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企業家》記者 戚娟娟

　　一個“金色的”名單

　　“40歲左右、大學文化程度、有1億人民幣以上的資產、企業有明確的產業，并且不是靠投機發家。”

　　這是長城金融研究所的始作俑者徐滇慶設想中的民營銀行發起人的形象。他們也果然按此標準選中了4個地區研究方案的參與者——江蘇申達集團張國平、沈陽東宇集團莊宇洋、西安豐佳集團耿健、浙江泰隆城市信用社王鈞。

　　在許多人眼里，這當然是一份“金色”的名單。

　　徐滇慶直言不諱：搞研究要找企業家，除了需要他們的經濟支持，還因為企業家比學者更了解國情，設計民營銀行不能單靠學者“紙上談兵”。

　　結果，企業家們和學者組成的課題組對民營銀行組建方案的研究才剛剛啟動，各種消息已不斷傳出，世人關注的熱情著實超出了“研究者”們的預想。然而，一切都似是而非，爭論之聲也隨即不絕于耳。4位企業家還是被理所當然地理解為未來中國首批民營銀行“大股東”的有力爭奪者，甚至多少有些武斷地被看作中國新一代民營金融家的當然人選。

　　究竟是徐滇慶們歪打正著——盡管有報道說“此次研究有高層背景，絕非空穴來風”，但不論央行還是“有關人士”均迅即否認此事與政府有關——還是因為人們對此的確期盼太久？

　　幾位企業家倒是前所未有地保持著統一的低調：拒絕直接的采訪、隨著輿論的變化悄悄抹去了前兩稿方案上擬定的銀行名稱，如“沈陽瑞豐”、“西安長城”。

　　而4家之中，被選中做西部試點的西安豐佳國際集團更是低調中的低調。坐落于西安市區最豪華寫字樓里的豐佳和它擁有博士學位的老總耿健在新聞爆出后，始終堅持著神秘地逃離在人們視線之外。而事實上，耿健恰恰是那個隱在長城金融研究所身后的人。在2000年9月出版的《西安外院報》上，有這樣醒目的頭條：“西安外院豐佳管理學院暨長城金融研究所揭牌”。草擬西安的試點方案時，銀行的命名便是“長城”。曾在著名學府西安交大任教5年的耿健，后來棄教從商，可是仍不斷游走于國際貿易與教育科研之間。一方面，他把工廠開到了美國，另一方面，他對回國投資教育研究依然情有獨鐘。

　　比起西安豐佳，其他3家企業則在某種程度上為人們所熟悉。

　　在沈陽，東宇名頭響亮，從信息、電氣、環境、制冷，直到藥業、置地、乃至圖書產業，東宇涉足各個領域，喜歡舞文弄墨的莊宇洋“胃口”委實不小。15年前，莊宇洋以4萬元起家，而今資產已逾18億人民幣。東宇10歲時，莊宇洋自動放棄了自有的1.79億元凈資產的所有權，對企業資產重新量化。現在的東宇員工持股達到了55%。

　　與東宇相仿，江蘇申達也有15年的歷史。當年曾是江陰農村一名生產隊隊長的張國平，如今已成為擁有17億資產的國內軟塑包裝行業的龍頭老大。在這個全國最大的軟塑包裝基地的車間里，記者看到了許多平時常見貨品的包裝袋，比如“巧手”牌洗衣粉，比如“康師傅”牌方便面。申達的軟塑包裝產品目前幾乎覆蓋半個中國市場。

　　和東宇、申達不同，泰隆的名氣并非來自于不斷擴張的資產規模。這家位于浙江東南沿海的民營金融企業，在1998年以前，曾作為小型民營股份制城市信用社的典范、溫臺模式鮮亮的代表，聚集了媒體和學界廣泛的目光。王鈞用了7年時間就把泰隆帶上了跨區兼并的路子。而做成一家地區銀行，也許才是他一直的期待與夢想。

　　一個覺醒的群落

　　如果說，盡管輿論上保持低調但實際上積極參與的王鈞們不可否認地心存“金色夢想”的話，這夢想也絕非空穴來風。無論在江蘇江陰，還是在浙江臺州，20年來一個龐大的企業群落的崛起，足以支撐正在頑強地追尋夢想的企業家們繼續前進的腳步。

