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人民幣是否應該升值的討論成為國際上一個十分關注的話題。先有日本財相在七國財長會上提出要求，后有美國財長斯諾講話和印尼召開的亞歐會議的聲明，都非正式地呼吁人民幣升值。7月16日格林斯潘的講話，更是讓世人在全球通貨緊縮壓力面前再次聚焦人民幣。這不僅考驗著中國政府在國際交往中的能力，也考驗著國家的智慧。其實，面對著洶涌而來的要求人民幣升值潮，并非僅是人民幣升值的問題，而是各國如何為國內民眾創造就業機會的較量。說到底，目前各國貨幣匯率之間的競爭就是如何為本國民眾創造就業機會的競爭 。而各國人民的就業水平，不僅決定了民眾的生存狀態，而且決定該國的經濟發展，決定該國的政策的制定和轉換。

　　可以說，創造就業、化解失業問題，是當代各國政府所面臨的最大難題。無論是歐美還是亞洲都是如此。在德國，施羅德總理為了保證競選連任，還在2002年4月就委托以彼特·哈爾茨為首的15人專家委員會，希望找到一個徹底改革德國就業政策和大幅度降低失業率的方案。而美國失業率的攀升、日本大量的中小企業破產無不與個人的就業有關。我國也面對著巨大的就業壓力。政府早就把創造就業機會看作是國家經濟發展重要目標。

　　在經濟全球化、各國經濟的聯系日益密切的情況下，各國的就業不僅與國內政策有關，也與國際經濟交往的規模、結構及匯率有關。

　　一般來說，在開放經濟中，匯率是國際貨幣之間的價格，它是由相當復雜具體的原因集合而成的。也正是這種形成過程的復雜性，匯率也是考量各國經濟的核心變量，它對一個國家的實體經濟運作起到了十分的作用，并會產生巨大的影響，而這種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實際匯率調整來實現的。因為，實際匯率作為影響兩國產品競爭力的最重要指標，影響到兩國進出口的變化，進而影響兩國勞動力就業市場，影響到整個實體經濟的運行。

　　從國際經濟學來說，我們可把產品及服務劃分為可貿易品與不可貿易品，以及相應地將經濟部門劃分為可貿易品部門與不可貿易品部門。按照李嘉圖的理論，產品是可能在國際上進行貿易的，而諸如土地、勞動這些生產要素則被假定在國際上是不可貿易的，但在每個國家內部是完全流動的。當國際經濟異常波動時，一國可貿易品部門，商品的供給與需求并不一定要處于平衡狀態，而只是使進出口情況發生變化；但對于不可貿易部門來說，由于它只能在國內消費，因此，經濟均衡要求這一市場供需保持平衡。

　　在這一理論中，實際匯率的調整是通過可貿易品價格的變動達到的，并不需要名義匯率的調整，通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來實現可貿易品部門的實際匯率的貶值，從而提高這些部門的國際競爭力。在中國，可貿易品的相對科技含量還是比較低，產品出口主要是以量取勝，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這類產品在國際上進行競爭時，價格是決定性的因素。因此，利用實際匯率來促進國內經濟的發展，才可使可貿易品部門的競爭優勢不斷加強，從而通過出口上升，加快整個經濟的發展，增加國內就業機會。

　　因此，就目前的情況來說，1997年以來中國的可貿易品實際匯率貶值，很大程度上是中國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勞動生產率提高所引起的“技術型進步貶值”的結果。這種結果帶來可貿易品的生產成本的下降，部分行業產品價格長期維持下降趨勢的基礎(即外國所謂的“輸出通縮”)，也增加了中國可貿易品的國際競爭力。可見，中國進出口對人民幣名義匯率變動的彈性不大，人民幣名義匯率的變動也不會嚴重影響中國的出口競爭力。

　　但是，人民幣名義匯率的變動對國內就業市場的影響則非同凡響。因為，從1997年以來，中國貿易品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得到迅速提高，不僅快于中國不可貿易品部門而且快于美國，但是在可貿易品價格不斷下降并且下降幅度越來越大的情況下，不可貿易品的價格卻在上升。如果人民幣名義匯率的上升，不僅會導致中國可貿易品價格上升，出口競爭力減弱，關鍵是還會導致中國不可貿易品價格的上升，國內需求的減弱；特別是在盡管我國的進出口占GDP比重不小，但不可貿易品仍然在我國經濟占主導地位情況下，不可貿易品需求減弱，對我國就業市場會立即帶來嚴重負面影響。

　　人民幣名義匯率的變動還會直接影響到外國資本進入成本的高低。當名義匯率下降時，外國資本進入本國的成本下降，外國資本大量流入，從而本國在當期的消費水平可能超過收入水平，在其他條件不變時，同時會出現對不可貿易品與可貿易品的超額需求。如果不可貿易品的超額需求不是通過可貿易品進口來滿足，那么不可貿易品的擴張會為本國就業創造更多的機會。1997年以來，大量外國資本流入中國，不僅使中國進出口貿易得到快速的增長，而且國內不可貿易品需求也成倍數增長。這些都為國內的就業創造很多的機會。反之，當人民幣名義匯率上升時，外國資本進入本國的成本上升，外國資本進入減少，就業機會自然流到其他地方。1990年初，不少國外資本從中國流出，就業機會減少，迫使不少農村勞動力返回農村，就是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