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年來，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日漸強烈。例如，前有日本財相的周國游說——“人民幣定值過低導致中國出口猛增的同時輸出通貨緊縮；任何旨在有秩序、有效地刺激世界經濟增長并扭轉全球通貨緊縮的政策都必須包括人民幣匯率調整這一環節”，后有美國財長的一再明確表態——如美計劃以“只做不說”的外交手法促使人民幣升值等。同時，我國有關的權威管理部門，如央行、商務部甚至外交部等，近期也紛紛鮮明的提出，穩定的匯率之于我國乃至世界經濟的重要意義等。從而使得人民幣匯率問題，再次成為世界經濟的矚 目焦點。

　　一、什么是“穩定的匯率”

　　1994年匯率并軌后，我國實行的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1997年爆發亞洲金融危機，一些國家的貨幣相對美元大幅度的貶值、經濟處于崩潰的邊緣。為此我國莊嚴的承諾——人民幣不貶值，從而促進了危機國家、亞洲地區乃至世界經濟的穩定和盡快復蘇。

　　這也使我國從1997年以來，實際上一直保持或執行著與美元比價固定掛鉤的匯率政策。

　　2002年初以來，美元對歐元、日元等世界主要貨幣的較大幅度貶值，帶動了人民幣的相應貶值。據測算，人民幣因此的貶值幅度約在10%左右。這從理論上講，應當也可以說是2002年初以來，我國出口繼續保持較大幅度增長的重要原因之一。

　　出口迅速增長、凈出口保持大量順差，外商直接投資大量增加、資本項目保持大量盈余，以及國家外匯儲備的持續大量增長等，成為發達國家強烈要求我國升值人民幣的關鍵動因或理由。

　　雖然與此同時，國外也有許多著名的專家學者，紛紛發表演說，肯定人民幣匯率的穩定之于中國經濟乃至世界經濟的重要意義。例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歐元之父”蒙代爾，以及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史蒂芬·羅奇等。

　　對此，我國有關部門迅速作出了明確的表態。6月底，央行行長周小川在巴塞爾國際清算銀行年會上明確表示，人民幣匯率將繼續保持穩定。7月底，商務部長呂福源在第五屆亞歐經濟部長會議上表示，穩定貨幣，不使幣值大起大落，關系到經濟發展和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目前中國仍然要保持人民幣的穩定等。

　　對此的政策解讀，或許大多數人都認為，政府仍將運用種種政策，以將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嚴格固定在8.277：1的極窄幅水平。其實這種看法可能是錯誤或片面的。

　　因為：1、“穩定的匯率”涉及到一個參照系的基本問題。例如對美元的穩定就是對歐元和日元的浮動等。對此，雖然中國政府多次強調，人民幣將保持匯率的穩定，但似乎從來沒有明確指出，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是指對美元比值的嚴格不變等。2、我國1994年以來所執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因此對于參照系的選擇、改變、以及在此基礎上的一定浮動，同樣是符合我國中長期匯率政策的取向和要求的。

　　例如“穩定的匯率”，從更嚴格的國際意義上看，它不僅應當考慮到美元，而且應當考慮到歐元和日元等。因此，如果要對近幾年人民幣“穩定的匯率”進行“溯源調整”的話，那么我們就需要同時考察美元、歐元和日元等世界主要貨幣的匯率變動情況。其結果——2003年8月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可能就會相對偏離8.277的、持續8年之久的固定和僵化的數值水平——雖然這在一定時期可能是非常必要和合理的。

　　當然，這僅僅是今后可能、或可以采用的糾正思路之一。

　　二、人民幣中長期的升值是不可避免的

　　在過去的25年里，中國經濟保持著高于發達國家兩倍左右的經濟增長速度；在今后的25年里，或許仍將繼續保持著同樣驚人的速度反差。這就是人民幣在今后的中長期里，必然升值的客觀基礎或決定性因素。

　　因為中國經濟總量的迅速擴張，部分來自于生產資源的擴大利用、如發電量的增加等，部分來自于單位產品耗用生產資源的減少、如技術的改進和勞動素質的提高等。后一因素在國際化的比較中，由于中國經濟的后發優勢，因此人民幣購買力的增加，無疑將明顯的快于發達國家同期的貨幣水平，從而引發人民幣中長期的必然和顯著升值。

　　當然，匯率的即期反映，還要考慮到前期的價格偏差、以及政策對多項調控目標的輕重權衡等。

　　2002年11月，中國財政部長項懷誠就公開和明確表示，他已經感受到人民幣的升值壓力。

　　同時種種跡象已經清楚的表明，市場供求的價格天平，已經明確的傾向于人民幣在不遠時期的顯著升值。例如：今年上半年，我國國際收支的凈誤差與遺漏項，為250億美元；以及美國期貨市場的人民幣，曾經達到過一年后兌美元8.09元的價格等。

　　對于人民幣兌美元價格近期是否應當浮動的問題，目前國內爭論的較多。其中有許多真知灼見，但同時也有一些影響較大的敗筆。如：1、“關鍵是看看他們給出什么價錢”。國際貿易是建立在互利互惠的比較優勢基礎之上的。我們似乎不能將小商小販的討價還價，作為其關鍵性的指導思想。2、“等到升值預期消除以后再來討論這個問題才是上策”。如果人民幣具有中長期的明顯的升值潛力，那么時間越拖，升值的動力和預期無疑將會越為強烈等。

　　這樣，其中一個明顯的后果是，越來越多的國外貨幣將涌入國內市場，政府為固定匯率被迫全部以人民幣兌換這些國外貨幣；今后隨著人民幣的升值，投資(投機)者逐漸獲利，而政府——民眾財富則相應的逐步受損等！

