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振紅 武力

　　新經濟在非典時期的非凡活力，讓人們重拾信心。專家稱，這種活力是新經濟走出低谷、步入良性發展的重要契機，然而，能否抓住機遇卻取決于各地自身的新經濟品質。北京大學楊開忠教授率其學生王彩鳳等人潛心研究，推出了我國首份區域新經濟指數報告，對我國三十一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新經濟品質和發展潛力進行了分析———

　　對新經濟進行測度并不是楊開忠教授的創造。然而，在中國建立新經濟指數體系，楊開忠教授卻是首開先河。

　　楊開忠教授是北京大學中國區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他率學生王彩鳳等人潛心研究，推出了我國首部區域新經濟指數報告。

　　五大類15個指標描繪我國新經濟圖景

　　迄今為止，世界上已形成了以美國進步政策研究所、美國繆肯研究所和美國企業發展公司為代表的三種新經濟的測度方法。進步政策研究所的方法比較全面地反映了新經濟的特征，而且可操作性較強，所以我們以這一方法為基礎，結合我國實際，形成了中國新經濟指數體系。

　　這個指標體系由5類15個指標組成：第一類是知識職業，它包括辦公室工作、專業技術工作和基于較高教育水平的人口，是衡量新經濟的一組重要指標。第二類是全球化，它包括進出口貿易占GDP的比重和外國直接投資(FDI)企業就業占當地從業人員的比例，是新經濟運行的重要特征。第三類是經濟動態和競爭，包括新生和倒閉的企業數占企業總數的比例以及公司通過股市籌資數量占GDP的比例。第四類是向數字經濟的轉型，新經濟的關鍵技術驅動力是數字化，它包括網民占本地人口比例、WWW域名注冊數量占全國比例、信息網絡建設指數、信息技術應用指數。第五類是創新能力，包括高科技工作崗位比例，科學家與工程師的比例，已公布的專利數量，產業研發投資等指標等。

　　不同的指標有著不同的權重。記者注意到，權重的前十名都集中在知識工作、數字經濟和創新能力三大類，而全球化和經濟活力兩大類指標權重較小。對此，楊開忠有三點解釋：第一，新經濟是以知識和網絡技術為基礎的、創新能力極強的經濟，這三大類指標最能體現新經濟的水平。第二，雖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快速地融入世界，但對大多數地區而言，其全球化水平相差不大，所以，這三大類指標最能反映出各地新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第三，經濟活力這個指標更多地體現的是傳統經濟或者是傳統經濟與新經濟疊加后的發展水平。由此看來，這三大類指標是新經濟指數體系中最具解釋力的指標，權重自然也應很大。同時，這種權重的選擇，也從另一方面說明我國全球化以及經濟動態與競爭水平還比較低。

　　兩極三區一省誰強誰弱尚有一拼

　　空間集聚性明顯，是中國新經濟發展的一大特征。正是由于這種集聚性，我國新經濟發展初步形成了“兩極三區一省”的格局。“兩極”指的是北京、上海，“三區”是以北京為中心的大首都圈、以上海為中心的上海圈和以大珠三角洲為中心的粵港澳地區，“一省”是地處西部的陜西省。

　　“‘兩極三區一省’代表著中國未來區域經濟發展的趨勢，至少‘兩極三區’的格局只會強化，不會削弱”，談及區域格局，楊開忠旗幟鮮明。然而，記者注意到，雖然“三區”與現有的區域經濟格局大同小異，但是在排序上卻有差別。對此，楊開忠這樣解釋，北京集中了全國最為優秀的人才、知識創新中心和傳播中心，就連跨國公司的研發中心也開始向北京集聚。同時，北京又集中了全國最多的管理部門，除了國務院各部委機關、國有大中型企業總部、國有商業銀行總部之外，中外咨詢機構、投資機構也云集北京。這些不可比擬的優勢，使得以北京為中心的大首都圈遙居“三區”之首。

　　當然，這位研究區域經濟多年的專家提醒，“三區”的排序有著不確定性。楊開忠認為，20世紀90年代以后，經濟的競爭更多地轉向知識和人才。近年來，長三角、珠三角采取眾多措施吸引北京的人才南下，北大、清華都在南方建有研究院，上海也在和北大洽談，北京大有醒悟之勢，也出臺多項措施吸引人才，“三區”誰強誰弱尚有一拼。他提出，這種比拼與當地政府制定的發展戰略和政策直接相關，與政府的開明程度息息相關。