　　申達完全像是江蘇申港鎮的標志。

　　沿國道從江陰驅車向西數十里，占地500畝的申達廠區便赫然入目。在申達，記者看到了資本運作中心里堆積的材料、報告，和似乎一直閃爍跳躍著的股市走勢線。毫無疑問，這一靠薄膜制品起家的民營企業已越來越逼近資本時代。3年前，申達發起南京中達上市，2000年又受讓了四川內江包裝材料總廠的股權，一舉控股南京中達，集團下屬的申龍高科有關二板上市的運作也在去年年末進入了輔導期。而最終使徐滇慶選擇了老總張國平作為江蘇民營銀行試點的合作對象，稱得上申達在資本運作上最大的動作。

　　在江陰，像申達這樣的民營企業還有很多，11家實力比肩的企業紛紛通過上市或產權量化實現了徹底的民營化改造，蘇南模式重獲生機。專家們介紹，其中“陽光、三和也都不錯。”獲得試點機會的張國平無疑是幸運的，但他顯然不可能獨自去織就民營銀行這個夢。根據設想中的方案，即便是最大的股東，加上其關聯企業，控股比例也不得超過15%。可以這樣估計，假如不久的將來確有一家民營銀行在此地誕生，11家在蘇南模式下共生共存的企業聯手出演的可能性極大。

　　金融意味著實業的延伸，工業資本與商業資本的急劇增長對金融資本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而民間資本滲透金融領域，作為企業發展的必然需要，在某種程度上會演化為企業的某種自覺行動。在18世紀的歐洲，當正常的投資機會已不足以為積累的資本提供出路時，金融資本便開始控制商埠于股掌之中，貿易的需要則使得同業拆借成為必然。英國的私人銀行與地方銀行便是因為地方的需要而獲得了巨大的發展機會。

　　浙江溫臺地區民間金融的發展在國內始終一枝獨秀。臺州市路橋區人口不足38萬，卻創造了金融城信系統存貸規模全國第一這樣一個不小的奇跡。泰隆和銀座兩家民營股份制城市信用社的經濟效益遠遠好于同城的國有商業銀行，路橋人更慣于把錢拿給前者收存。在泰隆和銀座的身后，一批相互關聯緊密的中小型的民營企業成為其可靠的支撐。臺州吉利集團的董事長李書福曾經說過，正是這些民營的小型金融機構，支持了他們創業初期的資金來源。

　　可以說，共生在區域經濟當中的民營企業，與應運而生的民營金融，已漸成一種張力，而這種張力，正急于轉化成一種更強大的力量。

　　一個離夢想更近的人

　　神秘的面紗已揭開一角，誰能夠率先完成那驚險一跳？誰將從未來的民營銀行中掘得第一桶金？甚至，誰在準備著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新一代的中國民營金融家？

　　4人中最年輕的王鈞無疑最受矚目。

　　28歲時，王鈞在臺州市路橋區辦起了泰隆城市信用社，身兼董事長與總經理。在泰隆29位個人股東中，王鈞本人是最大的股東，擁有泰隆近10%的股份，并且不涉足其他產業投資。

　　7年過后，路橋的大街小巷，泰隆的影響已隨處可見。21層的泰隆大廈稱得上路橋最豪華的樓宇。這里的人們可以24小時在泰隆的網點存取現金，也可以使用泰隆卡在各個商業網點消費。目前，泰隆的存款余額接近14億元，存貸總額突破20億元，平均不良貸款率控制在1.0%，存貸規模占據當地區域金融總量的20%。

　　“泰隆模式”一度是經濟學者研究的重點，而在1998年后，王鈞決意將戰略重點收縮到臺州當地，他開始不事張揚，開始壓制對于泰隆遠景的深切渴望。但此次民營銀行試點的風雨終于使得他再度浮出水面。

　　正因為泰隆被看作基礎最好的一個試點，他不得不開始應對外界關于他的種種猜測。

　　可是，謹慎與低調似乎無法掩飾泰隆相比其他試點的強勢，無可否認的是，作為構成未來民營銀行的要素，4家中惟一一家從事金融業的泰隆與王鈞確有被看好的理由。

　　根據國家金融機構高級管理人員任職資格管理的規定，擔任資本金總額10億元以上(包括10億元)的金融機構高級管理人員需具有經濟、金融相關專業大學本科以上學歷，從事金融工作10年或者經濟工作15年以上，本業工作3年以上。

