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憲容

　　最近，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表示，就CEPA(香港內地更緊密經貿關系安排)金融方面的安排，中央政府將在四個方面作重大調整。在該四項范疇上，中央正積極研究允許香港銀行試辦個人的人民幣業務，包括存款、匯款、兌換和信用卡業務。此外，當時間及條件成熟，中央將優先考慮在香港開設人民幣離岸中心。同時，中央政府正在積極研究將香港保險 公司參股內地保險公司的比例，在現時的15%基礎上進一步放寬。中央將一如既往，積極支持內地符合條件的企業到香港上市等。

　　可以說，前兩項調整不僅意味著外資銀行垂涎已久的人民幣個人業務將提前在香港實現，也意味著香港有可能成為人民幣的離岸業務中心。其實，從香港與國內經濟關系的相互依賴性來說，人民幣離岸中心在香港設立早已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無論是從香港的對外貿易、轉口貿易來說，還是從進入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來說，香港對中國經濟的重要性早已是不爭之事實。

　　而且在中國融入世界經濟的過程中，香港早成了中國經濟走向世界的橋頭堡。不少中資企業以充當“信息窗口”方式陸續地進入香港，部分中資企業開始利用香港這個成熟的國際金融中心，通過香港資本市場為國內經濟發展籌集資金，為國內企業進行資產經營和資本運作提供示范作用，培養熟悉國際金融運作的人才。還有國內民眾到香港的旅游，每5年就翻一番，而且隨著CEPA簽訂，國人更會掀起“香港游”的新一輪高潮。

　　正是這種兩地間經濟活動與民眾的頻繁交往，人民幣早已成了香港的“第二貨幣”。據有人測算，在1996年到2001年之間，香港共接待了內地旅客1890萬人次，如果這些游客將法定可攜帶的6000元人民幣中的一半花在香港，則目前香港市場上就應當至少有570億元人民幣。瑞銀華寶公司測算表明，假定2002年內地游客增長50%，隨后假定每年增長15%，并以上述國人在香港的消費水平，則2005年香港市場的人民幣規模會達到1570億元。如果國內游客把法定所攜帶的人民幣全部花在香港，則2005年香港市場上的人民幣會達到3130億元的規模。

　　面對著近幾百億人民幣在香港流動，香港銀行卻愛莫能助。因為香港的銀行既不能吸收人民幣存款，更無法把吸收到的人民幣找到出口。以往香港的人民幣的流動基本上以一種灰色的方式進行。這種狀態既增加人民幣交易過程中的成本，也不利于國內央行的監管。放寬香港銀行試辦個人的人民幣業務，自然邁出了在香港設立人民幣離岸中心小小的一步，但離真正的人民幣離岸中心為時尚遠。

　　因為，一般來說，各國的金融機構只從事本幣存貸款業務，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各國金融機構從事本幣之外的其他外幣的存貸款業務逐漸興起，有些國家的金融機構因此成為世界各國外幣存貸款中心，這種專門從事外幣存貸款業務的金融活動統稱為離岸金融(offshore finance)。也就是說，任何國家、地區及城市，凡主要以外幣為交易(或存貸)標的，以非本國居民為交易對象，其本地銀行與外國銀行所形成的銀行體系，都可稱為離岸金融中心。歐洲美元市場就是一種典型的離岸金融中心，它是一種自由交易、不受管制之自由的國際金融市場。離岸金融業務是屬于批發性銀行業務，存貸款金額大，交易對象通常是銀行及跨國公司，而與個人無關，其業務通常為引進外來資金，再將資金貸給外國。

　　而歐洲美元離岸市場產生并非人為力量之結果，而是國際上的政治與經濟因素促使自然生成。如在冷戰時期，東歐國家為了免遭美國的監管，不愿把美元存于美國而存于歐洲銀行，還有70年代的石油美元也是如此；二戰后美國的援助計劃、對美貿易順差，使得大量美元外流；美國金融市場的管制，使得美國本土的利率、匯率、信用、貸款方式等方面都競爭不過管制少的歐洲金融市場等。

