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憲容

　　中國銀監會剛一掛牌，周正毅事件就接踵而來。盡管該事件早已為潛在的風險，但目前的爆發不能不說是對新成立的銀監會的一種考驗。正如安然事件出現后要求美國證券監管進行重大改革一樣，面對這種挑戰也許是銀監會重新界定其權力與功能、對國內銀行業進行重大改革的契機。

　　憑心而論，無論是成立銀監會，還是化解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近幾年來，國內銀行業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四大國有銀行也開始按照商業銀行的規范在進行改革。可以說，從技術層面上說，經過這幾年的改革，國有銀行的內控機制與監管體系基本上與國際慣例接軌，而且國有銀行的治理結構在形式上與發達市場體制下的商業銀行也沒有明顯差別。至于國內股份制商業銀行的審貸制度更是具有獨立性與嚴格的審查制度。

　　但是，無論是從機制與決策上還是從程序上，為什么看上去應該沒有問題的國有商業銀行的授信風險管理體系，卻讓國有銀行面臨著巨大的潛在風險？為什么許多問題不僅可以長期掩蓋，而且在國有商業銀行中的巨大問題一旦披露出來總會觸目驚心？其實這些問題正是反映了不同的制度機制的內在沖突。

　　近幾年來，中國銀行一直處于國內銀行業改革、國內銀行業與國際接軌的浪尖上，當舊的制度規則、管理方式、運作模式、激勵機制與新的市場制度接軌時，所面臨的沖突與不適應性、其本身所具有的缺失性也就暴露無遺了。周正毅事件在香港和內地金融界引起了極大的震動，人們對此事件基本上也有了一個共識：即以該事件為契機，推進國內金融業的改革。但是，人們往往把該事件的原因歸結為國有銀行所有者缺位、審貸制度脆弱、國有銀行的內控機制形同虛設及信貸文化缺陷等。當然，這些原因自然是國有銀行不能有效運作的原因所在，但最為重要的是國有銀行并沒有成為真正的商業銀行。

　　就目前國有銀行的高層管理者的選拔機制來看，基本上沒有走上市場，而是以干部官本位化方式進行。國有銀行不是企業、不是行政機關、不是事業單位，但又是作為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作為事業單位，追求人事級別化；作為政府，高級管理人員追求行政級別最高化。在這種干部行政化體制下，國有銀行的高層管理者完全企業經營者與政治家一體化，而且這種干部機制還在政治上賦予了這種一體化的合法性，國有銀行的行長既是銀行家也是行政官員。這種雙重身份也讓國有銀行的行長面臨著雙重激勵：一方面，作為經營者，國有銀行的行長受制于貨幣化激勵，即國有銀行行長會在競爭性市場上追逐個人貨幣的收入最大化；另一方面，國有銀行的行長又受制于行政級別激勵，即追逐個人政治效用的最大化。在這種雙重激勵的條件下，當國有銀行行長的顯性收入大幅度上升時，也就會面臨著來自非正式制度的壓力，如同級別的國有企業經營者及官員收入水平的影響。這也就使得國有銀行行長的顯性收入會有所限制，轉而追逐如住房、座車、辦公室等非貨幣性消費或公款性消費的隱性收入。

　　正因為國有銀行經營者與政治家兩個市場的一體化，在兩個市場高度流動性的情況下，國有銀行行長面對行政級別激勵與貨幣化激勵會無所適從，最終導致的是經營中的相機抉擇問題。甚至于銀行家會利用其手中掌握巨大資源優勢在兩市場之間進行交易。還有，由于銀行經營者隨時都可能回到政治家崗位，這就使得成為政治家的他們對銀行監管可能變得不可置信。

　　也許我們可以看看美國的證券監管模式，看看這種模式是如何運作的。美國證券監管模式有兩大特點：一是強有力的證券監管委員會，其成員直接由總統任命，政治上賦予較高的地位，享有民事執法權力；二是政府介入較強。美國的金融監管機構一方面要受到國會的嚴密監督，另一方面又有國會的大力支持。新成立的中國銀監會有這樣的制度環境嗎？誰來監督銀監會并促使他們努力工作？通過何種方式來保證銀監會能夠行使其職責？

　　總之，目前國有銀行并沒有真正地進入市場，因為它既沒有明確的產權界定，也沒有形成銀行家與職業經理人市場，對金融機構的高級經理人的選拔不是從市場中來，而仍然是以傳統的方式進行，從而也就無法形成與市場相一致的激勵約束機制。這些都是銀監會所面臨的機會與挑戰。

　　(作者：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博士，電子郵箱：yxrong＠vip.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