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中國企業家》在今年的五個月內，第三次關注人民幣升值對中國企業的影響。

　　新年伊始，基于對國際宏觀變化(尤其是歐美國家的經濟走勢和即將爆發的對伊戰爭)的判斷，本刊進行了匯率、利率、稅率、油價對企業影響的調查，并提出了“企業家的宏觀視野有多大”的問題，結果得到的回答是：“那是政府和學者們考慮的事。”

　　6、7月份，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論調甚囂塵上，而國內的媒體上完全聽不到中國企業界的一絲反應，于是，《中國企業家》第7期的《觀察家》欄目急切地呼吁：“企業界不能無視人民幣匯率問題”。

　　也是在同時，《中國企業家》就人民幣問題進行了一次大范圍的調查，如果說年初的調查可能對于企業真的是太“宏觀”，那么，眼下的這個問題可謂迫在眉睫，企業沒有道理再漠視，再沉默。

　　《中國企業家》一開始的目標鎖定2002年中國進出口企業200強前幾名。在我們想象中，他們每年超過10億美元的出口，無論如何也不應忽略匯率變動。但是，出乎意料的，我們得到最多的回答是“NO”，甚至他們不知道要由哪個部門出面接受采訪。我們又將注意力轉向那些活躍的出口企業和大型國有企業，他們確實都很關心匯率的變化，但幾乎都沒有采取行動。出口企業認為自己離決策的距離太遙遠了，無能為力；而那些國有集團則一點都不擔心，他們知道，即使有什么問題，政府也不會坐視不管。

　　只有兩類企業反應迅速，應對靈活。一類是在國際市場上已經歷練了足夠長時間的企業，通常是外資企業或港臺企業，另一類就是以進出口業務為主營的外貿企業，盡管方法可能不盡相同，但都能讓自己遠離風險波及范圍。不得不承認，對于本土的制造企業，國際視野還是差了一截。企業的國際化過程，并不僅僅是擴大進出口，甚至在國外開一兩個廠，關注宏觀環境的變化，并敏銳地意識到它對自己的影響，才是最重要的。

　　《中國企業家》這次調查的最大發現是：82.4%的企業認為，人民幣匯率的變化，會對企業的經營活動產生影響，但大部分企業說不清楚具體會在哪些方面產生什么影響。

　　對于正在中國經濟舞臺上活動著的企業來說，人民幣就像空氣和水一樣。

　　這不僅僅是指它的不可或缺性，更是說明那種無聲無息的無摩擦狀態，甚至有時會令人忽略它的存在。對于企業來說，人民幣和美元之間的1:8.2，上下浮動不超過1個百分點的匯率，是已經存在20余年的生存環境，幾乎沒有企業認真想過如果這個比率改變了，對自身會有多大的影響。

　　現在，則到了必須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了，因為你站在了國際舞臺上。眼下，中國最主要的貿易伙伴：美國、日本和歐洲，紛紛對人民幣施加壓力。中國面臨著亞洲金融危機以來最大的國際壓力，人民幣匯率問題已不再是遙遠的宏觀決策層面的問題。

　　一個極有可能的事實是：8月份，出口企業的退稅率可能發生變化，退稅率會下調3-5個百分點。如果相關部門出臺這樣的政策，就意味著，人民幣將會變相升值。

　　相關的企業對此有充分的準備嗎？

　　調查和采訪給我們的感受是：喜憂參半。

　　能夠承受多大的壓力？

　　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經濟學家羅奇曾做過這樣的測算：如果人民幣升值10%-15%，幾乎對中國的出口沒有影響，大概也就是0.1%的樣子。也就是說，人民幣升值對出口的負面影響非常有限。

　　但創維集團董事局主席黃宏生得出的結論與羅奇完全不同，這位中國彩電出口大戶的老總面對升值的前景憂心忡忡，他認為，中國出口的大多是技術含量低的產品，高科技產品很少。人民幣如果升值，中國的國際地位也許提高了，但制造業在全球的競爭力將逐步喪失。

　　他算了一筆賬，如果人民幣升值10%，就等于出口價格提升了10%，而中國國內制造企業好一些的利潤也只有5%左右，加上一些財政貼息，中國企業盈利水平平均也不到3%。平均3%的利潤率怎么可能調節10%的升值壓力？肯定會出現大面積虧損。

