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人民幣名義匯率的歷史性轉折、（中）：資本流動對人民幣名義匯率的影響

　　——關于人民幣匯率走勢的研究(下)

　　楊帆

　　貶值論與升值論

　　人民幣貶值論在1994-1999年盛行，現在仍然有市場，即認為中國的外匯市場是壟斷的，貨幣當局是外匯主要買方，國有銀行是主要賣方，是買方壟斷與賣方寡頭市場，這樣的市場形成的現期匯率偏離競爭市場的公平價格，遠期匯率則人為地排除了市場風險因素。人民幣名義匯率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當局的政策取向，實際上是內在的固定匯率。在外匯管制下講人民幣名義匯率的合理水平沒有意義，應該考察實際匯率。新加坡大學的俞喬計算過去5年的國內物價上升使人民幣對國際主要貨幣高估30%；亞洲金融危機使人民幣對主要貿易伙伴的實際有效匯率高估了45%。

　　2002年12月，美國日本輿論要求人民幣升值25%左右。理由是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加工廠，勞動密集型產品充斥全球，國內過度生產導致工業品價格5年下跌7%，零售價下跌10%，中國通貨緊縮威脅全球經濟，中國物價正在成為全球物價。反對者認為，日本從中國進口為16%，美國為9.3%，不足以影響物價水平。我認為中國廉價商品降低了發達國家的邊際價格，而總體價格水平是邊際水平決定的，但這種通貨緊縮影響僅限于勞動密集型產業。

　　人民幣升值壓力與我們的對策

　　人民幣中期升值趨勢自1994年確立，已延續9年，沒有升值是由于中央銀行干預外匯市場，收購多余外匯造成的，這就是國家外匯儲備增加到3000億美元的原因。升值壓力越來越大，如擴大浮動范圍，人民幣名義匯率就會浮動到上限。人民幣名義匯率的升值壓力來自：

　　第一，國內儲蓄大大超過投資，資本過剩。外向型經濟和單純市場導向的發展戰略，已經走到盡頭，勞動密集型產業過剩，而急需發展的國防與戰略產業，環境保護產業，因無短期利潤而投資不足，過剩資本大量流出國外，表現為資本凈外流。

　　第二，勞動密集型產業過剩的其他原因還有：農民收入降低，城市工人下崗，缺乏購買力；兩極分化嚴重造成消費和產業斷層，使大多數消費品供大于求，價格下降。

　　第三，外資因優惠政策，每年以500億美元的速度進入，進一步擠垮國內企業，并拖累國內銀行，而企業破產清算，在銀行就表現為通貨緊縮。外資企業是以外資銀行為基礎的，因此，國內通貨緊縮不會結束。

　　第四，通貨緊縮指市場價格持續下降，人民幣購買力提高。如果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人民幣必定對外幣升值。而對外幣升值，將進一步加劇國內通貨緊縮，從而進入人民幣升值和國內通貨緊縮的循環。國家如果繼續購買外匯，不讓人民幣升值，就會加大資本外流，越來越多的資金被擠出國外。

　　中國不能再以收購外匯的辦法保持人民幣不升值，因為貶值預期已為升值預期所替代，國際反傾銷越來越烈，除去美國歐洲日本以外，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的反傾銷急劇上升，其中印度，阿根廷，巴西，南非增加最快，印度2002年提起10起。

　　應允許人民幣升值，如5年后到1：7水平。外貿順差變為逆差，資本凈外流才可能變成凈內流。國民財富因貨幣升值而繼續增加，按美元計算人均收入由2002年的1000美元，到2008年的1500美元。

　　人民幣升值意味著以美元表示的國民財富迅速增加，股市和房地產高潮。其代價就是：進口增加出口減少，國內生產企業遭到進一步打擊。通貨緊縮發展到一定程度，可能導致財政危機，外匯危機和貨幣危機，那時通貨緊縮就轉變為惡性通貨膨脹，最終導致人民幣大幅度貶值。日本就是在1985年國際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的壓力下，將日元大幅度升值，日本土地價值超過了美國，東京地價比1950年上升了10000倍，工資亦大幅度上升，5年后股市房地產泡沫破滅，陷入長期經濟困境，10年以來把貨幣升值期間積累的財富逐步喪失，股市樓市和收入，都“回歸”到原來的水平。

　　中國承認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并且適度升值，但應提前采取對策，緩解貨幣升值壓力。

　　第一，外向型戰略向啟動內部需求轉變。首先要調整分配關系，遏制兩極分化，提高普通工人農民的購買力，提高社會保障標準，擴大范圍包括農村和農民工。落實義務教育，普及醫療保障。對于改革中受損失的弱勢群體，應該給予補償。

　　第二，從保護資本向保護勞動轉變。新自由主義鼓吹的“中國資本不足，勞動過剩”已成歷史。繼續鼓勵資本特別是外資，壓抑勞動權利，將加劇而不是緩解勞動力過剩。勞動時間的延長，工資和勞動保障的削減，甚至童工的出現，都在加劇勞動力過剩，促使勞動密集型產業盲目擴張，應該從保護勞動入手，調整勞資關系，限制勞動密集型產業盲目發展，使國內勞動者的工資有所提高。

　　第三，對外資從超國民待遇向國民待遇轉變。取消對外資優惠，對國內資本提供平等條件。特別是對國內企業減稅，在壟斷部門實行市場準入。外資不是越多越好。特別是外向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過度發展，很快就出現過剩。另一方面，按照發達國家的消費標準，必定進口或者引進大量外國設備，打垮中國的機器制造業。新自由主義者把它歸結為國有企業產權不清是片面的，這里有經濟戰略的調整問題。

　　第四，從靜態比較利益向動態比較利益轉變。國家支持戰略產業和環境保護產業發展，這是擴大國內投資需求的關鍵。國家要鼓勵自主知識產權，民族企業的名稱不能廢除，國家產業政策不能廢除，國防不能輕視，國家安全概念不能沒有，對外開放度不能過高。

　　第五，宏觀經濟政策需要調整。穩健的金融貨幣政策向積極方面轉變。股票市場應該采取積極措施，首先以無償或者低價配售國有股的方式，實現全流通，恢復大牛市，然后允許外資進入國內股市；銀行體系應首先向民間資本開放，房地產金融應發展，貨幣發行量應該擴大。積極的財政政策從發行國債向減稅轉變，相應精簡機構。人民幣不應該完全自由兌換，可以小幅度浮動升值，同時放松外匯管制，降低人民幣升值壓力。

　　人民幣升值期可持續數年，進入一個國民財富迅速增長，人民收入和購買力大幅度提高，國際貿易由順差變為逆差然后資本凈流入時期，經濟實力和問題遠非10年前短缺經濟時代可比。人民幣升值是一件好事，這是中國人民數十年奮斗積累起來的綜合國力總提升，中國最大的收益是，可以利用升值的機會，加速戰略物資進口，包括先進技術與設備，石油與稀缺資源，要準備未來遭遇西方經濟制裁時，能夠維持國內經濟運轉，這需要以國家力量保障進口及其儲備。另一方面必須看到，近期人民幣升值壓力突然增加，是由于國際跨國公司為了搶占中國未來市場的戰略投資行為所造成，如果盲目相信市場機制，可能造成盲目進口奢侈消費品，打擊國內骨干產業，加速股市和房地產泡沫等問題。如何利用人民幣升值的積極方面，而避免積累過多矛盾，是對國家調控能力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