一廂情愿推出的，由于準備不充分，幾個月間鮮有企業真正達成協議。

　　他說，“改制是一個相當復雜的過程，涉及債權債務、職工安置、歷史欠帳、社會保障等方方面面，不是一掛牌一招商就能解決的事情。”

　　“從實際操作過程來看，如果政府同意的話，賣給經營層要相對容易得多。”他說。

　　目前，全國國有經營性資產高達7.3萬億，其中大部分處于競爭領域的國有企業原則上都應該退出。如此巨大數額的國有資本僅僅依靠外資或民間資本來消化顯然不現實。可以說國資清退市場目前是一個買方市場。稍有實力的民營企業很容易成為各地改制的首選目標。在這種情況下，依靠原企業職工和經營層來解決國有資本的退出則是一種更為現實的選擇。

　　這種現實，也為企業職工與地方政府博弈提供了條件。地方政府很可能面臨這樣的兩難選擇，“如果你不賣給我，你也沒有更好的選擇。如果你要出售給我，必須給我最優惠的條件。”

　　8月30日，山東齊魯制藥廠在凈資產的基礎上存量整體改制，實現國有資產全部退出，2000多名職工出資5.1億元成為企業的新股東。

　　“新一輪國資改革之后，可以預見相當一部分國企職工將成為‘有產階級’。”一位咨詢機構負責人稱。

　　“現在老百姓還沒有意識到一家國有企業分了和他有什么關系，但是，如果今天分割得不合理，兩三年之后，就可能在社會上引起很大的反響和不穩定，這會為明天的穩定和發展留下隱患。”劉紀鵬說，“所以我們強調要公平、公開地改革。”

　　他說，國有產權改革必須納入一種公開有序的操作當中。當務之急要抓緊出臺《國有資產法》及《企業國有產權轉讓暫行辦法》，抓緊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系，抓緊完成國有資產的統計系統。無論上市公司，還是公有企業的產權轉讓，一定要公開市場業務操作，要保證這場變革公平、合理、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