　　黃宏生以創維為例，勾劃出中國企業對人民幣升值的最高心理底線：“現在我們在美國市場很難有大的提升，很大原因是其他世界工廠產品跟我們的價格一樣低。比如來自墨西哥的彩電、歐洲土耳其的產品很便宜，我們提一美元都不可能。我們今年在美國市場希望能提高三千萬美金銷售，但是如果人民幣升值了，那么這個計劃就流產了。”

　　而本刊調查的結果比黃宏生的判斷更悲觀，接受調查的企業中，67.6%的企業選擇了能接受人民幣匯率在±5%之間浮動，另有26.5%的企業認為在+10%以內都可以自由浮動。比亞迪公司董秘鄧國銳說：“如果升個5%還是有承受能力的，太大的幅度對我們來說壓力會非常大。”只有兩頭在外的公司能稍稍樂觀些，格蘭仕集團財務經理沈朝輝就表示，“微波爐是勞動密集型產品，中國在這方面有相當大的優勢，這種優勢即使匯率做一點調整，恐怕也不是很容易被抵消的”。

　　眼下，歐洲、美國和日本，聯合起來向人民幣施加壓力，大部分企業對此已有了心理準備，既然“是禍躲不過”，那就希望它來得晚一點，震蕩小一點。如果順差和大量外資流入已經使升值不可避免了。他們惟一的期望則是：有控制地、慢慢地升。

　　什么樣的升值方式對企業來說震蕩最小？在這個問題上，不同的企業表現出了驚人的一致性：在1:8.28的比率變動與1%的波動幅度之間，幾乎所有的企業都偏向后者。因為幅度的變化有可能會使人民幣升值，但相對于人民幣幣值的確定性變化，至少從字面上來講，它并不一定就是人民幣升值。

　　約有70.6%的受訪企業預測，中國的匯率制度可能會在3年之內發生變化，其中接受本刊采訪的大部分企業家都認為，匯率變化會發生在一兩年之內，他們強調，調整一定要緩慢，以便于企業吸收波動的影響。

　　專門從事服裝出口的利安達集團董事長兼總裁黃麗泰告訴記者，如果人民幣升值不可避免，政府應該早一點，比如，提前三個月或半年，告訴企業，讓他們有一個適應的過程，他們可以據此調整自己的報價和接單。

　　酸甜苦辣各有滋味

　　雖然人民幣是所有人的人民幣，但不同的企業，對匯率風險的感知度有著明顯不同。

　　與制造企業相比，那些在匯率風險最前沿的外貿企業，是變化的最強烈的感知者。畢竟，他們的利潤或收益完全建立在對匯率的把握上：稍有偏差，微薄的中間利潤立即付諸東流。這甚至有點像賭博，不知道會贏還是會輸，靠的就是運氣。

　　東方科學儀器進出口集團公司總經理助理黃方寧，向記者講了一個因為歐元升值——也就是人民幣貶值，導致虧損的例子。2003年年初，他們有一筆交易，簽約時歐元和美元的匯率還是1:0.9，等到交貨時，漲到了1:1.1了，他們又沒有采取鎖定匯率的措施，于是賠了。“即使我們有10%、20%的中間利潤，也都抵不上升值的損失。只能自己補上去了。”黃方寧說。

　　人民幣貶值導致虧損，是否意味著升值就會贏利呢？也不一定。曾經有一次，歐元和人民幣的匯率從1:8.5一直下跌，跌到了1:7.3。東方儀器代理的設備出口遇到了極大的困難。因為是用歐元結算的，歐元貶值后，同樣的商品出口，人民幣收入少了一大塊。“我大概算了一下，工廠的損失在10%左右。如果不是代理業務，這部分損失肯定是我們背了。”他說。

　　對于外貿企業來說，無論是人民幣貶值還是升值，影響從來不是單向的。具體的影響取決于在匯率變化時，外貿企業做的是進口業務，還是出口業務。這與制造企業存在很大的差別。

　　對于出口型制造企業來說，影響則是基本確定的：人民幣升值，是壞消息，人民幣貶值，則是好消息。雖然，出口企業的海外采購成本降低，可以抵消一部分出口收入下降的損失，但對于出口型企業來說，出口的量，相對進口，要大得多。因此，黃宏生才說，人民幣升值會造成毀滅性的打擊。

