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國家發改委研究報告將上交國務院，作為預計今年10月舉行的全國社會工作會議的重要討論內容，也作為國家第11個五年計劃的重要參考

　　定軍

　　當中國的經濟增長已基本擺脫政府主導、轉向依靠民間力量自主拉動之際，政府職能 也勢必發生重大轉變。最近國內政界與學術界的許多力量集中投向社會與經濟關系問題的研究，或許正是政府職能正在發生這種轉變的跡象之一。我們反對“中國經濟崩潰論”，但絕不意味著可以無視各種社會問題正在時時威脅著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現實。

　　另外，投資人或商人是不是也該探討一下：在這樣一場重大的轉變中，會不會也蘊含一些有利的機會？至少應該看到，一些政策環境可能因此發生微妙的變化。

　　“經濟發展未必能帶來社會問題的解決”，這種觀點越來越得到學術界的認同。不過，未來到底有哪些重大問題可能引發經濟社會危機，一直未能討論詳盡。

　　近日，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簡稱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進行相關研究后，將未來中國經濟社會危機的潛在因素歸納為13個，遠遠超出了原先的設定。

　　《財經時報》獲悉，這份即將被國家發改委完成的報告將上交國務院，作為預計今年10月舉行的全國社會工作會議的重要討論內容，同時，也將成為國家第11個“五年計劃”的重要參考。這可能標志著，中央將從具體政策安排、措施制訂等方面入手，著力解決中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問題。

　　社會問題制約經濟發展

　　主持上述課題研究的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專家丁元竹說，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矛盾越來越突出，成為2010年前可能引發對中國經濟形成沖擊的潛在因素。

　　課題組對中外100多位著名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訪談調研后發現，未來15年可能影響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潛在危機有13個，它們是：中美關系、臺灣問題、周邊安全、人事更迭、全球化與外貿、金融風險、三農問題、貧富差距、失業問題、社會秩序(社會治安)、公共安全和生態環境。

　　這些問題歸納起來涉及10個方面，即：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中美關系帶來的臺灣問題和周邊關系問題、金融風險、國企問題、三農問題、脆弱的社會安全網、教育問題、生態問題、地區差距問題以及能源問題。產生這10個方面問題的主要背景是，過去以經濟發展惟上的宏觀政策導致形成社會不穩定因素；這些不穩定因素反過來又制約了經濟的發展。專家指出，現在已經到了需要改變過去“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以經濟發展犧牲一部分社會發展政策的時候了。

　　此前，中國社科院“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在進行了“21世紀挑戰中國”問卷調查后，也得出了近乎相同的結論。其中，占比例最高、認為在新世紀最初10年將“趨于嚴重”的社會問題有6種，即“就業問題(66%)”、“各階層關系(64%)”、“腐敗問題(62%)”、“生態環境和資源(56%)”、“人口問題(54%)”、“政治社會體制改革滯后(52%)”。

　　新問題出乎預料

　　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傳啟向記者表示，西方工業化發展經過了兩個階段：先是“經濟工業化”，經濟發展被放到第一位，但此后出現了嚴重的社會矛盾。因此，西方20世紀20～30年代提出混合市場經濟或社會市場經濟理論，強調解決社會公平。

　　從此，“經濟工業化”開始向“社會工業化”轉變。這樣，盡管西方工業社會有許多問題，但經濟政策能把社會矛盾化解，所以仍可以正常運轉。

　　國家發改委的專家發現，不少社會問題如腐敗、社會信心、艾滋病、高層人事更迭等本不屬于發改委的研究范圍，這些議題一開始也沒被列入討論范圍，但經濟和社會學家一致認定，這些問題關系到中國未來發展的潛在危險。

　　此前，原國家計委宏觀經濟研究院的多次基層民意調查發現，腐敗問題一直是社會關心問題的首選。另一家調查機構——零點調查公司的民意調查也佐證了這樣的結論。

　　另外，國內和聯合國的專家也認定，艾滋病問題引發了嚴重的經濟社會危機，未來影響可能超過其他因素。聯合國提供的報告認為，中國目前的艾滋病狀況相當于10年前南非的情形。但按照目前的發展速度，到2010年，艾滋病的感染人數可能達到1000萬。而南非艾滋病經過10年的傳播后，目前的病毒攜帶者已經達到總人口的50%。丁元竹認為，艾滋病感染人數的增加，至少直接影響到中國的投資環境。

　　清華大學艾滋病課題組研究也認為，未來中國艾滋病感染人數上升將直接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北京專家袁建華主持了“艾滋病對中國社會經濟的影響”專題研究顯示，艾滋病流行對經濟的影響小到一個家庭，大到整個宏觀經濟和社會穩定。

　　社會治理是關鍵

　　丁元竹認為，目前僅靠發展經濟來解決社會問題的思路已經行不通。因為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并不均衡。比如，過去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能夠解決300萬人就業，現在只有70萬人。因此，化解經濟社會問題，從深層次上看關鍵是治理問題。

　　好的治理方式的根本點在于公共事務的所有利益相關者應該參與決策，同時，這個治理結構需要對公共事務的相關人負責，所有的決策是透明的，高效的。丁認為，解決經濟社會失衡的問題，需要政府從戰略、戰術的角度，從具體政策上著手，政府需要進行必要的投入；并且，過去惟GDP增長考核官員的目標需要改變；再就是需要建立一個有效的公平分配制度，通過稅收調節貧富差別，積累社會資金。

　　此外，政府對于各種非盈利部門的社會團體，特別是有利于社會發展的組織，要大力支持。

　　在發達國家，就業等社會問題相當一部分由社會組織來解決。比如福特基金會主要解決就業問題，洛克菲勒基金會主要解決環境問題等。一些發展中國家也有成功的例子。比如在菲律賓，一家民間河流組織把企業等相關機構組織起來，對河流的環境保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些經驗都值得中國借鑒。

　　中國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陸建華博士認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應該有新的含義，“一個中心”即“以提高民眾的生活質量和水平為中心”；“兩個基本點”即“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