糧食市場最后一道閘門正緩緩開啟，市場格局得以按照商業邏輯自身進行重塑：國有糧食購銷企業被割斷臍帶推向市場；私營糧販再度獲得合法身份進入市場。農民因而第一次在擁有生產自主權之后擁有了產品支配權，成為真正的市場主體

　　□本報記者 余力

　　三個家庭的秋天故事

　　立秋以后，安徽5000萬農民、10萬國有糧食購銷企業職工以及數千個體糧販的生活方式，將發生巨大改變。

　　實際上，這個改變從6月1日起，就變得觸手可摸了。在該省推廣的糧食補貼方式改革方案中，核心內容為“兩放開，一調整”：放開糧食收購價格，放開糧食收購市場，將國家通過保護價給農民的糧食間接補貼，調整為直接補貼。

　　對來安縣雙塘鄉卓集村農民伍啟光來說，這意味著他可以領到國家發給的糧食直接補貼180多元，而且再也不用排長隊看糧站干部臉色賣糧，而是在家坐等村里的個體糧販以更優惠的條件上門收購。“種糧食終于可以賺點錢了。”伍啟光眼光熱切地說。

　　對朱梅等許多糧食系統職工家庭來說，這個方案則意味著痛苦。朱梅是原天長市軍工糧站職工，在糧食系統工作了20多年，5月份單位減員70%，她是其中一員。41歲的丈夫好不容易競爭上崗，現任天長市國家糧庫經營部一部經理，一家三口靠他每月290元的工資度日，朱梅因此不得不去小餐館打零工，每小時賺3元錢。

　　與他們都不同的是，天長市釜山鄉的王光遠是亦喜亦憂。王家原是當地第一大個體糧販，全鄉數一數二的富戶，1998年國家嚴令禁止私營糧販后，他被工商局幾次重罰，欠債14萬。現在，王光遠喜的是終于可以光明正大收糧賣糧，而不會再被工商局圍追堵截；憂的是個體糧販如雨后春筍，一個鄉就冒出二三十家，生意不好做，錢也難賺了。

　　這三個家庭，只是改革的一個切面，將他們的喜與憂放大，就清晰呈現出糧食市場上三種主體在這次改革中的命運轉折。

　　他們的命運何以會在改革中發生如此轉折？因為隨著產區市場———糧食市場最后一道閘門緩緩開啟，市場格局得以按市場經濟的邏輯進行重塑：安徽國有糧食購銷企業被割斷臍帶推向市場；糧食產區的非國有糧商繼2001年八大糧食主銷區私營糧販獲得合法身份之后，也堂堂正正進入市場。農民因而第一次名正言順有了選擇的余地，在擁有生產自主權之后擁有了產品支配權，成為糧食市場上真正的主體。

　　糧食市場大門的開與合

　　事實上，糧食市場的大門并非第一次打開。

　　1985年元旦，國務院發布《關于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宣布取消實行30多年的糧食統一收購，實行合同定購，部分放開市場經營權。

　　然而不到兩年，糧食減產、糧價上漲，政府很快將“自由種植權”與“部分經營權”收了回去，打開一條縫的大門重新關死。

　　7年之后，第二次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啟動。國家出臺《關于發展高產優質高效農業的決定》，允許有條件的省市放開市場和價格，浙江等地提出“糧食購銷市場化”，實行生產、價格、市場“三放開”。

　　由于糧價上漲，1994年政策再度收緊，剛剛獲得合法身份、日漸活躍的私人糧商再遭取消。

　　此后幾年風調雨順，糧食連年創記錄豐收，市場供大于求，于是出現賣糧難，打白條盛行，造成農民收入銳減。美國學者萊斯特·布朗因而在《誰來養活中國》一書中，預測未來中國的糧食供求會陷入嚴重的危機，渲染到2000年將會形成3000萬-5000萬噸的缺口。

　　如果說國際上的“中國糧食威脅論”，加重了中央對糧食安全的擔憂的話，那么1998年的特大洪水，以及糧食系統2140億元的虧損“黑洞”，則成為1998年政策出臺的導火索。

　　“從那時以來，中央的決策意圖就是把糧食風險降低到零，保證糧食的絕對安全。”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李成貴博士說。