　　“王鈞顯然具有這種可能性，其他人(另外3名企業家)沒有資格哇！”負責浙江方案研究的浙大教授史晉川坦言，臺州具有民營金融發展的良好環境，泰隆的經驗已經充分證明這一點，而王鈞在某種意義上作為一名金融企業的當家人，兼具投資者與管理者的雙重身份，已經積累了相當豐富的業內經驗。課題組成員鄭

　　勇軍則有另外一個假設，如果這7年間，讓王鈞去搞其他行業，也許能賺更多的錢。他評價王鈞是“把金融當作一項事業來做的”，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樣，搞金融完全為了賺錢”。

　　相形之下，其他3位更像將沖浪民營銀行的首批大股東或者董事長的人選，投資者的角色與民營金融家的頭銜顯然距離尚遠，對他們來說顯得名不副實。也許，從投資產業到投資金融，在他們中一些人簡單的理解中，更類似投資方向上的變化。當然，劉永好與馮侖們在民生銀行中的困惑也昭示著，做民營銀行的股東其實并不容易，投資金融與投資實業畢竟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

　　一個缺失的經理層

　　“泰隆是有王鈞，但是它沒有很多個王鈞啊，它的管理層還多是當地人，能像王鈞一樣可以派出去到各個地方當行長的沒有幾個。而管理層積累起來的經驗，也大多用于小型金融機構的直接管理，人力資源嚴重匱乏啊！”史晉川一邊對王鈞頗多贊譽，一邊不禁流露出對民營金融隊伍建設上的擔心。

　　近2個月來，徐滇慶在北大經研中心的辦公室經常有遠道而來的企業家光臨。在上海同樣如此，找上門來跟課題組專家談想法、表決心的人比比皆是，他們的目的顯然只有一個——能從這項制度創新中分得一杯羹。有一個企業家甚至講了這樣令人哭笑不得的話：“你看，我現在有了很多錢，搞一個銀行也不錯嘛！”

　　有資格掘得第一桶金的人勢必大有所為——眾多民營企業家紛紛表示出的濃厚興趣不能不說明一些問題。但是，如果最終是持上述想法的一群人掘到了金子，民營銀行將何以為繼？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陸德明的憂慮不無道理，“張國平可以把申達做得很大，但是要他一個人來投資民營銀行那就不一定了。”

　　管理層缺失的困境曾經緊緊扼住民生銀行的喉嚨。

　　于是，這樣一個事實擺到眼前，甚至連奔走呼吁催生民營銀行的專家學者們都承認，民營企業家自身的力量顯然不夠，因為金融業畢竟特殊。好在這個時候，另一個層面的人的身影不失時機地捕捉了人們的目光。

　　這就是申達的金玉媛們。

　　申達這一家族制企業自1997年以來實施了兩權分離，張國平把總部的業務大都交給了副總金玉媛打理。金給人的印象是精明強干的，有著金融專業碩士頭銜的她，曾在南京市某銀行工作過十余年，并且有著外企工作的經驗。在江蘇民營銀行方案的研討過程中，企業這一邊基本由她負責。

　　“遠來的和尚會念經。”在申達，像金玉媛這樣的職業經理人并不在少數，張國平無疑是有準備的，他的麾下還有原南通信投的總經理，學習金融、經濟出身的碩士生也頗有幾名。“他能夠用樸素的眼光看待市場經濟的規律。”金玉媛這樣看待她的老板。張國平的確是開明的，正如江蘇試點課題組的專家評價的那樣，文化水平并不高的他及時引進了現代企業制度，放權給職業經理人經營，并且搭起一個舞臺讓他們充分表演。伴隨著資本運作概念的引入，這些人的到來無疑構成了申達的亮點。

