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能再重復“出現一種情況制定一種政策”的老路，面對自然界一些規律性的東西，我們應該拿出從容穩定的應對方案

　　本報記者 陳東海 上海報道

　　SARS肆虐之時，中國以異乎尋常的速度出臺了《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如 今正在肆虐的淮河同樣考驗著中國政府的應急和決策能力，有專家認為，我們現在的應急機制，似乎還是停留在一種“出現一種情況制定一種政策”的水平上。大水牽動著每個國民的心，面對接踵而至的災難，給我們留下了哪些教訓？本報記者就此對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毛壽龍進行了專訪。

　　《財富時報》：聯系到前不久非典時期，國家經20多天高速出臺了《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我們現在的應急機制，似乎還是停留在一種“出現一種情況制定一種政策”的水平上。您怎么看？

　　毛壽龍：行政部門立法，主要看行政部門有沒有積極性，有沒有精力，是否能夠行動起來。比方說SARS，一開始并不重視，后來影響到全國人民的健康了，這才緊急立法。所以，很多法律，如果與行政部門當前工作無關，就很難制定和頒布。這是我們行政立法存在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財富時報》：我們目前在遇到這些突發的災難事件時，國家的處理思路還沿襲著“輕災重救濟”——即“重災中救助和災后重建，輕災前預防和應急”的老思路。您如何看呢？

　　毛壽龍：這個與我們的行政考核制度有關。資源都用于當前中心工作，只有當問題成為中心工作之后才受到重視。國家應該建立公共政策的公共決策機制，領導干部的公共考核機制，公共資源的公共分配機制即公共財政體制，公共問題的公共選擇機制。

　　《財富時報》：在今年淮河水災中，由于啟用行蓄洪區，僅安徽省就從行蓄洪區遷移出了近百萬的居民。而對于這部分群眾的損失，按照2000年我國頒布施行的《蓄滯洪區運用補償暫行辦法》，政府只能提供這些地區年平均生產值的50%，那么剩下的這部分怎么辦？為什么沒有提到國家全額補償？

　　毛壽龍：由于蓄洪行洪政策導致的損失，應該給予全額補償。按照誰受益、誰付費的原則，補償應該由受益者支付。所以，首先是受益區域應該給受害區域進行財政補償，其次是國家給予補償。

　　《財富時報》：我們以前的觀點，都是遇到大災大難，什么補償都由國家來給。現在您提出了“受益區對受害區進行補償”，為什么要這樣做？

　　毛壽龍：抗洪救災，既是全局性的，也是局部性的公益活動。全局性的公益活動，體現在一旦不抗洪，將影響全國的交通和經濟，因為災區經濟是全國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災區資源和生產力的破壞，影響全國經濟。比方說，淮河的洪災情況，直接影響到京滬大動脈的安全。局部性的公益活動，主要體現在抗洪救災，有利于災區人民，現在就是有利于淮河流域受洪水影響的人民。當必須分洪時，抗洪救災必然成為部分行洪區人民的私害物品，但全局收益得到提高，給其提供補償，是應該的。另外，從道德的角度來看，不受災地區給受災地區給予支持，也是國家內部轉移支付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財富時報》：我們探討了抗洪救災中的法律建設問題，那么，我們目前在這方面的管理機制又是怎樣的呢？

　　毛壽龍：1993年之后，我國提出救災工作的管理遵循分級負責制，但原則是有，具體執行標準卻不明確。分級負責制原則是有道理的，但運作起來有困難。因為條塊體制太復雜了，很不便于操作。我認為，最理想的機制，可能還是建立一個區域性的抗洪救災協調指揮機構，依法得到授權，可以依法調動資源，并依法運作抗洪救災，其賠償也依法進行，并接受司法機關的監督。《財富時報》：據最新的消息，中央財政緊急撥付2億元特大防汛補助費支持抗洪。而在抗擊非典的時候，國家也是在事態嚴重的時候，緊急下撥了20億元的抗非典專款。是否可以考慮參照類似于養老保險金、公積金等，建立一種“緊急事件”資金？一方面，可以減輕國家在財力上的負擔，另外一方面，又可以更加靈活及時地對這些緊急事件做出反應。

　　毛壽龍：災難是危機性的事件。事到臨頭，才緊急動用資源，這不利于解決危機性的問題。但是，在災難之前做好完全充分的準備是不可能的，但做好一部分準備，對可以用于救災的資源有一個比較好的了解，編制救災資源目錄，是一個比較好的辦法。

　　至于資金問題，我們應該建立公共財政體制，改變領導人決定財政支出和行政部門決定財政支出的現象，讓公共選擇機制來確定財政的分配。到時候，遇到類似的災難事件時，要不要撥款、撥多少款，都是由這種制度說了算了。這樣，才會有比較多的財政可以用在那些領導和部門不重視，但對公民非常重要的方面。

　　資源來源方面，不能僅僅是依靠中央財政，我們應該鼓勵建立民間的基金，尤其是救災的基金。我們現在很大的社會資源都是“藏富于民”，充分調動這部分的資源，能夠大大增強我們在救災方面的實力，又能減輕中央的財政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