　　這次糧改通過行政干預，“按保護價敞開收購農民余糧、按順價(即高于保護價)銷售、資金封閉運行”，希望能進一步將已經關上的大門堵嚴實。換言之，就是統購統銷，在購銷兩個環節上下其手。

　　顯而易見，要維持這個封閉體系運轉的條件是，銷售順暢并且銷價要高于政府制定的收購價，即保護價。

　　但是，市場情況卻并非如此。不僅銷售價格持續下跌累計達30%以上，僅僅略高于保護價，而且每年銷量都小于收購量。

　　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國有糧食企業無法控制銷售價格，因為它并不是市場上惟一的賣家，更不是價格最低質量最好的那一家。糧食交易還有另外的三條渠道：

　　其一是盡管警察小分隊夜以繼日在公路上盤查，私人糧販依然屢禁不止；其二，一些糧食加工企業有權直接向農民收糧；其三，進口糧食價格與國有糧企銷售價格相差無幾，且質量更為優良，因而占據了一定的市場份額。

　　在需求基本穩定的市場上，這三條渠道一起對糧食的價格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再加上連年豐收糧食供大于求，順價銷售的價格與銷量自然都雙雙下跌，以至于庫存大量積壓，如1998-1999年間，天長市糧食多得無倉可堆，只好堆了2000多個露天堆，每堆16萬公斤。到去年為止，全國庫存已達..5億噸，約占總消費量的50%(聯合國糧農組織提出的糧食安全線為17%～18%)。

　　而積壓造成的是巨額虧損。以1998年安徽收購的大米為例，當年保護價為0.68元／斤；由于是貸款收購，需向農發行支付利息，再加上庫存保管費用，糧食存放一年的成本約為每斤六至七分錢。這樣，存放到2000年時，成本約為0.88元／斤，而一般而言大米存放三年以上就成了陳化糧，銷價為每斤0.3元左右，虧損已近0.6元。據糧食、財政和質量監督部門核定，到去年6月末全國庫存的陳化糧高達500億斤，僅此一項，虧損已達300億元。倘若繼續存放，這個數字將愈發大得驚人。

　　如此一來，為這些虧損埋單的各級財政則背上一個大包袱。更可怕的是，在現有流通體制下，這個包袱還在不斷擴大。國家每年需斥資近萬億元收購新糧，而順價銷售卻實現不了，導致庫存每年都有新增的積壓，賬面每年都有近百億新虧損。

　　而另一方面，保護價一跌再跌，如安徽大米從1998年的0.68元／斤一路跌到去年的0.51元／斤，同時由于收購資金困難，敞開收購無法真正實現，農民收益大受影響，原先的政策預期并未達到。

　　“這些年，國家支出了巨額成本，一定程度上保護了農民利益，保證了糧食安全。但代價未免太大了。”李成貴說。而現在，布朗所預測的糧食缺口不但沒有出現，我國糧食儲備反而遠遠超過國際安全線，糧食確實是多了，國家財政顯然再無背著巨額虧損以保證安全的必要。

　　糧食市場的大門開了又關，關了又開，如此反復兩次之后，終于在2001年再次打開塵封已久的門。不同的是，這一次，國家只是拉起了第一道閘門，采取“放開銷區、保護產區”的策略。

　　當年，試點省浙江農民人均收入比上年增長7.8%。同年8月，試點推廣到浙江、上海、廣東、福建、海南、江蘇、北京、天津八大主銷區，均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功。

　　銷區市場的良性運行，無異于一劑推動產區市場化進程的強心針，糧食市場的最后一道閘門終于緩緩開啟。

　　糧食直補釜底抽薪

　　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主任韓俊看來，要進行糧食市場化改革，首先必須“把過去給流通環節的補貼直接補給農民，對國有糧食企業釜底抽薪，把原來依靠財政補貼維持的糧食企業逼到市場上去，使它們成為真正的企業，這樣市場才有可能放開”。

　　與此同時，改變補貼方式的另一個原因是，據世界經合組織測算，通過流通環節補貼農民的效率僅為25%左右。在安徽，這個數字低至10%，其余90%被消耗在中間環節。“我們現在進行的這項改革就是為了少花冤枉錢。”安徽省糧補改革辦公室副主任、省財政廳副廳長戴克柱說。

