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出爐的經濟運行主要指標顯示：中國已經告別了肇始于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經濟下行周期，轉而步入經濟快速上升軌道。這是6年來中國宏觀經濟調控面臨的最大變局。這一變局意味著，重新審視6年前為應對亞洲金融危機而出臺的以積極財政政策為代表的宏觀調控政策組合的時機正在成熟。

　　跟1998年相比，今年上半年中國的大部分主要宏觀經濟指標都要高出一大截。

　　———1998年，“保八”成為頭等大事；經過努力，經濟增長最后定格為7.8%。今年一季度，經濟輕輕松松增長9.9%；上半年為8.2%。

　　———1998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14.1%。今年上半年，增幅為31.1%。

　　———1998年，出口僅增長0.5%，進口下降1.5%。今年上半年，出口增速34%；進口更猛，增長44.5%。

　　———1998年，實際外商直接投資額微增0.7%。今年上半年，外商實際直接投資增長34.3%。

　　———1998年，國際收支平衡表的“凈誤差和遺漏”一項為負166億美元，顯示資本外逃規模較大。2002年這一項多年來首度出現正值，為78億美元，顯示外逃資本有回流跡象。而今年上半年，國家外匯儲備的增長更是大大超過了外貿順差和資本項目順差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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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指出的是，1998年的數據是在國家采取了積極財政、鼓勵出口和吸引外資等多項重大政策措施后才取得的。而今年上半年，如果沒有不速之客“非典”的干擾，大多數指標可能更高。

　　各項指標的高歌猛進，說明中國經濟正在迎來一輪新的增長周期。面對這個新形勢，已經延續6年之久的宏觀經濟調控模式不可能也不應該無動于衷。

　　中國現行的宏觀調控政策概括說來，就是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穩定的匯率政策、鼓勵出口的外貿政策以及鼓勵外商投資的政策。這個政策組合對于緩解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拉動經濟增長、提升中國的經濟競爭力居功至偉。其致力于擴大國內外需求，特別是國內需求的政策精髓仍然值得今后長期借鑒。

　　但是，也應該看到，由于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目前的政策組合面臨許多新問題。長期以來的外貿順差和資本流入，使得央行通過外匯占款發放的基礎貨幣大幅增長，穩健的貨幣政策被迫變得相當積極。高達2000多億元的出口退稅掛賬不僅對中央財政來說是一個負擔，對出口退稅這一政策本身的可持續性也是一大挑戰。匯率政策當局最大的課題，不再是如何保持人民幣不貶值，而是如何為人民幣升值減壓。在財政赤字余額較大、民間投資趨于活躍之后，財政政策是否有必要像過去那樣積極？這也值得探討。

　　當前中國正處于難得的經濟上升周期，增長動力強勁，有利的因素很多。借此機會，適時調整宏觀調控政策的著力點，推動解決經濟運行中長期存在的深層次矛盾，是一個很好的時機。筆者認為，政府通過積極財政政策在第一線拉動經濟增長的角色有必要淡出，應該通過放松各行業的管制、加快市場化改革、擴大對外開放來放大入世效應，促進經濟增長。貨幣政策應該把降低銀行不良資產、化解金融系統風險當作首要任務。外貿政策應該從側重刺激出口轉為追求進出口大體平衡。應該清理給予外資的各種有違世貿原則的優惠政策，重點轉向為中外投資商創造公平的市場準入和競爭環境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