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錢琪

　　香港報道

　　18個月的時間、70頁的報告初稿、15次雙邊磋商、4次高官會談、兩個層面的介入、上百人的對話、4000多種產品、273個稅目，醞釀出來的一份《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

貿關系的安排》(CEPA)，何其隆重、何其飽滿。

　　2002年12月，香港特區政府首腦董建華到北京述職后，帶回來一個信息：中央政府決定2003年6月30日前完成CEPA的談判。

　　“即使在SRAS侵襲香港的時候，我們都沒有放慢腳步。”2003年3月，接替陷入“購車風波”的財政司長梁錦松參與談判的是工商與科技局長唐英年，他多次飛赴北京與商務部副部長安民直接交流。

　　時間至2003年6月29日，CEPA的主體部份達成共識，并在當日正式簽字。第一時間宣布這個重大消息正是踏上香港之地的國務院總理溫家寶。

　　2000年1月：最初的動議

　　香港總商會總裁翁以登一直是內地與香港之間更緊密經貿關系的積極倡導者和推動者，“作為民間身份，我是CEPA的間接見證人。”

　　翁以登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1999年11月，中國為加入WTO和美國完成了雙邊談判，香港總商會旋即開始做一項調查--《中國入世對香港商界的影響》。調查是基于對所有的會員單位做出的，反映商界企業家的建議和需求。

　　報告提到，中國加入WTO后，國際上的一些跨國公司進來，必然會對香港公司造成很大的沖擊，這是提起“自由貿易區”概念的初次動因，大家希望能否在國內市場上“不提高他人的障礙，但是把自己的障礙降低”。比如香港公司不求內地降低門檻，只求提早開放，能早進去1、2年就很好了。

　　2000年1月，《中國入世對香港商界的影響》出爐，并且附有一個附件，初步提到“自由貿易區”的概念，報告交給董建華。到2月份，香港總商會又寫了一封信給董建華，專門重申“自由貿易區”概念，董建華很感興趣，遂邀請香港總商會的前后兩任主席為此事專門開碰頭會。

　　2000年上半年，正值中央政府倡導西部大開發之際。據翁以登說，當時還在考慮是否可以把“自由貿易區”與西部大開發兩者結合起來，但后來發現實際上不可行，因為“自由貿易區”是與整個內地談，而不能跟某個地區談。

　　與中央政府的直接對話，香港表現得相當得體。香港工商和科技局局長唐英年說，“我們跟廣東省的合作是非常密切的，我們有一個委員會，專門談香港和廣東省合作的問題，所以并不存在沒有和廣東省談的避忌。但是涉及全國的問題就要和中央政府談。”

　　2001年秋：解凍

　　2000年初，董建華對“自由貿易區協定”表達了興趣，但是特區政府并沒有立即采取行動。

　　2000年上半年，中國還在為進入WTO和歐盟進行著艱澀的談判。從傳統上看香港政府是不贊成“區域自由貿易協議”的，它更贊同取得WTO的多邊貿易機會，在當時全世界150多個“自由貿易區協定”中，香港基本都沒參與。

　　2000年6月，中國和歐盟關于WTO談判完成，一直到2001年初，特區政府仍無動靜，“區域自由貿易協議”的建議一直處于冷凍狀態。

　　進入2001年秋天，一件突發事情成為解凍催化劑。

　　香港一個商界代表團到了北京，當時北京市官員接見代表團成員時說：“你們來北京，我們有優惠給你們。”一句招商引資的“廣告詞”帶出了香港商人大筆投資時的一個慣例，“香港商人開始到處找優惠”。但是在內地和香港之間沒有“自由貿易區協定”的前提下，內地提供給香港優于其他國家的引資條件，是違反WTO規定的。而現實情況是內地一些地區為了吸引外資都或多或少地給出了一些優惠條件，而有些地區根本不知道這是違反WTO協議的。

　　一位曾參與WTO談判的專家描述，當時的這種狀況確實存在弊端：香港企業到處爭取優惠條件，違反WTO的有關規定，對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府的形象都有損害。

　　上海外貿學院徐海寧教授接受記者的采訪時說，GATT第24條規定，地區之間的經濟體可以發展“自由貿易區協議”，不受WTO的約束；“自由貿易區協議”是一種優惠性的貿易協定，體現的是優惠性，而WTO體現的是普惠性原則。

　　2001冬：首獲中央政府接納

　　2001年初，香港特區政府一直堅守的不介入自由貿易協議的原則已經動搖，開始和新西蘭談自由貿易協議。

　　2001年11月5日，中國被批準加入世貿，而前一天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出席東盟10國領導人會議，會后簽署了《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決定到2010年建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框架協議》是未來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法律基礎。

　　香港商界認為，香港與內地雖然“一國兩制”，但一衣帶水，如果東盟可以和中國達成自由貿易區協議，那香港不是更有基礎？

　　香港商界感覺時機漸趨成熟，香港總商會從電腦里把曾經寫給董建華的信調出來，詳細修改了一遍，再次遞給了董建華。當時香港商界的期望并不高，初步提出的建議是，關稅降低或減為零，服務業提早開放，如果金融業在某些地方能夠降低門檻也不錯。

　　天時、地利加人和，此次建議遞上去后開始發力。

　　11月下旬，香港特區政府向中央政府提出建議，得到當時國家外經貿部的積極反應，雙方開始探討這個事情的意義和有關安排，很快就提出“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的概念。

