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習記者劉涓涓

　　貴州報道

　　“借貸主”鄭東勇之死

　　2003年6月28日，貴州省畢節地區小有名氣的“借貸主”鄭東勇自殺身亡。

　　3年前，鄭從一個農民變成了“以貸養貸”的“借貸主”——從上線借來錢放給下線，他賺利率差。

　　沒事總喜歡在街上閑逛的鄭東勇曾經有過“財神爺”的美譽——當地人形容其為“大肚便便，黃金萬貫”。而作為其招牌動作的微笑更是讓他“人緣頗佳”，只要周圍有人急需用錢，鄭慷慨解囊。當然，錢是需要付利息的，并且比銀行的利息要高出許多。

　　據知情者透露，讓他走上不歸路的是，不久前他放出去的一筆巨款的借債者“突然失蹤”。鄭苦苦支撐數月后，資金鏈斷裂。因為“借貸主”其實只是一個中間人——在憑借利率差價進行放貸的資金鏈中，下線欠他的錢，正是他欠別人的，一旦某個環節出現問題，必然會有大量“壞帳”。鄭東勇只是貴州農村地下金融市場資金流轉鏈上的一環，在他背后是供求嚴重失衡的農村金融市場。

　　今年6月16日，貴州省畢節地區企業調查隊公布了對當地農村資金供需問題所做的隨機抽樣調查報告，報告顯示：在接受調查的125戶中，56.8%的農戶表示現在的資金狀況緊張，而16.8%認為非常緊張，兩項共占73.60%。

　　報告還顯示，農戶認為在當地信用社貸款不方便的占調查戶數的69.60%，而在貸過高利貸的64農戶中，57.81%的農戶是因為無法在當地信用社貸到款。

　　7月2日，畢節地區農調隊隊長陳良友接到貴州省農調隊的通知：以企業調查隊的抽樣調查報告為腳本，立即展開對當地農戶經濟狀況的普查，追查當地高利貸盛行的傳言是否屬實。

　　“其實農村高利貸的存在并不是什么新鮮事，且也并非只是某個地區的特殊產物。”貴州省農業社會經濟調查隊綜合處的李天順處長說，“造成這種情況的背景因素實在是太復雜，我們只是負責搜集資料以便配合有關部門把情勢控制起來而已。”而對于貴州農村是否普遍存在高利貸的情況，李未做否認。

　　一半農戶貸高利貸

　　“農村資金供求的極不平衡，已經是畢節地區現階段面臨的最大的經濟問題。”畢節地區統計部門的一位官員憂心忡忡地說。

　　據這位官員介紹，造成目前畢節地區這種危險狀況的原因有三個：一是農民多；二是四大商業銀行近年撤并縣及縣以下的機構網點動作加速；三是農村資金倒流入城的現象嚴重。

　　畢節地區統計局今年3月的最新統計數據證實了這位官員的說法：全區8縣(市)總人口為698.2萬，非農業人口48.42萬，農業人口就有649.78萬，全區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61元，農民人均純收入卻只有1393元。

　　統計局數據顯示：畢節地區鄉(鎮)及以下農村商業銀行營業網點最多時有142家，到今年初為止已全部撤并，農村金融調節的擔子全部落在農村信用社的肩上。全區292家農村信用社2002年末的存款余額為138778萬元，而現存的66家郵政儲蓄網點截止到2002年末的存款余額就達到了36774萬元，郵政儲蓄占信用社儲蓄的26.5%，加上有部分農戶存入城市商業銀行的存款，流入城市的資金為信用社資金的1／3左右。

　　資金有缺口，農民就不得不自尋出路，農村高利貸因此成了“公開的秘密”。

　　“我們于今年的5、6月份在全區8縣(市)做了一個隨機抽樣入戶問卷調查，并走訪了一些相關的金融單位，得到的結論是，因無法在當地信用社貸到款而被迫選擇高利貸的農戶比例為57.81%，已經選擇向高利貸貸款的農戶有51.2%，而認為自己獲取資金的主要渠道是高利貸的農戶比例則高達23.2%，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畢節地區存在著較為嚴重的金融問題。”貴州省企業調查隊副隊長唐曉川在接受采訪時神情凝重。

　　唐曉川說：“在抽樣調查當中，月息普遍都在3分到8分上下浮動，貸6-8分息的農戶比例占貸過高利貸總戶數的15.62%，更重要的是，高利貸多數實行利滾利式的計息方式，實際月息比帳面月息要高得多。”

　　一般來說，農村信用社的月息多在6厘左右，而按照國家規定，超過當地農信社利率4倍以上的，即可被判定為高利貸。

　　貴州省省委書記錢運錄今年4月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承認，在深入基層調研的時候，發現“貴州部分農村存在的高利貸現象已經相當嚴重，在住村調查時所住的八合村，一個村五分之一的農戶背上高利貸，8分的利息還‘驢打滾’，借貸的村民一輩子都還不起。有的農戶連房子都被高利貸債主拆掉了。”

　　“懼貸癥”根源

　　“至少在我身邊的親戚朋友當中，是沒幾個會到農信社去貸款的，在那兒貸款跟其他商業銀行一樣難，而且他們的利息還很高。”當地一位出租車司機說。

　　去年，這位司機家里想貸2000塊錢買點良種豬苗就沒貸成。“因為商業銀行早從前年開始就只許存不給貸了。去農信社吧，信貸員說不能質押，得拿同樣數額的存款單做抵，而且還得先扣利息和入股，貸2000塊算下來只拿得到1600塊的樣子。”這位司機憤憤不平。

