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憲容

　　對人民幣升值與否之論爭，先是海外呼聲四起，最近則是國內媒體掀起熱潮，看看這幾天國內幾大財經媒體，哪一家媒體不在發表自己的高論，不在談論人民幣升值利弊，不在描述央行管理層對這種論爭的看法，特別是有不少媒體表示，隨著央行行長周小川的明確表態，認為有關人民幣是否升值的爭論應該畫上休止符了。

　　對于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央行當局希望采取穩健與務實的態度，這沒有多少錯。但是，匯率是國際貨幣之間的價格，而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它是由相當復雜具體的原因集合而成的。正如李揚所說的，匯率水平沒有任何模型可以精確地計算它，更不能根據某種計算的結果來調整其水平。判斷匯率水平合適與否的惟一標準是看匯率對國內經濟的影響；而匯率制度以及匯率水平是否變動，關鍵是看國內經濟在這種匯率下的運行狀態和發展的可持續性。我想這種判斷是可取的。

　　由此也就讓我們想到，目前海外要求人民幣升值是否合理？它是客觀的需要還是主觀愿望？如果合理，那么合理性何在？央行高層對于這種合理性是情緒化的置若罔聞，還是理性地認真對待？如果理性地認真對待，那么應該采取何種辦法何時實行？如果不合理，這種不合理性在哪里？央行當局如何把這種意見向國際社會宣布？還有，面對著國際社會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強烈呼聲，中國政府是主動應對還是被動等待？面對著復雜的海外要求人民幣升值事件，以靜制動真的是一種最好選擇嗎？這一系列的問題都是我們應該好好思考的，而讓人民幣升的論爭塵埃落定是沒有道理的。只有問題討論得清楚明白了，決策失誤的機會也就少得多。

　　正如我早就指出那樣，應該看到，人民幣低估已是不爭之事實。但這也如“廣場協議”所導致的結果那樣，人民幣匯率的調整對當前全球經濟失衡并無實質上的效果。如高盛的研究表明，即使對人民幣一次性升值10%-15%，它對校正美國巨大的貿易赤字作用不大，對日本國內經濟不景氣影響輕微，對歐元區GDP增長影響幾乎為零。也就是說，如果“廣場協議”在中國重演，除了減弱中國經濟的活力之外，對他國沒有多少益處。而中國經濟活力減弱，對世界經濟的復蘇百害而無一利。

　　中國最為重要的要檢討人民幣的匯率制度，檢討這種匯率制度是否能夠生成市場化的利率水平，只要把本國的內功練好了，面對外來的要求與呼聲豈能不得心應手？在此我們得先檢討我們的匯率制度。可以看到，1994年的中國外匯體制改革，建立了強制性結售匯制與“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人民幣匯率開始并軌，并向市場化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但近十年來，國內國外經濟得到突飛猛進的發展，而人民幣匯率水平與匯率制度十年如一日，其中的弊端豈能不暴露無遺？

　　如在現行的匯率制下，既不存在良好的市場匯率的形成機制，從而無法避免匯率扭曲所造成的資源配置失當；也不存在匯率穩定的調控機制，從而為匯率的內外均衡的實現提供靈敏的政策手段，以及匯率制度無法對宏觀政策的調控提供便利。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中國現行的匯率制度實際上是一種特殊的固定匯率安排，但是它又不具備固定匯率制最重要的優點，即匯率預期是穩定的，人們不需要有匯率變動的預期。而在現行的匯率制度下，盡管匯率市場非均衡是常態的，但中央銀行無法判斷市場匯率失衡的方向，也就不能確定匯率長期均衡匯率水平，中央銀行也不知道市場干預的方向。

　　由于人民幣匯率具有固定匯率的特征，這就使得現行的匯率制度不存在匯率波動對國際收支的自動調節機制，其調節只能依賴于政府出臺的政策。如為了維持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局面，從1998年1月至1999年1月，政府連續10次提高出口退稅稅率。這不僅減少了財政收入、惡化了政府債務狀況，而且通過價格扭曲降低了資源配置的效率。還有，嚴格外匯管制及僵化的匯率，使得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一段時間內資本外逃十分嚴重。

