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魯奧 香港報道

　　經歷了18個月的磋商，在香港回歸6周年前夕，2003年6月29日下午3點10分，商務部副部長安民和香港特區財政司司長梁錦松三次手起筆落，握手歡笑。溫家寶總理則向聚集在身邊的人們揚起了手中的香檳酒，慶賀一份珍貴的文本——《內地與香港關于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安排》(以下簡稱《經貿關系安排》)的誕生。

　　這是一份價值350億人民幣的6周歲賀禮。這是在香港經濟的困難時期，中央政府挺港護港的一片心意。

　　而香港人早在幾天前就進行了最具香港特色的慶祝——港股一路暴漲大破10000點——用自己的方式來表示對這份禮物的珍視。

　　《經貿關系安排》包括了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貿易投資便利化三方面內容，是一個符合WTO框架的區域自由貿易協議。它的基本目標是：逐步取消貨物貿易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逐步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以提高內地與香港之間的經貿合作水平，實現共同發展。

　　在貨物貿易方面：核心是盡快實行零關稅。從2004年1月1日起，對香港有較大實際利益的273個稅目的香港原產貨物，進入內地市場實行零關稅；其他香港原產貨物不遲于2006年1月1日實行零關稅。

　　在服務貿易方面：從2004年1月1日起，對香港提前實施內地對世界貿易組織成員所作的部分開放承諾。此外，部分行業還對港資企業取消股權比例限制，降低注冊資本和資質條件等門檻，放寬地域和經營范圍限制。《經貿關系安排》涉及服務業的17個領域。

　　在貿易投資便利化方面：對貿易投資促進、通關便利化、法律法規透明度、電子商務、商品檢驗檢疫和質量認證、中小企業合作、中醫藥產業合作等七個領域，簡化手續，提供便利。

　　6月20日，澳門和內地的經貿關系談判也已經被正式激活，樂觀的人士評價，也許不久，一個大中華經濟圈將呼之欲出。

　　《經貿關系安排》簽定的第二天，本報記者獨家專訪了見證協議產生全過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

　　《21世紀》：有人寄望于《經貿關系安排》能夠促使部分產業回流香港，《經貿關系安排》下的零關稅真的能夠為香港帶來制造業的復興嗎？

　　劉兆佳：我認為這種改變是有限的，香港始終都是以服務業為主，工業生產在香港不會有顯著的提升。事實上，那些轉移去大陸的工廠有相當部分是夕陽工業，目前香港政府對于吸引一些高科技高附加值的行業來香港有更大的興趣，比如科學園和數碼港計劃。

　　但是，零關稅的確會帶來少部分工業回流，比如鐘表、珠寶首飾、部分高級時裝等。他們回流回來，可以利用香港制造這個品牌，走中高檔的路線，進軍內地市場。但是這也只是少數，總體上不會太多。

　　《21世紀》：有人希望政府能夠借鑒瑞士模式發展高增值的制造業，比如香港在鐘表業上也有一定的優勢？

　　劉兆佳：政府希望香港制造或者香港品牌，代表的是質量、設計、品牌、售后服務是優質的，香港品牌仍然是內地消費者的信心選擇。

　　我們認為零關稅當然對香港制造有幫助，但是只靠零關稅并不足以令商人決定投資香港，但是部分制造業中的高增值部分，如設計、研發及市場推廣等部門則可以選擇留港，《經貿關系安排》不可能吸引規模達數千人的勞動密集工廠回流，土地成本及勞動力成本完全可以抵消掉零關稅帶來的好處，因此香港制造的焦點是要吸引一些只需二、三百人的生產工序回流。但是，中央政策組也已經注意到了一些未來可能發生的問題，比如有的廠家可能在投資香港進行制造生產之后出現要求需要輸入內地勞工的問題，這個時候政府該怎么辦？因此，《經貿關系安排》之后政府要跟進的事情將會有很多。

　　《21世紀》：《經貿關系安排》之后，香港政府具體會有怎樣的跟進動作？

　　劉兆佳：《經貿關系安排》的簽署為港商在內地提供了“淘金”機會，一夜之間內地市場的大門大幅敞開，相對于國外投資者，香港商人可以搶先一步進入內地市場，但他們最終能否成功關鍵是要靠港商自己的努力。

　　目前，政府正在考慮提供一些一站式服務協助中小企業和服務業開拓內地市場，具體細節會在幾個月后完成。政府可以做的是充分利用《經貿關系安排》提供的機會，繼續和內地磋商更多的細節，深入內地建立更多的辦事處，協助香港人在當地的發展。事實上，《經貿關系安排》未必一時間能夠解決到很多香港人在內地的所有問題，政府還需要做進一步的調研和磋商。

　　《21世紀》：您所指的磋商，是否是指香港和珠三角乃至廣東的經濟融合？《經貿關系安排》對于香港和珠三角地區的經濟融合起了一個什么樣的作用？

　　劉兆佳：實際上，在零關稅和市場準入之外，《經貿關系安排》的最大意義在于實質性的推動了粵港合作，在6月28日，粵港聯席會議參與的領導層次被正式提至最高層次，分別由行政長官董建華和廣東省省長黃華華主持，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和廣東省常務副省長則負責具體事務，并且將于下月上旬在港舉行第六次粵港聯席會議。