　　人民幣升值不僅影響企業的出口收入，更重要的，它甚至會影響企業的采購體系和投資戰略。

　　一些原來在中國進行生產的跨國企業，可能會將投資轉移到墨西哥或馬來西亞，20世紀80年代，臺灣也曾經歷過中國現在的壓力，在臺幣對美元的匯率從1:40漲到1:25后，一些傳統的低附加值產業，紛紛轉移到東莞。同樣，有專家分析，如果人民幣升值，這些傳統產業又會從東莞轉移到像中亞、越南等更不發達的地區。本來，中國還有很多地區，比如西部，可以容納這些產業，但因為貨幣的調整是針對所有企業的，可能使得中國被迫提早經歷產業空洞化的過程。

　　當然如果僅僅從進出口的角度考察人民幣升值的影響，無疑太片面了。從擴大海外投資以及降低外債成本的角度，升值當然是一件好事。ING的報告就認為，像東航和南航這樣的公司就能從中獲益。

　　中國石化副董事邵金揚在接受采訪時稱：“如果人民幣升值，海外資產對我們來說會較便宜。”如果人民幣升值5%，中國石化2003年進口的石油，以目前的價格計算，成本將減少逾1億美元。

　　只是，在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擴大出口仍是重中之重，出口企業處于主導地位，而海外投資企業，仍屬于弱勢群體，他們的聲音，在制定政策中往往不受重視。

　　最后，還有面子問題。升值說明一個國家經濟的強勁，許多企業也贊同這一點。“從企業的角度，升值的幅度不能過大，但從綜合國力的角度，人民幣應該更堅挺，我們介于這兩種希望之間。”上海東浩國際服務貿易集團總裁戴柳的話很有代表性。

　　騰挪的空間有多大

　　趨利避害，是企業的本能，盡管面對升值壓力，企業展轉騰挪的空間并不是太大，但在接受本刊調查的企業中，目前已經制定了相應的規避匯率風險措施的企業超過了一半，達到55.9%，規避的方式，主要是銀行遠期的結售匯業務和遠期外匯買賣。

　　戴柳告訴記者，他們已經建立了這樣的貨幣管理制度，隨時可以關心每一種貨幣的走勢：如果一種貨幣處于強勢的話，要關心是不是已經走到頂了，到頂了，就應該拋；一種貨幣即使非常弱，但也非常關心它是否已經進入上升通道，如果是，馬上買進。

　　“上個星期，我一天之內拋掉了三筆美金，因為我認為，美元和人民幣升值的空間還是比較大的，即使人民幣升值不是很快發生，但我的量非常大，換成人民幣存款，更安全一些”，他說。

　　我們的調查還發現，在建立規避匯率風險的制度方面，外貿企業又一次走到了制造企業的前面，他們都在最大限度地利用政策的空間。以上海東浩為例，“以前，我們是打報告上去，批了就做，不批就不做，現在，我們決定，根據市場的波動，該做的我們就去做，在外匯管理條例允許的最大的空間內，去用好這些政策。”戴柳如是說。

　　2003年以來，外匯管理部門在外匯管理上也有了相當程度的放松。以前，企業必須賺到外匯，才可以購匯。現在，只有人民幣，企業也可以向外匯管理局申請購匯。政策越來越開放，企業可以利用的政策空間越來越大。

　　如果人民幣升值，提高出口產品的報價似乎順理成章，但幾乎所有的企業都否認了提價的可行性，“坦白講，我們很難對客戶講，因為人民幣升值，所以要漲價，這個講不出口的。”鄧國銳說。原因在于，基于成本優勢的出口非常脆弱，經不起任何破壞。

　　已經成長為真正的國際企業的明基，在這方面要成熟得多。他們從臺灣到大陸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的貸款改成人民幣，因為當時金融風暴余波未了，人民幣可能會貶值。2000年年底，公司又決定，把所有的人民幣貸款變成美金，因為那時候，美元貸款的比例已經很高，同時，美聯儲又開始降息。他們預測，美國經濟會走弱。所以把貸款都轉成美金，對供應商的應付款也改成了美金。

　　“我們每個月都要向總部匯報自己的外匯頭寸，總部根據頭寸的大小去避險，每個月都會做一次微調。”明基電通財務總監許明昌說。

　　應該說，在外匯收入與外匯支出之間建立平衡的關系，是最基本也最簡單的避險手段。更復雜的避險工具包括，無本金交割，遠期外匯交易以及套期保值等等。但遺憾的是，在國內，目前還沒有相應的金融工具可以用來避險，像比亞迪，“目前我們無法通過金融工具避免損失，壓力確實很大。”鄧國銳說。

