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評

　　上海富豪接連出事，而此次事件的導火線又是問題貸款，并且已經有銀行的金融高官被立案調查，一時間許多銀行都有一種自危的感覺。有媒體報道說，國內多家銀行為此紛紛向民營企業亮起了紅燈，收緊放貸的口子，盡管這些民營企業與出事的富豪之間沒有任何的關系。

　　左右這些銀行決策背后的動機或許是相當簡單的。因為是向民營企業貸款出的問題，所以就應該卡緊對民營企業的貸款。也許銀行方面相信因此可以減少信貸風險，減少出問題的幾率。但是客觀地說，這種邏輯不僅沒有任何的根據，甚至也根本無助于銀行改善其風險控制體系，真正消除潛在的信貸風險。

　　不可否認，民營企業貸款確實存在對風險測算和評估不夠謹慎的情況，確實有一部分民營企業在采取種種不正當的手段套取銀行信貸，銀行因此而增加信貸風險也并不奇怪。但是，一個企業在貸款過程中是否違規，是否在信貸的使用上超出了銀行規定的范圍，跟這個企業是否是民營企業沒有必然的聯系，不能想當然地將這些問題跟企業的所有制性質掛鉤。銀行的信貸風險更多地與其內控體系是否完備有關。審視問題富豪的貸款細節可以證明，在大多數時候，違規貸款都與權錢交易相關。這表明，國內銀行的企業化生存還有諸多欠缺，完善其公司治理結構對銀行業來說仍然是不可回避的重大課題。

　　銀行業在此時期信貸政策的擺動，或許可以看做是金融恐私癥在特定情境之下的一次放大和回潮。在過去幾十年中，這種恐私癥多少左右著金融機構對民營企業的看法，進而影響著金融機構的信貸投向。也正因為如此，相當數目的民營企業無法通過正當的渠道獲得其發展所必須的資金支持，被困于貸款難題中難以脫身。民間借貸和地下錢莊的一時興旺或許正是對這種尷尬局面的典型寫照。而且，雖然不能說問題貸款盡數由此而生。但不可否認，大道不暢則小道盛行，一些企業情急之下以種種不正當的手段獲取貸款也自有其無奈的一面。

　　因此，就銀行而言，更需要反省的不是對哪一類所有制企業的貸款有問題，而是其信貸體系和風險內控體系是否不足以防范貸款風險，找出其內部的病癥來加以改進，并且進一步完善其公司治理結構，適應入世后競爭下的企業化生存。如果一味地指責民營企業在運作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并以此為借口來調整運營方略，就有回避自身存在的問題，推卸責任于外部因素的嫌疑。從長遠來說，這種缺乏內省精神的過激反應不利于銀行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對諸多急于海外上市的商業銀行而言，也有損于其建立誠信的公眾形象。

　　盡管此次銀行的緊縮行動將對民營企業的信貸產生何種影響尚有待觀察，并且也并非所有的銀行都采取了同樣的政策。但是采取類似行動的銀行主要是在上海等重點城市，考慮到非典已經對很多企業的正常運營產生了不可低估的負面影響，如果銀行在此時不能給企業以必要的支持，反而以根本無法成立的理由置民營企業的正當信貸要求于不顧，則很有可能傷及這些地方的民營企業的元氣，并且波及經濟復蘇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