　　這種不確定性還表現在就“三區”內部結構的不均衡上。除了緊鄰港澳的廣東和緊鄰北京的天津分值較高以外，同屬上海經濟圈的浙江、福建和納入大首都圈內的河北得分均較低。“兩極三區”的格局說明新經濟的集聚性依然十分明顯，但“三區”內存在的地區懸殊又表明新經濟的集聚有著自己獨特的規律，它并不是現有區域集聚的簡單延續或者減弱。楊開忠分析，傳統經濟的集聚是一種單個企業擴大規模、延伸產業鏈條的集聚，依靠的是自然資源或廉價的勞動力。而在新經濟中，由于以知識為基礎的創新需要面對面的交流，所以集聚將趨向于大都市。

　　因此，新經濟的集聚地，普遍擁有較為成熟的創新體系，較強的創新能力，通過吸引國際投資和進行國際貿易等方式積極參與全球分工，并且擁有較高比例的網絡在線人口、國內領先的信息技術基礎設施和應用水平。這些地區不但匯集了眾多的知識和人才，而且金融市場特別是股市聚資功能強大，同時，頻繁的經濟變動會產生大量的工作機會，從而繁衍出許多的創新活動。

　　新經濟品質與實力并非一一對應關系

　　細心的人都會發現，新經濟指數排序與現有經濟實力有著較大的差異。人均GDP是衡量現有經濟實力的一個重要指標，然而，人均GDP較高的地區，新經濟品質不一定就強。　　

　　在新經濟指數與人均GDP的排序對比中，很多地區產生了錯位。前進最大的陜西，位次前進了21名，四川、廣西、寧夏的進步也讓人欣喜，他們位次都前進了11至12位，重慶的位次前移了8位；最讓人吃驚的后退是黑龍江，差距達20位，新疆、內蒙古、湖北、河北的新經濟發展也較為滯后，位次分別后移了17名、9名、8名和7名。

　　楊開忠認為，有些地區的落后可能是一種計量假相，但大多數地區的落后是有緣由的。比如，一些地區的經濟以傳統農業和制造業為主，具備一定的經濟活力但卻缺乏創新力，如果他們再在信息基礎設施的建設與應用、在產業轉型上滯后，那必然陷入傳統的經濟模式中無力改觀；一些地區的落后是由于在新經濟的某一方面欠缺而其他方面又無突出表現所致。

　　新經濟指數與經濟實力發展的非線性對應關系，在一定程度上給了落后地區發展的希望。楊開忠認為，傳統經濟在發展過程中，很容易被技術、生產習慣等鎖定，形成路徑依賴，因而當新技術出現時，一些發達地區有可能衰落，一些相對落后地區有可能崛起。換言之，當發展機遇來臨時，新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很可能一躍而上，實現跨越式發展。所以，新經濟指標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一地的創新能力和發展后勁的強弱。

　　誰為新經濟旗手 北京優勢明顯一馬當先

　　楊開忠將新經濟指數體系分成四級。

　　北京的分值為97，比第二名上海高出23.7，比最后一名西藏高出61.1，以絕對優勢成為中國新經濟的旗手。

　　北京的知識工作崗位、數字經濟和創新能力三大類指標名列第一；在15個細分指標中，北京有8項位居榜首。

　　楊開忠認為，北京具有非常雄厚的傳統經濟基礎和科技力量，尤其在經濟數字化、職業和產業轉變以及創新能力方面堪稱表率。作為典型的高科持地區，北京的高分值得益于擁有眾多的頂尖的國家級科研機構、高等院校和企業研發機構，這使得它因科學家與工程師比例遙遙領先而成為供血最為充分的地區。顯然，蓬勃發展的高新技術產業也為北京的新經濟增添了不少活力。

　　北京也有隱憂。一種普遍的說法是，上海是一個集聚和輻射能力都很強的城市，而北京則是一個集聚強、輻射差的地區。對此，楊開忠持有不同意見。他認為，北京集聚的和輻射的范圍都是全國，非典的傳播也證明了這一點。北京的最大隱憂不是它的輻射能力，而是如何將它所占據的優勢資源迅速轉化為經濟優勢，這是一件值得北京市大力開拓的事情。要實現這種轉化，北京市必須重新審視自己的發展戰略，徹底打通資源和人才使用上的壁壘，特別是橫亙在中央和北京市之間的壁壘。

