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的新一輪增長，應該有更好的方法。我們相信，當人們認識到彼此既相聯系又相約束時，在友好的氣氛中通過國與國之間所給予的某種調節就可以找到較好的解決這一問題的途徑

　　由于觀察人民幣的角度不同，評價人民幣與其自身貨幣比值的標準也不同，經常會出現一些貌似有理，但實與國際貿易發展不相協調，有悖于經濟發展內在規律的聲音。

　　考察一下“西方藥方”影響人民幣匯率變化的軌跡是有趣的。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西方媒體頻頻抱怨人民幣匯率高估，西方游客和商人到中國旅游和工作不方便，同時嘲笑中國高估的人民幣影響中國的出口。一段時間以后，西方專家關于人民幣升值100%的建議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中國在1980年代末期按照這些專家的建議分數次將人民幣由3.7：1貶值為8.2：1以上。但并非總是如此，中國人也有未按照西方的建議決策的時候。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亞洲金融危機就是引用最多的例子。

　　近來，國際輿論又傳來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這一次，建議的原因發生了變化。中美之間現金賬戶失衡已經到1000億美元，加上35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讓西方人感到美元與人民幣1：8.3的掛鉤匯率不僅僅是幣值的確定問題，他們感到中國可能是誠心想顛覆世界經濟貿易的利益分配格局；人民幣幣值低估是世界經濟的主要威脅之一；不僅造成東南亞和墨西哥等地的失業，在更深層次上，還對世界造成通貨緊縮，威脅全球金融市場的穩定；世界將依循日本模式進入全球性通貨緊縮的漩渦，在這個正在形成的漩渦中，中國是始作俑者。

　　匯率是貨幣的貨幣，匯率高低的形成是諸多貨幣相互比值后復雜加權平均過程積淀的歷史制度產物。如果說人民幣匯率過低造成“不公平的競爭優勢”，那也只能是過去歷史制度對出口產品在國外的消費者過于優惠積累的結果。歷史制度的產物形成有一個過程，改變歷史制度的產物也應該遵循漸變的邏輯，一蹴而就的做法是錯誤的。進一步，認為人民幣有意低估而意在追求“不公平貿易優勢”，是一種制度知識的幼稚。要求人民幣一夜升值，則帶有人為違犯經濟規律的因素了。

　　太平洋兩岸的經濟學家在這一點上看法一致：人民幣值應該高估的范圍在60%-100%之間，與美元的匯率應該在4：1的水平上。

　　經濟學的基本原則告訴我們，消費品在短期的價格彈性很低，因為規范消費行為的偏好構造是個長期函數，尋求新的產品替代需要時間，供貨商無法在“一夜之間”提供這些想象中的新消費替代品。換句話說，如果中國動用行政力量在一夜之間換“西方處方”對人民幣升值，對世界經濟的聯動影響會像水波傳遞一樣，以中國為核心波及到世界的貿易經濟口岸，但不會迅速延及到這些經濟的深層而克服他們的緊縮和就業不足的問題。畢竟，中國的出口占世界出口總量的6%，何以6%的商品能夠影響其余世界94%貿易商品的變化？

　　人民幣對世界產品影響不大，但大幅升值后，升值所帶來的沖擊波會像海嘯一樣沖擊中國的經濟深層。用單位價格彈性來設想中美之間的進出口變化，1%漲幅的產品會導致1%量的出口降低，中美之間的貿易不平衡問題將向美國一方的利益傾斜，在不長的時間內，比如一年以內消除不平衡。不過，這種不平衡的清除對美國帶來的益處和對中國帶來的傷害在全球福利規劃設計師的眼光中是不符合帕累托原則的。

　　中國對美出口額占其中國國民生產總值10%左右。如果美國增加600-1000億美元的出口額，僅僅使美國2.83億人口以GDP衡量的福利水平增加了0.5%—1%的幅度，而等量的出口額，或者說中國損失美國方面600-1000億美元的進口額，就會使其13億人口以GDP為度量的福利水平減少4%-7%的年增長率。這是一個片面利益改進。如果不由中國其他的經濟政策來補償，這將很容易令蓬勃發展的21世紀中國經濟倒退，即使不是大蕭條。從最低程度講，這將會使中國雄心勃勃的21世紀現代化計劃受阻，會在中國經濟的各領域引發不可預見的資源配置錯位，削弱中國應付大規模失業問題的能力，最終會對中國整個國家體制產生相當大的政治壓力。迅速地重新估定人民幣價值將會是中國、甚至是世界的一個重大沖擊性事件。

