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宏斌

　　不斷爆出的金融案件已經向決策者敲響了警鐘：中國的金融體系還存在許多新的風險。毋庸置疑，國有銀行近些年來的確在內部管理機制改革方面——諸如綜合授信、信貸集中審批和要求信貸審批人對不良貸款承擔相應責任等都取得了進展，并且由此顯著提高了銀行新增貸款的質量。但是，我們對于新增貸款的潛在風險絕對不可忽視，而信貸質量更是中國

金融體系波動程度的決定性因素。

　　中國沒有可資信賴的信貸數據，這意味著無人知曉中國金融體系中不良貸款的準確水平。然而，公開的數字將有助于揭開中國巨額不良貸款的一角：中國銀監會主席劉明康聲稱，中國四大國有銀行的平均不良貸款率今年3月份為24.1%、2002年年底為26.1%、2001年底為31%。而在1999年到2000年，四大銀行向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劃轉了約1.4萬億人民幣的不良貸款——這一數額分別相當于1998年底貸款余額的21%和2002年底貸款余額的13%。截至今年3月，4家資產管理公司共出售了3240億人民幣的不良貸款，回收了約715億元的現金，這相當于20.8%的回收率。隨著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未來出售那些質量更差的資產，我們預計回收率將會進一步降低，而壞賬核銷對于銀行的不良貸款率的降低是杯水車薪。

　　中國最近進行的銀行內部改革措施有助于提高新增貸款的質量。據悉，中國新增貸款的壞賬率只有大約1%。這些數字值得仔細關注：因為有證據表明，新增貸款的質量并沒有看起來那么好。首先，長期貸款的份額已經從1998年的25%上升到2002年的50%。貸款期限的延長隱藏了新的不良貸款，尤其是當一些銀行希望通過利息資本化來滿足當局要求不良貸款的下降目標；其次，大量貸款投向政府主導的基礎設施建設。政府的6600萬基礎建設投資在過去5年已經吸引了超過3.2萬億人民幣的非政府資金，而這些資金中的大部分直接或間接地來自銀行。盡管這些項目中的很大一部分對于社會和經濟發展很有好處，但它們卻只能產生很低的回報。此外，廣泛存在的腐敗同樣意味著有些項目存在資源的浪費；第三，部分由于中國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投資的高漲，中國的資本新增額／產出比率(固定資產投資／國內生產總值改變量)在過去2年內已經從90年代的略小于2倍飆升為過去2年間的6倍，超過日本以外亞洲國家在1997-1998年金融危機時的水平。新增資本／產出比率的迅速上升代表著單位投資帶來的產出額的下降，以及隨之而來的投資效率的降低；第四，低效投資導致了資本存量的過快增長。過去5年間中國的資本擴張速度約在13.5%，幾乎超過同期資本和勞動增長率的2倍。由于工資增長率保持在10%以上的水平，這意味著總收入中勞動所占的份額在上升，這些都意味著整個經濟中的資本回報率在過去5年間持續下降。不斷下降的投資回報率看起來會影響銀行資產的質量并因此產生新的不良貸款。

　　中國的不良貸款不只是銀行體系的問題，而且是對整個財政可持續發展能力的潛在威脅。這是因為國有銀行100%由國家所有，這些銀行約70%的貸款給了國有企業(很多時候是政府干預的結果)，這意味著政府必須承擔大部分壞賬。中國銀行的道德風險問題遠低于其他國家，因為后者的銀行主要由私人所有，即便在這些國家中，政府也不得不承擔銀行清盤損失的60%。

　　按照傳統做法，諸如預算赤字、國債余額和外債水平，中國的負債率幾乎是亞洲國家中最小的。但是，如果算上國有銀行的壞賬、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和社保基金缺口，中國的真實債務水平是非常高的。我們估計，中國總的債務接近1.2萬億美元，超過國內生產總值的100%，使得中國的負債率位列發展中國家前列。

　　為了阻止中國不良貸款的上升，中國必須推進國有銀行商業化改革，通過引進外資、上市等手段推進中國銀行業的治理水平，同時必須減少政府對于經濟的干預。只有在銀行成為商業化合法經營的實體、政府不能再直接通過行政手段干預商業銀行的經營，中國的銀行業才會得到較大的發展。而這些改革必將成為新一代領導人未來幾年間的一項重要任務。

　　(作者：匯豐銀行高級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