　　給企業留個席位

　　匯率關乎國民經濟，也關乎企業興衰，需要國家和企業共同努力，尋找一條妥善的解決之道，但我們問及企業對國家相關政策的期望時，聽到的卻多是無奈和委曲，有的企業甚至翻起了WTO談判和反傾銷的“老賬”，當時，整個中國企業界根本就沒有參與談判過程。政府主導的談判，使得企業在關稅、配額、準入等方面，沒有享受到應該享受的權利。對此，他們有失落感，更有不滿情緒。

　　他們認為，這次的匯率談判，必須切實考慮企業利益。

　　不久前，在反傾銷行動中，創維、長虹、廈華等彩電企業紛紛拒絕有關行業協會“統一行動”的建議，而表示要單獨應訴，就是這種不滿的表現。

　　黃宏生說，企業的愿望就是有一個好的外部環境，配合政府提供有力的數據，讓政府看到升值對中國的危害。但他說，目前還沒有國家相關部門到創維去做調研。

　　但他們對政府的態度并不非常樂觀，甚至對風傳的利好消息都不愿相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業董秘在談到對出口企業可能增加出口退稅額度的政策時，干脆地說：能把去年的退稅款還清就不錯了，都在打白條呢。何況，我今年的退稅款到后年才能退回來呢！”

　　面對升值的壓力，一些企業進退維谷，黃麗泰就向記者介紹了他們公司目前的兩難處境：

　　“以前，我們服裝行業的退稅是17%，現在可能要減少3-5個百分點。我們根本不可能把自己的報價提高3%。到底應該怎么定價，是把企業的一部分利潤讓給政府，還是怎么樣，我們心里沒底。今年的凈利潤可能減少50%。這是一個很大的現實。但我們也不可能不接定單，有那么多的工人要養，虧本也要做。“我們也很無奈啊，”她說。

　　他們也曾向政府反映情況，“但我們的政府畢竟不是最高的政府，我們是縣級市，從北京到省，再到市，再到我們，有多少層，什么時候才能到我們這里？”她迎難而上的性格有時也解決不了問題。

　　在成熟的市場經濟中，政府與企業之間在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兩方面都能實現良好的互動，在每項政策的制定過程中，企業都能自己或通過代表其利益的中介組織來表達自己的意見。這種參與機制，使得政府在制定規制政策過程中與企業達成共識，成為政府意志和企業利益的共同點與結合點。只有允許企業參與，才能保證他們的利益不被忽視，既然人民幣匯率變化的主要后果都要由企業承擔，那么在有關這一問題的討論會上，當然應當給企業留一個席位。

　　人民幣升值的企業隨底線

　　《中國企業家》雜志近期就“人民幣匯率變化”這個問題，對中國進出口五百強企業進行了問卷調查，結果發現，受訪的大部分企業都認為人民幣的匯率制度變化會對企業的經營活動產生影響，但說不清楚具體會在哪些方面產生什么影響。

　　“影響”來自何方

　　在接受調查的近40家企業中，有82.4%的企業認為，人民幣的匯率制度變化，會對企業的經營活動產生影響。但具體會在哪些方面產生什么影響，大部分企業都說不清楚。還有36.4%的企業在回答“目前所實行的人民幣匯率制度對于企業來說，是否是提高國際競爭力的主要因素”這個問題時，同樣選擇了“說不清”，比回答另外兩個選項的都多。

　　宏觀經濟學有關理論告訴我們，如果一國的匯率上升，意味著本國貨幣實際貶值，這時本國產品的出口變得相對容易，進口變得相對困難，反之亦然。在此次調查中，分別有58.1%、64.1%、63.3%、76.7%、56.7%和53.3%的被調查對象“說不清”匯率制度的變化會對公司在國際市場、國內市場、使用外資、向外投資、勞動力成本以及國外合作伙伴的信心方面造成哪些實際影響。但是有53.3%的被調查的企業承認，如果人民幣的匯率制度發生變化，會增加企業的經營風險和外匯交易的風險。