　　格林斯潘也認為，中國央行買進美元以阻止人民幣升值的做法，可能在長期內會給中國帶來通貨膨脹問題。

　　“歐元之父”蒙代爾認為，如果人民幣現在升值，將對中國吸引外資造成很大打擊，中國經濟增長將至少因此下降2至3個百分點。人民幣升值多少還不知道，影響多大怎么能夠計算得出來呢？！

　　無論是羅奇還是胡祖六，都認為中國出口高速增長的核心動因，在于中國經濟自身內在的蓬勃動力。即認為即使人民幣兌換美元有一定的升值，也不會對中國的出口有太大的影響。這一觀點或許同樣能夠為國內的許多專家學者所接受。這就給我國匯率政策的可能調整，創造了較大的運作空間。當然，羅奇同時還強調了，三資企業之于中國出口高速增長的重要意義。

　　當然，人民幣兌換美元升值與否，各種各樣的利弊影響很多。若要陷入具體的框算比較中，可能很難得出一個明確的結論。關鍵是：要以國際化和市場化的推進和取向，作為價值衡量和判斷的關鍵性的尺度和標準。

　　即“只有實行一種可能更好地反映市場狀況、適合國內外經濟情況、靈活的匯率制度，才符合國家的最大利益。”

　　在這次“倡導”人民幣升值的國外言論中，日本無疑是表現最早和最積極的。這可能是因為日本90年代以來的經濟增長低迷。

　　從60-70年代日本作為世界工廠的順序發展上看，中國80年代以來經濟和出口的高速發展，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是“搶”了日本的市場。但這符合平等市場競爭的國際基本準則。況且日本的經濟問題，首要的取決于其自身的問題，包括其文化問題。

　　80年代上半期，我國領導人一再邀請或呼吁日本擴大對中國的投資。但日本企業界有不少人認為，日本到中國投資會帶來中國經濟的強大，而這對日本的政治和軍事是不利的。這種觀點及其相應的一系列觀點或文化，可能直接和重大的決定或影響了日本90年代以來的經濟衰弱或低迷。

　　中國是一只逐漸蘇醒的雄獅！

　　三、目前政策取向的重點原則

　　近年來，對于我國匯率政策的調整原則、方向和具體措施，國內眾多的機構和專家學者，都作了很多很好的分析和總結。例如鼓勵企業的海外投資、對居民和企業的購買和保留外匯給予更多的政策便利等等。今年7月初，國家外匯管理局就加強和改進外匯管理，也提出了九條具體的工作重點等。這些探討和總結，應該說是比較全面、準確和深入的。

　　因此，這里我們僅強調政策取向的兩方面的重點原則：

　　1、以制度建設為重

　　從原則上看，制度建設的重要性無疑是要遠遠大于經濟指標的變動。因此任何時候，我們都應當將國際化和市場化的制度推進或建設，置于首要的優先位置。雖然前幾年，我國成立了貨幣政策委員會，今年又成立了銀行監督委員會，但這基本上都是在政府行業管理的狹小的體制內運作。它與龐大的客體相比，無論是在信息、權力、還是整體資源的有效利用上，都存在著明顯和巨大的不對稱性。這會帶來極大的隱患或危害。

　　例如，我國出口退稅政策已經實行了多年，近20年來，出口退稅率也有過多次的調整，但是政府仍然長期和大量的拖欠應當及時支付企業的出口退稅資金。到目前為止，政府拖欠企業的出口退稅資金，已經達到了3000億元，超過了國有企業一年的凈利潤之和。這一方面是給出口企業的正常經營，帶來了極大的困難，另一方面是極大的損害了政策的嚴肅性和公正性。

　　對此，我們一方面是應當盡快考慮，是否應當較大幅度的降低出口退稅率，以適應出口的高速增長、以及政府財政的實際困難等，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考慮，其中是否存在著公共政策的瀆職問題。或者說，在政策的正確制定和及時調整上，目前我國的宏觀調控體系，是否還存在著激勵和約束的有效組合的極大缺陷。從可操作性上看，目前可考慮“聽政會”等的更多的采用或推行。

　　2、從釘住美元改為釘住一攬子貨幣

　　在加入WTO的時期里，保持中國與國際社會的更加深入、全面和平穩的對接，這對擴大和穩定中國與國際社會的交流，無論是貿易還是直接投資等，無疑都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而在這一點上，釘住一攬子貨幣比釘住美元，可能就會有更加明顯的作用。

　　當然，這首先就將面臨著復雜的一攬子貨幣的選擇和權重確定問題。我們需要綜合考慮，各種主要貨幣體(國家或地區)的現狀實力和未來潛力等。但這從定性上看，應該也是容易確定一個基本的原則或范圍。如可以考慮50%的美元、30%的歐元、10%的日元和10%的其它貨幣等。

　　按照這一組合，最近10年來的人民幣匯率(歐元誕生之前，考慮歐洲主要貨幣的相應組合)，就可保持較好的穩定性。即使是在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人民幣的匯率也不會有、或說不需要有較大的調整或變動。

　　1999年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把中國列為單一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這可能是對中國實際情況的一種總結或估量。

　　如果在理論上真的存在蒙德爾“三難困境”的話，那么對正處于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來說，自由資本流動和獨立貨幣政策，這兩者的重要性，無疑是明顯或是應當超過了固定匯率。

　　作者：

　　陳明星(高級經濟師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

　　施丹(副教授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貿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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