　　上海屈居第二仍是新經濟榜樣

　　近年來，上海市以強勢發展引領著中國經濟改革的潮流，活力四射。最能讓上海人自豪、讓北京人汗顏的指標就是人均GDP————上海比北京高出一半左右。然而，現時的經濟活力和實力并不代表著新經濟的品質和潛力。

　　按照四級分類，上海的分值為73.3，屬于第二級。雖然能跨進這個層級的只有上海，但它與北京之間的巨大差距，多少有點讓人意外。在五大類指標中，上海的知識工作崗位、經濟活力、數字經濟和創新能力等四大類指標位居第二，全球化指標位居第三；15個細分指標中，上海有11項位居第二，3項居第三，信息網絡建設指標上居第一位，專業技術人員比例位居第二十七位。

　　楊開忠認為，盡管與北京差距很大，但是上海仍是中國新經濟發展的榜樣，在全球化程度、經濟能動性等方面，上海依然領先北京。與北京不同，上海的科技工作者主要來自于企業研發機構和高等院校，這就使得上海經濟保持活力，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的先鋒。

　　粵津閩浙發展良好勢頭正猛

　　列入第三級的地區共有四個：廣東、天津、福建、浙江，分值在50到60之間，屬于發展勢頭良好的地區。

　　廣東的全球化指標位居第一，數字經濟和創新能力居第三，知識工作崗位和經濟活力指標偏后，分別居第十七位和第十五位；15個細分指標中，廣東有3項居第一，有10項處前十名以內，拖后腿的指標是專業技術人員比例和股票籌資總額占省內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分別居二十二位和二十六位。

　　天津的全球化指標居第二位，知識工作崗位居第三位，數字經濟和創新能力居第四位，經濟活力居第十二位；在15個細分指標中，天津居前五名以內的指標有8項，前十名以內的有3項，偏后的指標有專業技術人員比例和股票籌資總額占省內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分別居十八位和二十五位。

　　福建比較靠前的大類指標有全球化、數字經濟和創新能力，分別居第四、第六和第七位，靠后的大類指標是知識工作崗位和經濟活力，分別居第二十和二十五位；15個細分指標中，處于前十名以內的有8項，二十名以后的有6項。

　　最讓浙江人憤憤不平的大類指標是經濟活力。因為除此之外的四大類指標，浙江都在前十名以內。在大多數人眼里，浙江是一個極具活力的地區，然而，在新經濟指數體系中，浙江的這類指標位居第二十八位，也就是倒數第四位！經濟活力指標由兩個細分指標構成，一個是年度企業注冊與倒閉總量占企業單位數的比重，另一個是股票籌資總額占省內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浙江分別居第二十七位和二十位。

　　楊開忠認為，這四個省份的股票籌資指標都處在20名之后，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們的經濟活力。

　　發展后勁較強陜西第八并非意外

　　有2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落入第四級內。楊開忠認為，四級地區數量如此之大，使得我國新經濟分布呈現出極少數地區一馬當先、中間層薄弱甚至斷層、大部分地區發展滯后的失衡狀態，而且這種失衡特征在各個指標的分類圖中都能看到。他認為，這種失衡從一定程度上說明我國新經濟發展不僅總體水平較低，而且區域差異較大，存在著明顯的兩極分化的現象。

　　在四級地區中，江蘇、陜西、遼寧、山東四個省分值較高，非常接近第三級。最值得關注的是地處西部的陜西省。在五大類指標中，它的知識工作崗位和創新能力居前五名之內，在15個細分指標中，研發民間投資額比例、科學家和工程師占總從業人員比重、辦公室職位比重居前四名以內。

　　楊開忠分析，陜西省位次較前，跟陜西在國家中的位勢有關，跟計劃經濟時期陜西在高校、科技乃至軍工力量方面的積累有關，有其特殊性，并不意味著相對落后地區能夠實現單點突破。他認為，陜西的未來尚有較大的不確定性，關鍵取決于他們能否保持現有的知識和科技力量的優勢，能否將這種優勢快速轉化成新經濟優勢，對陜西而言，這是機遇，更是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