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于威／文

　　活力和洞察力，一位真正的律師必須具備的特質，你都可以在梁定邦先生身上找到。這樣的能力讓他在中國金融改革歷程中總是可以適應主角的節奏，并能在某種制度的框架內對人的行為給予合理的解釋。在過去的幾年中，作為中國證監會首席顧問的梁定邦先生曾經不斷地發出聲音：推崇“藍籌股”、支持政府為高科技企業上市開路、呼吁建立“二板”市場、介紹并推動引進QFII制度、成立“開放式基金”、提醒政府和銀行關注中小企業，這其中最洪亮的聲音莫過于“讓市場去管理市場”。相比人們心目中的官員，他更像一位社會活動家。

　　但在將近兩年的時間里，除了知道他在2002年春季以客座教授的身份去哈佛大學法學院開講座外，梁定邦先生活躍的身影似乎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了。6月11日，人們意外地再次在媒體上看到了他的名字和新的職務——中銀香港董事會專責委員會的召集人。這個專責委員會將在會商香港金管局后確定其職責范圍，并獲授權聘任外部顧問，對中銀的貸款審批程序、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機制作全面審查。

　　消息公開之后，多數人都感覺這是一個恰當的選擇。一位監管機構人士說：“中銀專責委員會無可避免要看是否有人做錯事，這是十分敏感的工作。”由梁定邦任委員會召集人，有兩個好處：首先，他在香港的公眾形象良好，既是有著絕對公信力的“資深大律師”，又曾在1995年至1998年間出任香港證監會主席。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本應在這一年7月結束任期的梁定邦先生應邀續職一年，以保持在政權交接過程中政策的連續性，他一面在香港證券市場培育風險管理技能確保穩定，一面敦促在香港上市的國企全面披露信息，并說服內地協助調查內部交易，回歸之后，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俱樂部一員的地位未受影響，梁定邦先生功不可沒。一位銀行家說：“他是香港人，又廣為市場中人所熟悉，讓他負責審查，看來較為獨立可信。”更重要的是，他在中國政府中擁有良好的人脈和關系。這次審查的敏感性可想而知，需要一個讓多方信賴、又了解各種想法的人來進行。

　　這其中的一個巧合是，1994年，還是香港聯交所理事會成員的梁定邦先生就力主內地國企在香港上市，并幫助起草了相關的監管制度。對于“紅籌股”落地香港，當時就有不少的國際投資者表示反對，而信息披露不充分成為他們最大的擔心。9年后的今天，梁定邦先生仍然要面對同樣的問題，他要完成的仍是他出任證監會首席顧問時的使命：促使監管機構創造一個讓境外、境內投資者都相信自己會受到稱職官員公平對待的環境。但是，他也一樣知道：“無論監管如何有效，作用仍然有限。高度的誠實和職業能力才是一個高效而又受人尊敬的市場的最牢靠的基礎。”

　　1998年，應朱镕基總理之邀成為中國證監會的“一元顧問”后，梁定邦先生并未預見到自己的身份會從一位“技術官僚”悄然轉型為“傳教士”。2002年12月，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的一次演講中，梁定邦先生坦承，原以為自己最有把握奉獻的證券市場技術和監管知識，并不是內地人最需要的東西。在無數次演講和與媒體的接觸后，他發現人們最感興趣的并不是證券市場的技術層面，而是如何建立起能夠保證公平，并且具有可預見性的公共政策和法律支持。因此，梁定邦先生不得不暫時收起他的“解決方案”，致力于“播種”觀念和常識。

　　毫無疑問，觀念抵達的速度永遠都要慢過可見的利益。梁定邦先生發現，有太多的內地交易者出于沖動而非理性而交易，有太多的公司對公司治理一笑置之，有太多的內部交易在監管的盲區里公然進行，而他一直以來所尊崇的并視為當然的“具備工作倫理的社會”也被很多人視為書生意氣和理想主義。1998年，梁定邦先生曾說，中國證券市場走向規范，是一項長期的任務，而當時在他的概念中，“長期”指的是三五年。五年后，梁定邦先生知道他必須調整他的預期：“每個人都表示公正、廉潔、清晰是證券市場正常經營不可或缺的要素，但實際上卻寸步難行。在中國市場要做到以上三個原則，必須要先有良好的權力控制機制，這是目前中國有待加強的。”

　　正如梁定邦先生自己所言：“我很樂觀，社會日益開放、公正、文明，希望有一天金融證券市場不需要監管。”而現在，他必須重新收拾起“守夜人”的工具，在善惡園中去蕪存真，并不遺余力。

　　來源：經濟觀察網

    新浪聲明：該作品（文字、圖片、圖表及音視頻）特供新浪使用，未經授權，任何媒體和個人不得全部或部分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