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鄧瑾 張帆 賈冬婷實習 北京報道

　　《華爾街日報》曾這樣描述：“布什政府一再告訴中方，對外開放經濟，就要采取靈活匯率。這既是預言，也是美方的愿望……1971年�熌峥怂蓳�心美國的國際競爭力，迫使日元升值。隨后，美國的無情壓力造成日元繼續升值，引發日本上個世紀90年代的金融混亂。現在和今后幾年，美國很可能要以同樣的方式同中國談判。”

　　苗頭已經顯現。隨著美國大選開幕在即，布什政府要博得諸如制造業、勞工組織等這些重要領域的選票，人民幣政治化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而美國并不是國際上對人民幣施壓的惟一力量，日本和歐盟的聲音同樣不容忽視。理由很簡單，在過去16個月里，美元對歐元的匯率已經下跌了30%，而中國因為延續著1994年以來的釘住美元政策(1：8.28)，人民幣相對歐元、日元等主要貨幣貶值，客觀上導致了這個世界工廠的出口相比更有價格優勢。所以，毫不奇怪的是，在這場多角博弈游戲中，人民幣成為眾矢之的。

　　同樣不奇怪的是，通常是那些因人民幣不升值而備受壓力的西方國家制造商叫得最兇，而且，他們通常又是一支能影響到國內政治的重要力量。

　　但不那么引人注意的是，因人民幣不升值而得利的西方國家的另一些利益集團，比如在中國的跨國公司、對中國的飛機和汽車出口商，以及能買到相對低廉價格商品的廣大西方國家消費者，卻幾乎沒有發出什么聲音。

　　這就是游戲規則：通常受傷最重的人叫得最兇，也更有談判權。

　　有趣的是，在這場迫使人民幣升值而引發的主要是美國、日本、歐洲制造商和政界對中國政府的博弈中，日本同時是原告和被告。

　　日本對中國輸出通貨緊縮的指責相信沒人覺得陌生，但日本同時也上了美國制造商開出的“操縱匯率”以不公正和美國出口產品競爭的黑名單。代表美國制造商利益的“健全美元聯盟”(美國包括制造業、紡織業在內的80多個制造業聯盟組織)2月4號敦促美國國會把處置包括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的“亞洲國家(和地區)的貨幣操縱”作為2003年的頭等大事。該聯盟6月又發布了一條新聞稿，標題是“5月，日本(央行)購買了428億美元來防止日元(對美元)的升值——創造了一個新的全球記錄。”

　　日本5月底時外匯儲備高達5238億美圓，差不多是全球央行外匯儲備的1／4。“健全美元聯盟”認為，這種通過大量購買美元保持本幣對美元低匯率的做法是“導致美元貿易逆差不斷膨脹的主要原因”。美國的貿易逆差之大居全球首位，2002年達到4350億美元。而日本的貿易順差也是全球第一，2002年達到9.93萬億日元�熀�842.7億美元�牎�

　　在美國、日本和歐盟這三方國際壓力中，歐盟的聲音相對較小。專家分析，由于歐元這些年來一直走弱，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不是很大。另外，我國與歐盟的貿易很多情況下是以美元進行的，美元相對歐元走強，人民幣與美元掛鉤，人民幣相對歐元也較強，因此來自于歐盟的壓力并不是很大。中國與歐盟之間一年的貿易量只有700多億，來自于歐盟的順差可能不到100億，所以中國跟歐盟的貿易關系非常一般，就像中國跟歐盟的投資關系很一般一樣，歐洲跟中國的經濟關聯比較弱，所以歐洲對壓迫人民幣升值并不起重要作用。

　　起更大作用的是美國和日本，但美國和日本對中國的指責究竟到底在多大程度上站得住腳？兩國國內不同的利益集團對人民幣升值問題又在進行怎樣的博弈？在外壓之下，中國的匯率政策該如何制定？本刊記者專訪了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鐘偉、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陳建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帆。

　　來自日本和美國的壓力從去年年底開始沖擊我國的匯率政策。這種壓力來自于這些國家的出口部門，雖然出自民間，卻日益演化成政治問題。在眾多國際力量的博弈之中，中國的匯率政策不得不考慮對國際市場的影響——這種影響同時作用于貿易部門和資本流動——也必須考慮這種影響對人民幣匯率政策制定的反作用。然而，關于貨幣匯率的政策博弈并非我們想象的那樣簡單，日本在這輪博弈游戲中，同時成為被告和原告，在對人民幣施壓的同時，它還受到來自美國對日元的壓力。

　　現在我們有能力保持匯率穩定，關鍵在于，在國際壓力日益增強的情況下，這種能力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得以維持。并且，當中國處在并非單邊、而是與多國力量博弈，同時他國相互之間存在沖突與協調的博弈格局里，中國的匯率政策制定并非易事。

　　盡管在人民幣有升值壓力這一點上，各方取得了共識，但爭論仍然存在，此前爭論的焦點在于是否應該升值和怎樣升值。在我國外匯市場不完善、市場機制不健全的前提下，升值壓力并不意味著升值是明智之舉。中國政府到目前為止采取的以靜制動的姿態可能是當前最好的選擇。

　　不過，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弄清了人民幣匯率水平問題，我們目前對維持匯率水平的表態稱為“觀望”會更合適。但“觀望”并不意味著固守。對人民幣匯率升降的爭論隨著政府的表態而式微，但爭論告一段落時，關于怎樣改革現行匯率制度、引入更多市場機制的討論將成為爭論的熱點。在我國逐步推進資本項目的情況下，包括IMF在內的國際機構和國內的學者，對如何確定匯率水平及完善外匯市場給出了積極的建議。