　　去年，天長市和來安縣已經先期進行了直補試點。當年秋收后，兩個地區共發放直補資金約4000萬元，每畝平均補貼25元，每個農戶平均獲補貼180元，平均占農業稅的40.5%。“兌付率均為100%，每一分錢都直接發到了農民手里，沒有一例農民因不滿而上訪的。”當地官員說。

　　農民伍啟光說，“這次糧補數字在生產組分戶公布，上下數字一致，執行也很到位，公開、公平都做到了，我放心了。只是希望補貼有長期性，補貼數穩定。”

　　于是，天長和來安方案成了全省試點的藍本。方案規定，直補的標準是市場價與保護價的差價部分；糧食補貼數量為各縣1998年到2002年5年間按保護價收購糧食的平均數。具體數字由各縣分解到各家各戶，分解依據為各戶農業稅計稅土地面積或計稅常產，或兩者各占一定比例(各縣自行決定)；補貼發放由鄉鎮財政所承擔，與農業稅掛鉤，補貼或直接抵扣農業稅，或由農民憑農業稅完稅證明領取。

　　據天長市財政局辦公室副主任陸映元介紹，計算農戶補貼數，難點在于農業稅計稅土地面積和計稅常產的核定，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引發公平與否的矛盾，“但是，這個棘手的問題，安徽已在2000年的農村稅費改革中解決了，現在只需要將檔案數字調出使用。”

　　據悉，秋收后，全省將按照這一方案于9月20日后進行兌付。戴克柱透露，“在價格上，據估計，今年保護價和市場價的價差每斤在3分左右，為了更多地保護農民利益，省委省政府決定每百斤水稻按4.5元、小麥按5.5元的標準計算補貼。”

　　不過，這一方案在學術界卻備受爭議，贊成者認為有利于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減輕糧食過剩的壓力；質疑者則認為這一模式不鼓勵農民種糧，將損害國家糧食安全。

　　不僅如此，在實踐中，也出現了分歧。從去年開始，吉林、湖北、河南等其他糧食產區也在局部進行了直補試點。其中湖北的補貼方式與安徽有較大區別。安徽方案并不考慮農戶現在是否種糧食，交農業稅就補貼，而湖北則按照農民的糧食售量來進行計算。

　　據悉，國家糧食局已于今年7月邀請專家組成課題組，研究全國的糧食直補方案，預計11月將有結果。

　　國有糧企瘦身

　　“這次改革，改變最大的是國有糧食企業。”來安縣糧食局局長顧春林說。

　　在多年的壟斷保護下，國有糧企“老賬、老糧、老人”纏身，如同一個耄耋老人，毫無競爭能力：到2001年底，安徽購銷企業虧損面高達85.6%，累計虧損200多億元，欠貸款330億元，但存貨值僅170億元，且多是高價位糧；商品糧庫存達248億斤；糧企職工10萬人，實際僅需要不到1／2。

　　在此情況下，去年初開始進行的改革艱難無比。最關鍵的問題在于，糧企幾乎沒有任何自有資金，完全靠糧食風險基金與貸款度日，改革所需的成本從何而來？

　　老賬和老糧已是近乎天文數字，早已資不抵債的企業顯然無力背負，安徽省的做法是干脆一筆勾銷，由政府繼續背起這個包袱。今年6月，省財政廳、糧食局、農發行聯合發布《調整糧食風險基金補貼政策的通知》，明確規定，對今年5月31日之前的老糧，經審計后鎖定數量和成本，繼續給予利息、費用補貼；對于同期老賬，也在經審計認定后繼續貼息，掛賬的消化按國家政策進行；對國有糧食購銷企業銷售處理老糧食庫存發生的差價虧損，先實行掛賬，掛賬利息由省用糧食風險基金支付。

　　蕪湖市糧食局企改辦主任孫在祥說，這樣的處理是“不論是非，到此為止；恩恩怨怨，一筆勾銷”，有助于糧食企業輕裝上陣，但同時也意味著臍帶從此徹底割斷，糧企必須自求多福。