　　再就是，由于中國外匯市場失衡的經常性和方向的不確定性，使得央行在外匯買賣的過程中很難執行沖銷性干預，從而使外匯儲備不得不在近幾年迅速增加，從1994年500多億美元增加到2003年6月底3400多億美元。而凈增的外匯占款增加了基礎貨幣，央行也只能被動地執行貨幣政策。特別是當大量的投機性外國資金潛入國內時(今年前5個月有200多億)，其基礎貨幣擴張的負向影響更是不可小視了。

　　目前，無論是對人民幣匯率的重估，還是保證人民幣匯率的穩定來維持現狀，實際上還在呼吁延續人民幣與美元實際掛鉤的匯率制度。在這種匯率制度下，不但無法解決日美及世界其他國家要求人民幣升值之紛爭，也無法化解中國經濟未來所面對的風險。因此，面對著人民幣匯率，無論是重估派觀點還是穩定派的觀點都是不足取的。因為重估派過分強調了匯率對經濟的影響，而穩定派則沒有看到近十年沒有變化的人民幣匯率水平與匯率制度對現實經濟發展的不適應性。

　　因此，面對海外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論爭，中國要做的并非僅是被動觀望，或以靜制動，而是主動出擊。所謂主動出擊就是對內全面地檢討現行人民幣匯率水平與匯率制度，用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全面地來計算人民幣匯率在哪一種水平上收益最好成本最低，通過何種方式在什么時候調整人民幣匯率可達最優的水平。不管如何強調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在國內外經濟風云變幻的九年里，現實的經濟生活一日千里，但人民幣匯率卻一直固定在一個水平上肯定是不合理的，而這種不合理性給未來中國經濟發展所帶的潛在風險怎么也不可低估。如今年有200多億沒有外貿背景國外資金的潛入一定會對現行金融體系造成很大的影響。

　　目前這種盯著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已經不適應國內外經濟形勢了。特別是從東亞經驗來看，當資本大量自由流動時，貨幣政策必須求全于維持固定匯率制度。由于資本的高流動性，固定匯率制度下的貨幣當局無法實行控制通貨膨脹為首要目標的獨立貨幣政策。蒙德爾的“三難困境”理論指的是在自由資本流動、獨立貨幣政策和固定匯率中只可同時選其二。因此，在現行的情況下，中國引進一個完全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是不成熟的。因為，如果匯率過于不穩定，就會破壞以穩定國內價格為目標的貨幣政策，而貨幣急劇貶值會使與貨幣搭配不當相聯系的資產負債問題更加惡化，而貨幣急劇升值則會導致國際貿易競爭力的下降。而且不穩定匯率所導致資產價格的不穩定會影響國內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

　　因此，在當前的情況下，對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只有實行一種可能更好地反映市場狀況、適合國內外經濟情況、靈活的匯率制度，才符合國家的最大利益。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實質是建立有效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推動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并在此基礎上生成市場化的匯率水平。如果匯率形成機制不改革，僅是限于匯率水平的變動，那么人民幣匯率無論是調高還是調低，管制下的匯率變動都不可能達到匯率水平的均衡點。

　　還有，面對著國外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中國政府對人民幣匯率關注，還應該把它看做是國際談判的籌碼。有美國商會正在討論是否提請美國政府動用“三○一條款”來迫使人民幣升值，歐盟十五國也決定用“普惠制”來對人民幣匯率施壓，甚至于日本以及東南亞一些國家也可能一擁而上，采取類似措施對人民幣匯率制度施加影響，逼迫人民幣升值。對于這些，我們也應該以其人之道還其人之身。

　　既然貨幣都是以主權國家為背景，既然不少國家把人民幣匯率的變動政治化，那么中國政府就應該明確地向他們表明，人民幣匯率變動可以談判，關鍵是看看他人給出什么價，即人民幣匯率變動后能夠給中國帶來多少利益。如果僅是要求人民幣匯率變動，但中國無利可圖，那么中國政府不要受制于人，我們該干什么還是干什么。如果人民幣匯率變動，他人能夠給中國一定的利益，那么中國政府就得看利益的大小，我們這樣做值不值得。如果通過與他國多方談判能夠達到利益的均衡點，人民幣匯率的變動也是可以的。

　　總之，對人民幣升值論爭不是塵埃落定，而是更多討論下去，這樣才可集思廣益，為決策者提供爭取國家最大利益的可選擇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