　　對于“匯率”的期望

　　對于國際宏觀經濟形勢不敏感可能是中國企業面臨的最大問題。一直以來，中國實行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使得中國企業對國際貿易中外匯的風險沒有更加實際的認識。因此，面對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還是有71.9%的被調查企業選擇了維持現狀。但是對于人民幣匯率制度可能的變化趨勢，有42.4%的被調查企業選擇了“實行更加自由靈活的匯率制度”，而選擇“維持現行的匯率制度和匯率水平不變的企業”占到總量的30.3%，另外還有18.2%企業認為應該在維持現行的匯率制度的基礎上調高匯率，而剩下的9.1%的企業認為應該在維持現行的匯率制度的基礎上調低匯率。

　　企業對于人民幣可能實現的自由浮動有一個什么樣的預期呢？有67.6%企業認為，人民幣的匯率在+5%的范圍內，可以交由國際外匯市場自由調節，而無需中央銀行干預。另有26.5%的企業認為在+10%以內都可以自由浮動。一般來講，如果實行浮動匯率制度，當匯率與購買力平價的偏離在20%以內，中央銀行可以不進行干預，但對于中國企業來說，10%已經是個心理極限。約有70.6%的企業預測，中國的匯率制度可能會在3年之內發生變化，另外29.4%的企業則估計，目前的匯率制度還有可能保持5年。但無論這種變革會在未來哪個時期出現，中國企業已經有了心理準備，雖然目前還不愿接受這個現實。

　　需要哪些保障

　　就像企業所認為的那樣，如果中國政府在未來實施更加靈活自由的匯率制度，會增加企業的經營風險和外匯交易的風險，這時如何規避匯率風險就比現在更加重要。在所有接受調查的企業中，目前已經制定了相應的回避匯率風險措施的企業占到總量的55.9%，但還是有44.1%的企業目前還沒有制定相應的措施。增強企業防范匯率風險的意識，應該是現行匯率制度變革的前提，否則企業很難適應變幻莫測的國際外匯市場。

　　目前企業回避匯率風險的措施主要是通過銀行遠期的結售匯業務，有57.9%的被調查企業選擇這種方式。第二種方式就是通過進行遠期外匯買賣的方式避險，中選率為36.8%。此外分別有26.3%的企業通過選擇可以自由兌換的有利貨幣以及外匯保值條款兩種方式來避險(見圖三)。企業在經營活動中通常是選擇多種避險方式回避外匯風險，但是目前企業采用的避險方式十分有限，主要是因為銀行等金融機構可以提供的金融避險工具有限。有46.9%被調查企業在回答“如果人民幣匯率制度發生變化，希望政府相應調整哪些措施，保障企業的利益”這個問題時，選擇“通過銀行提供金融工具避免匯率風險”的，排在第二位。

　　與避險工具相比，稅收政策是進出口企業最為關注的。有78.1%的被調查企業希望在匯率制度發生變化后，政府可以給予企業稅收政策方面的優惠，以保障企業的利益。排在第三位的就是出口直接補貼，有43.8%的企業選擇這項措施(見圖四)。可能對于企業來說，稅率政策遠比匯率政策的影響更直接和現實，在被調查企業對進出口產生影響的因素排序中，關稅排在第一位，接下來才是外匯管制。如果人民幣現行的匯率制度改變，政府可以通過調整稅收方面的政策，比如及時足額退稅來彌補由于匯率的變化給企業經營增加的風險成本。

　　對于進出口企業來說，目前他們最需要的鼓勵出口的措施分別是出口退稅、稅收優惠和出口直接津貼，中選率分別為79.4%、50%和41.2%。雖然有58.8%的企業認為價格優勢是公司產品在國際市場的主要競爭優勢，但是有88.2%的企業將價格低廉的原因歸結為中國勞動力成本低廉，人民幣現行的匯率水平中選率只有5.9%。還有67.6%企業將產品質量作為提高國際競爭力的主要因素，看來中國出口產品正在由價格優勢轉向質量優勢，雖然不知道這個過程還有多長，但企業已經對自己產品的質量充滿自信。

　　其實匯率水平和匯率制度變化對一國的進出口貿易如何產生影響，產生什么影響還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才能真正凸現出來。由這次匯率的調查發現，對于中國的企業來說，目前最需要的其實是提高決策參與意識。企業面對宏觀經濟政策的這種消極態度，將影響政府決策的科學化和合理化。對于這種現狀，政府有一定的責任，企業自身也有責任。(王利娜 周一 胡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