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經意識到危機的北京，一直等到去年才開始低調醞釀金融產業事宜。過去的十年，國家把優先發展金融業的優惠政策給了深圳、上海等地，在被定位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北京，中央對外國公司的經營以及所有權比重都有嚴格的控制。故而，無論北京情愿與否，它在金融發展上的態度只能是慎重穩健，從沒有明確提出發展金融業的口號。

　　十年過去了，北京開始明白：經濟是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基礎，金融是經濟的核心，全 面發展經濟離不開金融產業。2002年初，北京開始明確提出發展首都金融業的概念。是年的北京“兩會”上，時任北京市市長的劉淇表示，首都經濟是知識經濟，應該大力發展第三產業，而第三產業的領頭羊就是金融保險服務業。這個概念在嗣后召開的北京市金融工作會議上被進一步明確。當年，金融業產值占北京GDP的15.5%，比重居全國首位。

　　2003年年初，北京開始有了明確的動議，金融產業發展的環境發生極大變化。北京市成立了市政府金融服務辦公室，與市金融工委合署辦公。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王功偉，以北京人大代表的身份在“兩會”期間提交了一份議案：依托金融街發展北京金融區。據信，該議案被確定為北京市府調研重點，列入北京人大的議事日程，待到秋天市人大將專題研究金融產業的發展。

　　北京市有關部門的研究認為，首都金融業應當在全國金融發展格局中，構建成中國的幾個中心：金融管理控制中心，金融業支付結算中心，金融信息中心，金融行業標準制訂中心，金融批發業務中心，資金調度中心，金融中介服務中心。對外經貿大學金融學院教授邱兆祥笑曰：“這幾個中心的加總無疑就是一個較完整的全國金融中心。”

　　香港大學西蒙趙教授和紐約州立大學史密斯教授，證實“北京在中國入世后有可能成為中國的金融中心”。他們是在近年來就WTO對中國內地和香港的金融中心在空間上的重構的研究中得出這一結論的。

　　在秋天尚未來臨的春天，王岐山的到來，對企盼研究結論成為現實的北京金融業人士來說，無疑是一個重大利好。北京大學經濟學院何小鋒教授認為，“王是一支催化劑。”

　　毫無疑問，面對一個國家一般只有一個金融中心的常態，北京、上海和深圳爭奪中國金融中心的“三國演義”已然戰鼓雷鳴，劍拔弩張。雖然上海看上去領先了一步，但上海也僅僅是具備了一個中國金融中心的雛形。王岐山入主北京市府以及北京明確提出金融業的概念，都使得上海的翅膀能不能真正變硬，變成了一個問號。上海證券交易所副總經理方星海上個月表示，上海要摘得中國金融中心的桂冠，并不是唾手可得。與北京相比，國家的金融決策部門都設在北京，這是上海最明顯的劣勢。經濟學家茅于軾也認為，就目前的情況來說，上海和深圳誰真正能夠成為金融中心仍然沒有定論。

　　事實上，上海邁向金融中心的道路并不平坦。2003年4月16日，出席上海市計委牽頭的一個大型討論的有關專家認為，上海還有兩道命題待解：擴大規模和提高效率。盡管為數眾多的外資金融機構已落戶申城，但上海在國內的金融優勢并不明顯。申銀萬國證券總裁馮國榮指出，國有四大銀行的總行在北京，而證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的總部則多在深圳。雖然上海金融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已經超過了香港和新加坡，達到15%。然而，這恰恰表明上海金融業的效率不如后兩者。華東師范大學金融系教授潘英麗解釋說，銀行業的收入來源主要是利差，如果這個指標偏高，則說明過高的中介費用抬高了企業的融資成本。

　　如此情勢下，鹿死誰手，尚無定數。上海能否借助尚方寶劍的利刃快劍屠龍？北京能否借助首都優勢重拾舊山河？深圳會否借助香港的一臂之力反戈一擊，改變有可能最終敗北后偏安華南一隅的命運？今日任何斷言誰主沉浮的回答，都可能會因為明天的實局而貽笑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