　　如此一來，亟待進行改革的只剩“老人”。

　　過去幾年里，糧企迅速膨脹，比如朱梅所在的天長市糧油食品供銷公司，1988年只有20多人，兩個糧店，幾年后就發展到200多人，12家糧店，導致人浮于事成本高企。

　　減員因而成為解決“老人”問題的關鍵。最初，安徽設定的分流目標是50%，后來上調到70%———這一目標在6月1日已經大體完成。

　　分流采取的方式是“先全員下崗，再競爭上崗”，分流的人員按工齡付給經濟補償金，補償的標準由各縣市根據當地的工資水平決定。全省的平均補償金為1.7萬元／人。

　　來安是其中值得稱道的一個成功范例。去年初改革開始時，擺在糧食局長顧春林面前的是一堆麻煩賬：職工2923人，要分流2000多；7億元銀行掛賬，每年需支付銀行利息2000多萬元；3.75億公斤庫存老糧，平均成本每公斤超過1.20元，市價卻不到0.80元，保守估計潛虧1.5億元。

　　“不改革，市場放開，只有等死。”顧春林們首先制訂了詳細的實施方案。從上到下層層討論后，經基層職代會、職工代表大會通過，再報縣政府審批，這一方案的支持率從最初的60%上升到最后的97.3%。

　　6個月里，來安糧食系統減至840人(其中購銷企業534人)，分流職工人均補償1.2萬元。

　　競爭上崗后，來安糧企職工一洗過去的官商習氣，與私人糧販一樣走村串戶，上門收糧。瘦身后的來安糧企因此煥發出盎然生機：“2002年收的‘豐兩優’優質稻，在今年按0.56-0.57元／斤賣出，實現利潤600萬元。這是1998年來第一次實現順價，第一次創收，第一次足額歸還貸款。”顧春林自豪地說。

　　來安改制何以能成功？拋開方案公平、程序公開因素不談，成功的前提是籌集到足夠的資金：改革成本共1742萬元，其中省里撥款574萬，縣糧食風險基金撥款338萬，上崗競爭風險金420萬(由上崗職工交納，每人5000-6000元)，資產變賣210萬，企業間相互拆借200萬，這些錢保證了職工的穩妥安置。

　　與來安相比，天長的改革則不那么順利，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資金的嚴重匱乏。

　　由于缺乏資金，天長糧企過去的不合理制度在改制中無法得到合理的彌補，比如說從1991年開始實行的帶資調入政策。

　　該政策規定，職工調入糧食系統時，若是本系統職工子女須交3000元、配偶交5000元、無親屬關系的人員交8000元。從那時起至今年5月31日，交錢進入糧食系統的共有1000多人，而在此之前，糧食企業嚴格實行退一人進一人，那時職工總數不過800多人。對這一“賣崗位”的不合理制度，天長市政府卻因為企業無法拿出資金補償而不得不明文規定“帶資款不退。在解除勞動關系時，如補償金達不到帶資款的，企業可以補足”。

　　窘境中的天長糧企，不僅無法對此作出補償，甚至不得不拆東墻補西墻，將其他開支挪作此用。金集糧食公司本應返還給職工的9萬多元集資收益，因此被截留作為改革基金；而一些實在無法可想的企業，甚至挪用農發行的收糧貸款。

　　安徽省農發行信貸一處處長楊江透露，安微已經向中央打報告，要求中央協助，中央正在考慮。“方法無非是兩個，一是請中央預撥今后的糧食風險基金，再就是省財政或由省財政擔保向中央借錢。”

　　李成貴認為，“安徽明顯沒有辦法獨力支付改革成本，財政部也不會再多拿出錢來。如果糧食主產區全面市場化，問題會更嚴重。現在只有最高決策層重新考慮，才能根本解決。中央可以考慮專門發行國債。”

　　尷尬的農發行

　　安徽糧改重新塑造起一套全新的市場關系，收糧資金的惟一提供者———農發行———與國有糧企之間的關系因而陷入一種尷尬。

　　農發行成立于1994年，作為一家政策性銀行，目前業務范圍僅限于糧棉油流通領域，資金來源為中央銀行的再貸款。

　　楊江說，“一直以來我們與國有糧食企業，不是信用關系，是捆綁式的特殊關系。”農發行對糧食企業“有收必貸”，某種意義上，它的角色更像是管理糧食資金的出納。

　　而且，這個出納甚至無法進行監管。“雖然名義上我們有這個權力，但政策對糧食企業沒有硬約束，我們也缺乏真正有效的手段，管不住。”