　　20世紀70年代，由于國際貿易、投資擴張與石油支出的增加，各國的貨幣與信用需求得到了快速的擴張，而歐洲離岸金融市場的高效率運作正好適應了這種信用需求的擴張。如具有彈性的多元化的利率結構，能夠調和不同貨幣、不同期限的資金供需。在此段期間，無論是短期(一年以內)資金交易的歐洲貨幣市場，還是長期資金交易(一年以上)歐洲債券市場都得了迅速的發展。目前，倫敦之所以成為全球最大的外匯交易中心，就在于倫敦擁有全球最為活躍的美元離岸交易市場(每天約4620億美元)，倫敦的美元交易量較之美國本土還要高(美國為日均2360億美元左右)。

　　從以上的經驗來看，本幣市場的金融管制是該本幣離岸金融市場設立的前提條件，如果沒有管制，兩地沒有市場勢差，離岸市場設立是沒有必要的。但除金融管制因素之外，離岸金融市場的設立還必須具備以下條件：相應的專業人才；健全的法律制度，使國外投資者有所遵循與保障；穩定的政治、經濟環境以吸引資金流入；金融市場具有相當程度的規模經濟與發展潛力；自由開放的環境，便利從業人員方便出入境，電信通訊及資料能自由傳遞，外匯能自由流動；有優惠租稅條件等。

　　以此來對照，香港設立人民幣離岸中心何以可能？可以說，加入WTO后，中國金融市場的開放會比所承諾的內容要走得快，但有一點是應該肯定的，國內金融市場的各種制度管制與勢差還會存在，國內與香港金融市場所存在的種種市場勢差在短期內也不可能消失。正是這種市場勢差的存在也就為香港人民幣離岸市場設立提供了獲利空間。同時，目前大量的人民幣在香港流動，特別是隨著CEPA條款落實，人民幣在香港的流動量也會急速增加，這都是該市場設立的重要因素。而香港無論是社會政治環境，還是金融市場的制度安排都為設立人民幣離岸市場提供了充足的條件。

　　但是，為什么多年來希望將香港成為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的愿意一直到現在進展都很小呢？這可能是中國金融制度障礙有關，即建立香港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資本賬戶可兌換與人民幣自由兌換是一道繞不過去“坎”。中國的資本帳戶不開放，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也制約了中國和潛在海外債權人、借款人和客戶之間的資金流動，它也是在中國進行商業活動的一個重大障礙。

　　如何能夠邁過這個“坎”，成為香港設立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的關鍵。歐洲美元市場得以迅速發展就在于美元的進出與自由兌換是受限制較為少的。因此，中央政府不是僅說等條件成熟后如何行為，而是要重新考慮現行的資本賬戶可兌換的政策設計，如何在現實國家金融安全和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均衡的前提下，循序漸進地推動資本賬戶開放。

　　當然，在香港設立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中央政府還會有以下的擔心：如兩地的利率勢差可以會成了大規模套利行為契機，從而動搖人民幣的穩定；離岸金融市場業務的非準備金化，可以導致人民幣流動性的擴充無法節制，從而造成央行信貸管理的困難和引發一些難以預料的后果；由于離岸金融市場與世界金融市場整合為一，人民幣資本流動性大幅提高，因而使得國內的貨幣政策喪失獨立性與效力，從而造成貨幣流動的無管制，貨幣政策控制的效應因而降低，從而影響整個宏觀經濟等。

　　但是國家金融安全是在金融配置效率下得以保證的，對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弊端的考慮更應該看到其正向影響。如讓人民幣在海外流動進入“陽光通道”，減少“洗錢”事件發生與加強央行對其監管；提高人民幣資本的流動性，提供儲蓄者在安全性與流動性之外更高的收益率；為借貸雙方提供更多的信用選擇工具，增進金融效率；通過規模經濟，打破國內金融壟斷，使借貸雙方更有效地分散風險，增加套利機會，弱化國內金融管制，從而提高資金運作的效率；促進國內金融業的競爭等。

　　在這個意義上說，兩利相衡取其重，即香港設立人民幣離岸中心并非僅是邁出了個人人民幣存款可自由兌換小的一步，而是中央政府與香港當局得重新考慮現行的金融制度安排問題，主動為之設立創造條件。在香港設立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萬事俱備，只欠東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