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鈕鍵軍

　　研究放寬中國機構購買國外債券及中央國債登記結算公司成員企業海外投資限制，論證調整進出口結構；中國很可能改變實行多年的以出口為主的外貿政策，加大對進口的扶植力度

　　由于要求人民幣升值的主要依據是“中國巨額的外匯儲備和貿易順差”，近日，中國人民銀行和商務部都已開始著手緊急研究對策。

　　來自央行的消息說，那些信用良好的中國企業，不久可望用自己的外匯收入購買國外債券。這有利于改變外匯市場供大于求而央行不得不被迫買進的局面，從而緩解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財經時報》獲悉，央行這項正在擬議的規定有望于今后幾個月出臺，香港金管局(HKMA)將充當這項業務的清算機構。按照現行規定，中國企業的外匯收入絕大部分需向央行兌換成人民幣，以提高外匯儲備和國內貨幣供給。

　　新計劃還會放寬對中央國債登記結算公司成員企業的海外投資限制。該結算公司擁有1200位機構會員，其中大部分是非金融機構。這項業務所涉及的金額可能達500億～800億美元。

　　商務部的一位人士也向記者透露，商務部政策研究室正在對調整中國進出口結構進行論證；中國很可能改變實行多年的以出口為主的外貿政策，加大對進口的扶植力度。

　　聯袂施壓

　　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的數據，中國目前外匯儲備達3160億美元，是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外匯儲備國。

　　盡管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最近在國際清算銀行年會上表示，人民幣匯率將保持穩定。但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行動正在加緊進行。

　　6月19日，“健全美元聯盟”(Coalition for a sound Dollar)在美國開會，討論是否提請美國政府動用“301條款”來迫使人民幣升值；歐盟委員會上個月發布的最新報告顯示，歐盟15國決定，將于今年10月率先上調中國在“普遍優惠制”(GSP)下享有的出口商品優惠關稅，即由目前的3.5%提高到5%，而2004年上半年，將正式取消給予中國的“普惠制”。

　　“普惠制”是發達國家給予發展中國家出口制成品和半制成品(包括某些初級產品)的一種普遍的、非歧視的、非互惠的關稅優惠制度。目前，全球有28個國家給予中國“普惠制”待遇，其中，歐盟15國超過總數量的一半。

　　對此，中國國內專家指出，從日本財務大臣鹽川正十郎早些時候針對中國的匯率政策四處游說以來，發達國家逼迫人民幣升值的行動，已經進入“實質性階段”。今后一年，可能有更多的國家通過關稅或非關稅貿易壁壘向中國施壓，人民幣將承受有史以來最大的升值壓力。

　　朝野合作

　　今年5月，在G8財長會議上，美國財長斯諾首次提出人民幣升值的問題；進入6月，他更多次在公開場合“敦促”中國政府改變人民幣匯率制度，并一再要求人民幣升值。

　　據世界著名律師事務所——高特兄弟律師事務所北京辦事處合伙人陶景洲律師向《財經時報》介紹，“健全美元聯盟”由80多個美國貿易協會組成，代表著美國最大的制造業和農業貿易團體的利益，成員包括美國制造業協會、鋼鐵制造商協會、美國紡織制造者協會、美國航空業協會等。

　　美國制造業協會是“健全美元聯盟”的龍頭，它是美國最大的工商業團體，由1.4萬個成員組成，包括1萬家中小企業和350家協會，代表著林業、汽車、航天及紡織等美國產業。該協會的宗旨是支持美國財政部“放棄強勢美元，改用健全美元”。

　　“健全美元聯盟”稱，中國經濟近幾年來一直以每年8%的速度增長，而美國的經濟增長率不到3%，歐盟和其他一些國家則更低。該聯盟指稱中國政府“在外匯市場上大量買入美元，人為地維持人民幣低匯率”；這種做法再不制止，“將對全球貿易伙伴造成極大打擊”。

　　據陶景洲分析，該聯盟提出通過“301條款”促使人民幣升值，主要因為美國出口商無法忍耐美國持續的貿易逆差所致。

　　美元貶值本應有助于美國制造商在全球貿易競爭中獲得更大的市場份額，并減緩美國貿易逆差的增長。但是，由于中國采取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基本固定了美元與人民幣的比價關系，以至形成了美元與人民幣“同升同貶”的態勢。根據美國貿易代表處的數據顯示，2002年美國貿易逆差達到了4000多億美元。中國已經連續三年成為美國最大逆差國。

　　“羊群效應”