　　2001年12月初，董建華去北京，董回到香港后心情異常愉快地向媒體表示“我們預備談細節了”。

　　在香港政府工業署的網站上，官方的表述是“行政長官于2001年12月獲得中央政府原則性接納他提出有關成立內地與香港特區類似自由貿易區的建議。磋商自2002年1月展開。”

　　董北京之行后，雙方很快確定了談判代表，香港方面為梁錦松，內地方面為時任外經貿部副部長的安民。

　　2002年5月：因人事變動而擱置

　　2002年1月25日，梁錦松、安民首次會面，開始了第一輪談判。梁錦松的主要助手是當時的香港工商和科技局的局長周德禧。

　　雙方代表的第一次會議后，明確了兩件事情：一是雙方合作的目標確定為《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并確定了合作原則：首先要符合WTO，符合一國兩制；其次雙方要互利，先易后難。

　　談判的頻率初步定為每兩個月高層會見一次，每一個月工作層面會見一次。

　　香港特區政府工業署網站上表述，“香港特區政府在2002年2月及3月間進行了咨詢，聽取公眾意見。特區政府亦咨詢了制造及服務業界的執業人士和專業團體，并在與內地磋商的過程中，顧及他們的意見。”

　　這期間，香港很多商界組織都曾先后給特區政府提供過一些建議。2001年1～2月份，香港總商會集中會員的意見。3月份，曾提交一份70頁的《建議書》給梁錦松，提出“香港公司的定義、降低服務行業門檻、零關稅、確定產地來源”等方面的要求和意愿，在開放服務領域本著先易后難的原則，來推動談判的深入進行。”

　　在雙方代表初步接觸的同時，北京曾派人到香港了解香港的服務制造行業情況，對海關、產品原產地來源等問題作過一些調研。董建華在多個場合都不諱言，希望香港和內地有一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

　　2002年12月之前：排除部委間障礙

　　2002年11月13日下午，十六大新聞發言人在梅地亞主持第四場記者招待會，當時邀請了外經貿部部長石廣生答中外記者問。石廣生說：兩地“在貿易投資便利化、貨物貿易、服務貿易等具體問題進行磋商。磋商沒有遇到障礙，相信會取得雙方都滿意的結果。”此言一出，兩地媒體為之興奮了數月。

　　據一位了解談判進程的人士透露，談判確實遇到了一些阻力，“當時有些部委持有不同意見。”

　　轉機在2002年12月底。董建華北上，從北京帶回一個信息“中央政府決定2003年6月30日前完成CEPA談判”。這個消息對漸失信心的香港商界是一個極大的鼓舞，業界已經為可以預期的藍圖而雀躍。

　　據了解談判進程的人士說，整個談判過程非常艱巨，每過幾個月就有一些突發事件，但實際上，中央政府一直是有能力控制談判進程的。唐英年在接受本報記者的采訪時說，“CEPA這樣一個全面的協議，需要很詳細的磋商，所以18個月的談判時間不算長。”

　　2003年3月，“兩會”之后，經貿部改組為商務部。同月香港方面，梁錦松頒布財政預算案，財赤問題困攏香港，緊接著梁錦松因“購車事件”逐步淡出談判，由2002年7月上任的香港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唐英年出任談判主力。

　　3、4月份，SARS的出現雖然阻礙了談判雙方的會見，但從另一個方面也極大的推動了談判的進程。5月份，談判雙方利用視像會議系統談得非常激烈，問題逐步解決。

　　6月29日，談判雙方終于就《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的主體部份達成共識，其他細節問題有待進一步磋商，尤其是關于產品原產地的認證問題。

　　唐英年在接受記者的采訪時說，“在整個框架(CEPA)下已經成立了一個指導委員會，CEPA中仍可能會有一些問題，這個指導委員會就是負責處理這些問題，去磋商達成一個協議，使CEPA更加充分。”

　　對于原產地的界定問題，唐英年說：“我有信心在整個安排實施之前，也就是2004年1月1日之前，能夠達成這方面的協議。”

　　2003年：出乎預料的結果

　　2002年3月，時任央行行長的戴相龍來到香港。香港商界曾建議，降低銀行業北上的門檻，戴相龍說：“那可不行，門檻一降低，國外那些中小銀行不都進來了。”由此香港商界以為這個想法基本可以了斷。

　　現在，CEPA將港資銀行進入內地開設分行的門檻由總資產200億美元降到60億美元，這是一個出乎預料的大禮包。

　　在CEPA的整個談判過程中，香港總商會一直是敲鼓吶喊的“拉拉隊”，除了遞交給梁錦松那份最詳細的《建議書》外，2001年秋天到2002年夏天，香港總商會先后遞交給董建華政府13封信。在談判被擱置毫無進展之時，總商會就站出來搖旗鼓勁，甚至免費提供培訓，讓記者們學習“自由貿易區”基本知識，以有效地增加“拉拉隊”的聲量。

　　“拉拉隊長”翁以登說：“我們提出先易后難原則，認為零售行業是最容易的，果然這是最先談妥的；我們認為電信業是很難的，CEPA中沒有提及。”

　　18個月的談判成果，給香港經濟帶來的影響還未現顯。等待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