　　談到金融人才的瓶頸，身在企業內部的金玉媛表現得卻是相當的樂觀。“民營企業最大的優勢就是人才。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現在的民營企業已經逐步積累了一套跟外資企業不同的吸引人才的經驗。外企靠高薪聘用，民營企業并不完全是這樣，它給人以一種主人的感覺。除了金融企業，其他的民營企業在和外企的人才競爭中，并沒有輸。有這樣的機制，民營銀行辦起來以后，如同國有企業、外資企業和民營企業競爭人才的道理一樣，只要有同樣的舞臺給他，人才競爭肯定不會差。”

　　類似金玉媛這樣的人物，是不是可以在未來民營銀行的舞臺上表演一把呢？

　　對于未來民營銀行的高層管理人員，徐滇慶們是這樣設想的，一部分海外歸國的金融專業人士可以回國就職，另一部分則可以由現有國有銀行或在外資銀行任職的業內人士承擔。專家們都說，“民營銀行要想成功，一定要選擇新人加入。”當然，新人們必須競爭上崗。

　　那么，相比至今還在國有或外資銀行里的曾經的同事和海外的專家們來說，像金玉媛這樣從金融領域轉行做企業的職業經理人，或許具備了對民營企業更多的認知。

　　一次尚無定論的嘗試

　　一邊是“長城所”的專家們催促著盡快拿出理想方案，一邊是各種輿論蕪雜的鼓勵與質疑，而更讓人無所適從的，則是決策層日漸加強了否認的聲音。似乎既沒有了學術研究名義的屏障——怎奈人們根本就不相信這只是單純的“學術研究”——更缺乏了上令下行的首肯。

　　社會上流傳著各種聲音：

　　——“辦民營銀行的設想不夠成熟”；

　　——“一切美好的愿望都不過是畫餅充饑”……

　　參與企業看起來正遭遇著某種難言的尷尬。

　　但是，種種付出是實在的。

　　目前，申達為上海社科院和復旦大學經濟學院的課題組支付了18萬元研究經費。江蘇的方案送到北京的時間比別人晚了一些，金玉媛便坐不住了，“不能落在其他幾家后面啊！”她帶著助手連夜趕往上海，一進社科院便關起門來，苦干三天兩夜，與課題組的專家們一道研討第二稿的方案。對于目前擬定的方案，金顯然還是不滿意，“我認為還是沒有深度，還有很多東西要研究的！”

　　在浙江，專家們則頻繁地往來于臺州和杭州之間。課題組組長、浙大經濟學院院長史晉川剛從英國訪問歸來不久，便到臺州去見了王鈞。在與之遙望的北京，一家著名投資顧問公司也已成為他們的第三合作方。

　　強大的陣容依然在積極運作，盡管眾說也依然紛紜。

　　因為，所有的參與者都明白這件事：假如有一天政策允許，這次，就當作一次預演又如何！畢竟，所有今天的付出都注定在未來換做真實的回報——因為這個未來即便在今天看去，亦絕不只是一場遙不可及的夢！

　　現實中的政策界限、國情下的外部環境，盡管企業家們想法不一，各地課題組的專家們則無一例外地放低了視線——對設想中的民營銀行的定位幾乎南北一致地放在“區域性”、“中小規模”上來。而事實上，一方面由于國有商業銀行收縮戰線后在縣以下留下競爭余地，而外資銀行將來的著力點也將在大城市的優質客戶；另一方面，因為信息成本過高等原因使現有較大規模銀行對縣以下區域不愿介入，更重要的是，活躍在縣市之間的中小民營企業自己這一塊，本來就是大銀行“銀光”照耀不到的地方——這些，便是設想中的民營銀行的成長空間。

　　按說，并不該像有人說的那樣：畫餅充饑而已，但是，誰知道呢？各種擔心并不是沒有道理——過去地方上許多實際上已民有民營的金融機構不是真實地發生過卷款潛逃的案例嗎？在其他行業里已難以規范經營的民營企業到了要求更高的金融領域如何保證行為規范？而一旦“放開”必將“千樹萬樹梨花開”，監管部門是否會找到有效措施進行監管？

　　人們愛說“不經歷風雨，怎能見彩虹”，也許醞釀和設想中的民營銀行和那些希望從實業向金融變身的企業家們的命運也是如此，終須歷經一段曲折和坎坷才能真實地陶醉在自己熱切的夢想中！

　　好在，天空中不會沒有翅膀的痕跡，只要你確實曾經飛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