　　中國商務部研究院美大部研究員王有莉指出，由于美國“301條款”本身的含混性，不排除美國政府將其對人民幣升值施加壓力的可能。迄今，美國政府運用“301條款”總共發起了121起調查，其中涉及知識產權保護的案例16起。但按照“301條款”，美國政府可以對一切“不公正(不利于美國的)貿易行為進行制裁”。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的何帆研究員也指出，美國在貿易談判中一直奉行“LINK”(關聯談判)原則，也就是將一種貿易問題擴大化。比如，將知識產權問題和農產品問題結合起來進行貿易談判。因此，在目前持續巨額貿易赤字的背景下，美國極有可能將貿易問題和人民幣匯率制度聯系起來，向中國討價還價。

　　何帆認為，2004年是美國的“大選年”，布什政府為了獲得制造業團體眾多選票的支持，加之其一貫的“鷹派政策”，如果“健全美元聯盟”做出決定，要求政府動用“301條款”對付中國，很有可能會得到美國政府的響應。

　　在何帆看來，一旦美國動用了“301條款”對人民幣匯率施壓，將會是國際貿易領域的一個十分不好的開端——以匯率制度為借口進行貿易保護主義。同時，還可能引發“羊群效應”，使日本、歐盟以及東南亞一些國家一擁而上，采取類似措施對人民幣匯率制度施加影響，逼迫人民幣升值。

　　外貿評估

　　在國際社會普遍要求人民幣升值的輿論壓力下，國際金融市場也提高了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很多分析認為，中國會在近期將人民幣匯率溫和上揚2%～2.5%。

　　但當《財經時報》近日向中國外匯管理局求證這一問題時，得到的答復是：“我們的回答就是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這一點不會改變。”

　　中國人民銀行的一位官員向《財經時報》表達了同樣意思，中國目前的形勢不允許人民幣匯率做出升值的決定。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指出，如果人民幣升值，那么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力軍——出口行業將面臨致命的打擊，而且這“比任何一種貿易制裁都要可怕”。

　　在這位人士看來，國際社會要求人民幣升值的最終目的，是打擊中國產品在國際上的競爭能力。據他介紹，盡管“中國制造”已經成為世界市場的主要產品，但中國產品的一個致命弱點是沒有形成自己的品牌，目前所占的市場份額，主要依靠中國產品價格的低廉。

　　他認為，長期來看，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人民幣升值是必然趨勢，但在沒有形成中國的特有品牌前，人民幣名義匯率不宜進行大幅調整；即使面臨巨大的國際壓力，中國也應該按照本國經濟發展的需要，對匯率進行控制，否則，就會像日本和德國那樣，將自己大好的經濟前景毀于一旦。

　　與此同時，中國商務部研究院的一份報告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中國不應改變目前的匯率水平。這份名為《美元匯率波動對我國外貿出口的影響》的報告認為，美元匯率變動對中國出口影響是間接的，不應夸大它的作用。2002年中國外貿出口增長22.3%，增幅超過全球貿易增幅近10倍。這得益于多方面因素：一是市場偏好；二是“入世”效應；三才是美元匯率下跌。

　　這份報告建議，由于中國外貿在國際市場上“一枝獨秀”，許多國家開始注意中國的匯率問題，試圖要求人民幣升值，以抑制中國出口，對此要給予足夠的認識。要吸取1985年西方國家壓迫日元升值的教訓，不能隨意調整匯率。

　　消除預期

　　中國央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同時反駁了海外要求人民幣匯率“完全市場化”的建議。他認為，在目前金融市場普遍提高對人民幣匯率升值預期的情況下，一旦完全由市場決定人民幣匯率，后果只能是人民幣被過度高估。

　　何帆也認為，中國急需的是重新證明自己的匯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而不是“盯住匯率制”。

　　他認為，過于僵硬、政治化的匯率制度，會給國家帶來較大的負面影響。中國從1994年開始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但由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中國政府出面擔保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這一政策保護了亞洲國家的貨幣沒有因惡性貿易競爭而發生進一步惡性貶值，這無疑為亞洲、為全球金融市場的穩定做出了重大的貢獻。但是，此后中國的匯率一直在政策的作用下異常穩定，這也成為現在國際社會攻擊中國的口實。

　　因此，何帆認為，現在必須向外界證明中國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需要加強中國人民銀行作為獨立貨幣政策的制訂與執行者的地位，為它代表中國對外談判增加主動權。

　　而且，“升值預期要比升值本身更重要”。何帆認為，升值本身并不可怕，升值無非是調整價格；但升值的預期要比升值本身可怕。中國要調整的應當是人民幣匯率制度，而不是匯率本身；匯率制度調整的目的在于使它更加靈活，為原來的有管理的匯率制度正名。另外，還要消除人民幣升值的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