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大通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師鄭杏娟接受中國經濟時報專訪時指出，對中國而言，人為地將人民幣升值弊大于利

　　記者單羽青6月23日北京報道值人民幣匯率重估大論戰之際，摩根大通駐香港的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師鄭杏娟指出，人民幣匯率應該維持現有水平，對中國而言，人為地將人民幣升值不僅弊大于利，而且缺乏合理的經濟邏輯。

　　6月20日，鄭杏娟在京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在目前有關人民幣匯率的“重估派”、“不變派”和“自由浮動派”三個不同派別中，自己“是維持人民幣匯率不變派”，“是人民幣匯率穩定的忠實維護者”。

　　鄭杏娟1989年起任職于中國人民銀行總行，1992年在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經濟系任教，1994年加入霸菱證券�熛愀郏牐�1995年加盟摩根大通。

　　她得出維持人民幣匯率不變的結論主要基于四個理由。

　　首先，通常認為，由于人民幣匯率被低估，所以，316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是一種浪費。鄭杏娟的看法則不一樣。她認為，不能把外匯儲備只當做外匯儲備，而應將其視為三部分資產：一、真正的外匯儲備資產；二、戰略投資基金，中國對原材料進口的依賴度越來越大，應利用外匯儲備增長的機會到境外購買一些原材料生產基地，做國家發展戰略的考慮；三、改革的風險基金，隨著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中國的銀行業、保險業與證券業暴露出許多問題，金融自由化過程中出現的這些意想不到的事情需要用適當的儲備資產加以消化。

　　其次，在固定匯率與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之間確實存在矛盾，因為匯率固定，外匯的流入流出必然影響基礎貨幣的投放，從這一角度觀察，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的確有所缺失。但是，中國并未實行貨幣局制度，如果認為中國的經濟環境需要擴大貨幣供應量，那么對流入的外匯就不需要全部進行對沖，如果認為中國的經濟環境不需要擴大貨幣供應量，那么就可靈活增加對沖的比重。而不必像香港那樣，由于實行聯系匯率制，對流入流出的外匯不能做相應的對沖。

　　鄭杏娟承認，外匯的對沖即使不會影響貨幣供應量的總量，也會對結構有所影響。然而，這種結構性影響對中國經濟是有利的，而不是不利的，特別是在國內投資速度過快、銀行貸款增速過快的情況下。

　　再次，固定匯率制與資本賬戶漸進開放之間并不存在本質沖突。鄭杏娟指出，在假定今后幾年中國出現貿易逆差的可能性不大的前提下，正因為要逐步放開資本項目的管制，才需要維持匯率不變。在對貿易順差的預期下，大家的期望是人民幣會繼續升值。這時，如果不將人民幣匯率固定而是將其浮動的話，就將導致投機盛行，熱錢就會流入，將人民幣幣值抬得很高。這顯然會影響出口，對國內物價亦產生向下的壓力，從而對經濟發展造成致命打擊。

　　“這是一個痛苦的結果，中國沒有必要去承擔這種痛苦。除非你覺得中國今后幾年會連續出現貿易逆差，其實這個可能性不是很大”，鄭杏娟說。

　　另外，人民幣匯率確實不是決定中國出口的最重要的因素，但這并不等于說，人民幣就需要升值。鄭杏娟表示，人民幣匯率對中國經濟起的作用應遠大于實際體現，之所以未能得以體現，原因是中國政府提供了出口退稅。退稅的增加實際上相當于人民幣的貶值，退稅減少則相當于人民幣的升值。出口退稅產生兩個問題，一、財政壓力明顯增強；二，出口商希望多得退稅，出現某些虛報現象，因此帶來人民幣匯率扭曲。

　　鄭杏娟指出，若真考慮人民幣升值的話，明智的做法是先不要使人民幣升值，而是減少出口退稅。有其他專家認為，在科學測算出口退稅效應及部分“假出口，真騙稅”影響之后，以取消出口退稅為前提，人民幣至少應有5%-10%的貶值空間。

　　最后，鄭杏娟強調，在學術界有關人民幣“重估”、“不變”和“自由浮動”的討論后，如果中央銀行最終決定人民幣升值，那么，采取重新定匯率的方式升值較為合適。因為從市場的角度看，中國的銀行利率是相對控制的，這種情況下，如果放寬匯率自由浮動范圍，外匯交易員就很難計算遠期匯率，因為即期匯率跟融資成本沒有關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