　　據當地銀行界人士介紹，由于農民的單筆貸款往往少且分散，小額信用貸款與規模經營的理念不符，導致成本無法降低，而針對零散農戶的農村信用體系尚不完善，農戶貸款高風險和低收益的并存，使得農信社的貸款的確成為目前所有貸款品種中成本最高的一種，因此按照國家規定，農信社的貸款利息可上浮50%，但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來看，目前農村種植業普遍的生產實際所能產出的效益還不到7%，而像畢節這樣沒有任何優勢特產的貧困地區，種植業的產能更低。農民借貸難、農信社信貸資金周轉速度緩慢，成了一個普遍的問題。

　　“但其實是可以理解銀行和農信社的，因為面對眾多分散的農戶，要進行資信情況的精確評估很難，導致了貸款給農民的風險系數加大。”人民銀行銅仁支行銀管科的一位工作人員在解釋商業銀行和農信社的“懼貸癥”時說，現在除了10萬元以下用存折、國庫券等有價證券搞些小額抵押貸款外，上述金融機構貸款權全部上收，根本就沒有大額農業貸款。

　　為了最大程度避免信貸的風險，農信社的信貸資金偏離“三農”貸款方向，找大戶做大額貸款發放、對非農經濟的追捧、爭相向當地的鄉(鎮)政府、村組織以及各政府職能部門放貸的情況較多。企業調查隊報告披露，在畢節地區2002年末農村信用社的貸款總戶數為1469617戶中，受貸農戶比例只占59.19%，而小額受貸農戶比例則更小。企調隊的報告指出，有個別地方的農村信用社明里暗里采用了一些變相提高利率的措施，如對貸款者強行入股、搞“長貸短約”等，人為設置貸款障礙，牟取個人私利，致使貸款實際利率高出名義利率許多。這已成為個別農村信用社貸款中公開的秘密，許多貸款也就變成了實際意義上的高利貸。

　　銅仁大案

　　當地一名銀行從業人士指出，在貴州省部分沒有支柱產業或者支柱產業不明顯、發展較緩較差的極度貧困的農村地區，某些銀行資金已經成為高利貸的“本金”。

　　發生在三年前的一宗大案多少佐證了這個觀點。據一位參與調查案件的工作人員介紹，1999年前后，銅仁地區多名銀行高層、農信社職員與自己的親友相勾結，將銀行內的合法資金直接注入地下渠道成為非法的高利貸本金，導致當地金融秩序幾近崩潰，當地農民完全無法從正常渠道貸款，而只能任由這種“上規模”的超級地下錢莊盤剝，民憤極大。

　　“當時正處于農信社與農行剝離、轉由人行進行監管的時期。”中國人民銀行銅仁支行辦公室主任鄧浩說。

　　據當時一位參與整個案件調查的工作組成員介紹，銅仁大案其實主要包括了以下三個案子：一是當時中國農業銀行德江支行的行長安仁才的兄弟安仁裕、妹夫張羽飛二人利用其兄在農行的關系，先后在1996、1997、1998三年內四次以“經商”為由在當地的青龍農信社套取銀行資金100萬元作為高利貸本金，以2分、2.5分、3分不等月息向當地農民放貸；二是德江縣居民(非農戶口)王德輝以“在銀行有人”為由設立地下基金會，騙取公眾存款作為高利貸本金，到結案時止仍有610萬元的巨款在外無法收回；三是當地農信社多名職員私自從信用社里挪用款項進行放貸。

　　據當時一位參與整個案件調查的工作人員介紹，與目前國內被披露的眾多地下錢莊的事件最大的不同在于，銅仁當年的這個“超級地下錢莊”的資金來源是銀行系統的大量合法存款和專項資金，擁有穩定的資金來源；它還擁有眾多的分支機構做為系統的資金消化渠道，在當地的覆蓋面很廣，地下網點眾多；再就是以貸款的用途、金額大小、還貸時間長短等各種項目進行細分，比銀行更細致的各種貸款項目，分別以不同利率貸給當地農民。

　　司法制度有待完善

　　人行銅仁地區中心支行的一位工作人員介紹，貴州作為內陸的貧困省份，與江浙、福建、廣東等沿海富裕地區所盛行的地下金融市場不同的是，借貸通常是為了基本的生活需要，比如上學、結婚以及農務，因此小數額借貸款居多。

　　在貴州省，民間資本原本就非常緊張，有些地區的農民還掙扎在貧困線上，因此地下金融市場雖然具有一定的規模，但資金流轉鏈條反而顯得單一，資金來源不充分、民間標會少、資金使用范圍窄、還貸能力弱，以畢節地區企調隊的調查報告數據為例，在非農忙季節的5月，認為現在的資金狀況基本能夠滿足生活要求、暫時不需借貸的農戶僅占總調查農戶的26.4%。記者在調查中發現，畢節地區高利貸的整條資金鏈的脈絡走向與1999年的銅仁有驚人的相似之處，當初銅仁大案的低調結案，似乎并沒有肅清合法資金進入非法渠道流通的問題，反而使這種非法行為變得更加隱蔽起來。

　　同時，記者發現，該地區農村高利貸正形成某種較為單一的產業鏈——即某些合法資金進入農村成為高利貸本金，成為資金鏈條當中的第一環節，擁有這部分“來源穩定且獲取相對容易”的資金的人，成為資金的“第一批發商”，然后由部分在非法“燒鋅廠”獲取暴利的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人向批發商批發一筆較大的款子，再提高利率進行小金額轉貸，成為整條現金流當中的“二道販子”，資金鏈的最后一環則是急需資金又無法從正規渠道貸到款子的散戶們，當然也有以上所述的“二道販子”因長期借貸后擁有較大筆資金后，轉做“第一批發商”的情況。

　　“高利貸現象與司法制度尚未完善不無關系。”人行銅仁地區中心支行銀管科的一位工作人員說，“對農村高利貸的現狀目前還缺乏有效的監管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