　　過去二十多年，香港與珠三角已建立了十分成功的協作關系，“前鋪后廠”成為經濟合作模式中一個典范，目前珠三角約有1100萬人受雇于港資廠商。香港投放的外來直接投資，在珠三角以至全廣東省一直雄踞首位，計至二零零一年年底，已實現直接投資總額為790億美元。香港作為國際商貿、物流、金融及服務業中心，與珠三角作為世界工廠的角色存在互補雙贏的局面。回歸初期，香港人曾經抱持一種落伍心態，步步防范，現在卻為另一種主流意見所取代，那就是香港急需善用珠三角區的巨大潛力進行經濟轉型。今年以來，在某種程度上，SARS推動了粵港的溝通和合作，表現出一種真正意義上唇齒相依的關系，而《經貿關系安排》則更加促使了雙方的關系升級，發展成為共同面對國外競爭者的一種經濟共同體的關系。總之一句話，合則兩利，分則傷身。

　　《21世紀》：太古地產主席曾經抱怨廣東的7個機場太多，在基礎設施的規劃上，香港和珠三角存在一定的重復建設，《經貿關系安排》在力促香港向內地經濟的融合的同時，能否解決到過去的一些矛盾沖突？

　　劉兆佳：如何減少重復建設，如何協調發展，我認為目前解決的關鍵還是在于高層之間的磋商。其實我認為不僅粵港澳沒有協調，連珠三角本身也沒有缺乏協調，類似7個機場這樣的重復建設和惡性競爭已經在互相削弱競爭力。

　　在我的案頭上，至少就有9個涉及到協調的問題需要解決，比如兩地大型基建如何協調規劃；彼此之間物流、人流、資金流如何暢通；內地、珠三角如何通過香港進軍世界市場；外國資本又如何透過香港進入內地市場；香港和珠三角如何合作開發新產業、地區旅游、科研人才合作以及行政管理法律制度互相協調等等問題，政府要動腦筋去想并身體力行去做的事太多。而《經貿關系安排》未必能夠一下子可以解決到過去積累的種種問題，但至少已經在提供一個新的動力。

　　《21世紀》：我們看到，香港的目標定位是亞洲的國際都會以及中國的一個主要城市，這種的定位是否能夠清晰反映到香港的現在和未來？《經貿關系安排》強調的是香港之于內地的融合，這是否會給香港的定位帶來新的變化？

　　劉兆佳：香港的定位一直非常的清晰，就是一個自由港、人才資金自由進出匯聚，而亞洲有資格稱為國際都會的，我認為除了香港就是新加坡，相對于內地，香港一直扮演的就是一個橋梁和窗口的作用，《經貿關系安排》不會改變這一定位反而只會更加強化這個角色的作用，原來內地市場對于香港來講不是那么重要，但是現在內地市場對香港的進一步開放，逐步的國民待遇，則會引發香港對于內地市場的更加深入的關注。香港作為自由港的地位，并不會輕易被上海等城市取代。

　　《21世紀》：珠港澳大橋會否借此《經貿關系安排》的機會獲得實質性的推動？

　　劉兆佳：香港政府非常期待這個項目，中央還正在研究中，根據香港中文大學一份研究報告初步估計港澳珠大橋的建成將為香港帶來二萬五千個工作職位，同時會使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經濟產值增加200億美元。目前，港珠澳大橋的可行性問題應已獲解決，有關方面可能正在研究大橋落腳點、對地方的具體影響等事宜。

　　《21世紀》：《經貿關系安排》被形容為香港經濟的強心針，對《經貿關系安排》的憧憬使得港股一度沖上10000點，長遠來看，《經貿關系安排》對于香港經濟轉型的作用和影響如何？

　　劉兆佳：從近期看來，至少創造了3萬個就業機會和部分工業的回流，中長期的影響則不可估量。可以展望的是，從《經貿關系安排》開始，香港和內地經濟關系就從天然經濟聯系走向理性的協調與交融，區域資源配置朝整體化方向發展，生產要素可以在區域內自由流動，形成合理的產業布局和配套的交通、運輸、信息網絡；尤其是大型基礎設施建設規劃的制定，開始有配合和協調發展。香港的經濟正在處于轉型期，這個時間將持續多長，在某種程度上也取決于《經貿關系安排》的成功。

　　香港經濟持續低迷，這期間走了一些彎路，但是政府已經明確了一點那就是香港的經濟支柱絕對不是房地產業或者恢復工業生產，香港未來凸現的只能是高附加值的產業，香港已經確認了4大支柱產業——金融、物流、旅游和工商業支援服務業。總的來講，香港的經濟問題是一個結構性調整的問題，顯然《經貿關系安排》并非解決所有問題的靈丹妙藥。

　　《21世紀》：7.8%的失業率會否因為CEPA而有所改善？劉兆佳：CEPA會提供新的職位，但是不會很多，40%多的香港人受教育水平只在中三程度，這一部分人的就業問題只能期待經濟轉型的成功或者經濟復蘇，在未來10到15年里，香港人還必須忍受這種高失業率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