　　消除這一事件負面影響的前提是將“迅速重估”改為“循序漸進”。用中國人的話說，就是“穩定”。

　　“穩定”在西方被認為是“控制”的源代碼。在戴著有色眼鏡的人士眼里，它被認為是“赤色中國”的用語，象征著對美國所謂“民主價值”、普選、宗教和新聞自由的一種對抗。它是中國人不按美國方式行事的一種借口。當使用“穩定”這個字眼，美國人就會翹起后腿，穿上他們公正的長袍，指手畫腳地說中國應該學這學那。當這種祖師爺式的教說變為中國人耳朵邊的流行音樂時，別指望中國聽眾不采取防守反擊的上場策略。在這樣的一場“道德戲劇”中，美國人把自己當成英雄，詩人中的戰士，富曉哲理的領路人，“戴著潔白帽子的好青年”，來到世界貿易的小鎮里“揚善去惡”。可惜，中國人的觀點稍有不同。中國人認為美國人以自我為中心，虛偽，自高自大，傲慢，目中無人。

　　在美國，沒有一個穩定的商業平臺，經濟增長就像是“打飛碟”，或是擲骰子,勝算的概率很小。而這恰恰就是中國人在談到“穩定”是經濟計劃和政策的最主要條件時所說的。如果中國人采用的發展經濟的政策威脅到自身的經濟基礎和政治體制，中國人豈不是“捂著眼睛”過河？

　　目前有很大比例的美國消費品都來自中國。然而不要忘了，54%的中國出口產品實際上是由外資公司控制。其中很多是美國公司，他們把相當大一部分制造工廠搬到了中國。如果你考慮到從中國進口的主要商品的各種加價，你就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中國進口商品的總價值在美國消費品中達到5000億美元。假設美國突然間停止進口中國商品，那么這些商品也不會在美國由美國工人來制造。相反，這些商品會從印度、新加坡、墨西哥或是洪都拉斯的工廠購買，并且價格肯定要高。這就是那些“請買美國貨”游說集團所尋求的最終勝利嗎？中國人和美國人所開的中國工廠將會倒閉，中國商人和美國商人將會放松資金投入。中國工人會失業，作為進口方的美國也有人會失業。

　　這不會是一次成功的經歷。世界各地市場的出清價格無可置疑地將會上升，并且從某種程度上將會結束短期通貨緊縮的威脅。但是它無法刺激發達集團中深層產業鏈條的良性生長并重新啟動世界經濟再行增長的發動機。

　　世界經濟的新一輪增長，應該有更好的方法。我們相信，當人們認識到彼此既相聯系又相約束時，在友好的氣氛中通過國與國之間所給予的某種調節就可以找到較好的解決這一問題的途徑。關于人民幣匯率調整問題，中國可能會通過資本賬戶的調整途徑逐步找到更為合理的解決方法。資本賬戶和現金賬戶的相互結合，有可能允許人民幣更為合理地與美元進行兌換。

　　人民幣低估對中國也有傷害。在資本賬戶尚不能自由兌換的前提下，中國對外幣的限制使得自己的貿易順差無法通過資本賬戶在國際市場上自由流通，一方面導致大量美元閑置，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對美元進行國際投資的需求。這一問題的延伸會對中國長期出口造成傷害，原因在于，關閉資本賬戶，中國企業走向世界受到限制，無法在國際貿易中收取品牌和制造規模等來自于資本賬戶開放的收益。近期，兩位波士頓經濟學家指出，當印度的產品在世界范圍內走入市場、打出品牌的時候，印度是在“免費食用中國的午餐”。在美國，找不出一件可以得到美國人認可的中國自己的產品。哈佛的著名中國經濟學學者帕金斯(Perkins)推測說，中國僅有兩三種產品最終可能會在美國市場上成為名牌。這是可悲的。依靠較低的勞動力成本來促進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將只能保持在經濟階梯的底層。但是如果中國開始將作為中國貿易盈余的一部分美元用于打出品牌市場，她就可以以極大的能量起飛。

　　因此取消其中的某些限制將有雙重作用：以一種漸進的方式調整人民幣和美元的關系，同時潛在地幫助中國在美國市場上從手工業式的“經濟食物鏈”向上爬，走向品牌化的高收入經濟階梯。

　　(作者為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