　　這種“捆綁式的特殊關系”帶給農發行的是巨額虧損掛賬。根據安徽省農發行的報表，今年5月31日糧食貸款余額為330.6億，其中糧食貸款135億、掛賬144億。糧食庫存銷售后，貸款至少還要新增20億-30億的虧損。“這樣算來，我們的糧食貸款不良貸款率有70%。”楊江說。盡管財政最終會為農發行埋單，但巨額掛賬依然是壓在農發行心頭的一塊大石。

　　不過，這種捆綁在糧改后將得到改變，但新難題又隨之出現：一方面是企業收糧所需巨額資金除農發行外別無來源，另一方面是農發行除貸款給糧企外別無業務，而此時，貸款風險已需要農發行自己承擔。

　　貸亦難，不貸亦難，兩難之下，今年6月，農發行總行下發了《非保護價糧食收購貸款管理辦法》，明確“以銷定貸、以效定貸”，對國有糧食購銷企業的信貸業務開展信用評級和資產抵押貸款，并建立起貸款資格審核制度。

　　對于農發行的強硬措施，安徽國有糧企一片嘩然，斥之為落井下石。

　　楊江有些無可奈何，“我們只不過是試圖建立起信用關系，恢復銀行借貸的本義。”

　　不過，不論雙方如何彼此不滿，這樣的合作還是不得不繼續：安徽的國有糧企只能繼續向農發行貸款，以收購糧食；而農發行仍承擔政策性任務，需要提供資金支持。只不過糧改之后，農發行終于有了一些自主權，可以以商業信貸的方式管理資金，不必再重溫70%壞賬率的噩夢。至于建立信用關系的目標，只有當國有糧企真正在市場上活下來后才可能實現。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宋國青教授說，農發行的未來只能是商業性銀行，“只有開始向包括私人糧商在內的其他經營者發放糧食貸款的時候，農發行的存在才真正變得不是問題。”

　　糧販子的春天來了

　　安徽糧改改變了什么？用一位政府官員的話來說就是：“過去是農民看國有糧食職工的臉色，現在是國有糧食職工看農民的臉色。”

　　為什么買賣雙方態度發生180度的轉化？市場形勢使然。以前，買者寡而賣者眾，自然形成買方市場，而現在，游戲規則的改變將使得市場上突然擁入成千上萬的買者。

　　作為配套措施，今年6月安徽宣布取消糧食收購資格認定，凡要求從事糧食收購的各類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均只需向縣以上工商行政管理機關申請糧食收購登記注冊或變更登記。

　　去年，天長試點時曾先期出臺同樣的規定，登記注冊的農民經紀人多達5000多人，他們在當年的糧食收購中占據了半壁江山。

　　業內人士透露說，由于成本低廉，這些私營糧商可盈利空間遠比國有糧企大。糧食售價需高出收購價0.2元，國有糧企方有盈利空間，而對于私營糧商來說，高出6分就有錢可賺。

　　不過在韓俊看來，他們依然比較弱小，“安徽改革打破壟斷，允許競爭，是巨大的進步。但還不夠，還應該培育私人糧商，擴大他們的市場份額，這樣才能真正消除壟斷。”

　　在更多的人眼里，無論是減負后的國有糧企，還是并不強大的私營糧商，發展都是目前的當務之急。而怎樣才能在剛剛重塑起來的市場中快速發展？蕪湖的做法也許能帶來一些啟發。

　　7月中旬，蕪湖市糧食行業協會成立，這是糧食市場放開后安徽第一家行業協會。目前已有100多個成員，其中30%-40%成員是民營糧食企業。這些成員目前正在進行糧企再造，走的是浙江的路子———組成經濟聯合體，實現糧食產業化，通過訂單農業延伸到農民的生產環節；同時大力發展城市連鎖店。

　　“只就糧食搞糧食，路會越走越窄。”孫在祥說。

　　因為，“安徽今年的試點，就是打破一切不合理的約束，讓市場信號能夠準確傳達到農民和企業那里。但是改革能不能真正成功，取決于農民和企業能不能對信號作出恰當的反應。”一位當地官員說。

　　(本報記者 張立 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