　　美國的政治牌

　　《經濟觀察報》：目前國際方面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聲音日益加大，壓力主要來自于哪里？

　　鐘偉：主要來自于美國。中國得自于美國的貿易順差比中國整體的貿易順差還要大，也就是說，就貿易順差來講，我們是100%地依賴于美國。美國市場對中國出口有重要意義，對中國的貿易順差有決定意義。所以說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上，美國是毫無爭議的“關鍵先生”。

　　《經濟觀察報》：近期美元一路貶值，各方驚呼強勢美元時代終結，美元陷入第三次危機，那么，美國要求人民幣升值，是不是出于化解美元危機的考慮？

　　鐘偉：美元貶值時其他主要貨幣競爭性貶值顯然是不行的，也就是說，美元下去了，誰將浮出水面而升值，或者說，何種貨幣是美元危機的犧牲品？現在看來，極有可能是人民幣。

　　早在今年2月26日，美國國家經濟研究所所長伯格斯坦就曲折地表達了督促人民幣升值以緩解美元貶值的壓力的意愿。在他的《美元高估與世界經濟》報告中，伯格斯坦指出，根據美國貿易伙伴幣值對美元幣值的影響程度，對加拿大元、歐元、日元、墨西哥比索和人民幣進行了分析，結論是，以人民幣升值吸收美元貶值壓力最為可行。

　　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顯示，1980年-2000年間，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GDP增長的貢獻率為14%，僅次于美國，而貿易增長對世界貿易的貢獻率居世界第三位。因此，伯格斯坦認為，中國經濟和良好的國際收支狀況可以承受美元危機的挑戰，中國可以在促使美元幣值的調整方面發揮作用，并建議放棄人民幣-美元間的掛鉤，人民幣不應隨著美元匯率的下調而繼續貶值。

　　《經濟觀察報》：美國國內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很大，但是，如果人民幣保持穩定，也會有利于美國一些利益集團，比如說一些大企業。各方博弈的力量反映出來，美國國內是不是也有不同的聲音呢？��

　　國際博奕中的匯率決策

　　在國際壓力、特別是來自美國的壓力日漸加大的情況下，人民幣匯率政策的確定在當前顯得尤為重要。“觀望”并不意味著固守。

　　《經濟觀察報》：在面對國際對人民幣的壓力時，我們應該考慮哪些因素？

　　何帆：在制定人民幣匯率政策時，要考慮外來力量的影響。在中國目前的匯率決策機制下，我們對匯率水平的確定擁有絕對的主動權，這保證了我們在面對國際壓力時匯率政策保持獨立性。不過，這樣的獨立性也可能并非獨立。看起來好像有些矛盾。但是，完全從自己出發的政策在國際力量的博弈中，會顯得更為被動。就像下棋一樣，要更多考慮對手的反應。我們制定匯率政策同樣要考慮對國際市場的影響，并進一步考慮到這些影響會怎樣地反作用于我們匯率政策的制定。

　　《經濟觀察報》：那么在國際壓力存在的情況下，應該怎樣制定人民幣匯率政策？

　　鐘偉：美國政府以經濟牌來打中國的可能性不大，最可能的是出政治牌。這是一個棋局，一個游戲。如果中國政府作出決定，年內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而不考慮布什是否當選連任，這可以給美國政府一個信號：不要指望打匯率牌，我們已經將匯率牌先定死。以靜制動，先發制人，這未必不是一個明智的態度。

　　就美國促成美元調整以平衡經常項目逆差的戰略來看，中國應和其他各國進行廣泛的政策協調，說明第三次美元危機對美國和世界經濟都是危險的。聯合國的一項研究表明，如果美國的貿易赤字通過減少進口全部消除，美國的經濟要下降10%，影響世界經濟下降3.5%。匯豐銀行的研究認為，在第二次美元危機期間，美國從1986年經常項目逆差占GDP的3.2%開始調整，直到1991年經常項目基本達到平衡。5年間美元貶值了一半，但世界經濟遭遇了嚴重挑戰。期間日本經濟年平均增長5.1%，歐盟為3.4%，美國僅為2.4%。目前粗略的計量分析證明，美元每貶值一個百分點，美國貿易逆差可縮小100億美元。如此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第三次美元危機給世界經濟帶來的沖擊較之第二次美元危機將更嚴厲，尤其在世界經濟處于增長性衰退時，美元調整將導致全球性通貨緊縮時代的降臨。中國和國際社會一道應致力于一個有序調整大國間國際收支狀態的匯率政策合作和協調，以努力避免或者降低第三次美元危機的災難。

　　何帆：人民幣匯率決策應該分散化。博弈論中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定理：“綁起手，能夠讓你得到更多的自由”。政策具有高度自主性，從決策模型來看有好處，自主選擇的機會多。但是從博弈模型來看并不是好的政策，在博弈模型中，通過主動束縛自己的行為改變別人對自己的預期才是最好的選擇。

　　目前人民幣匯率決定機制看起來自主權很大，但在國際博弈中沒有自主權。當美國對我們施壓時，我們只能選擇升值或是不升，卻沒有借口稱無力干預幣值。所以，中國應該適當放開匯率波動浮動，引進更多的市場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