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首席記者仲偉志北京報道

　　在上海市最高領導首次對周正毅事件表態的前一天，即6月5日，中央聯合調查組在上海已要求靜安區政府有關官員以及金融人士若干“協助調查”。據媒體披露，靜安區部分公共部門官員參與土地開發，并擁有地產公司的股權。目前，調查范圍正進一步擴大，輿論沸沸揚揚。

　　盡管上海金融界消息人士稱，周正毅事件對上海金融界的沖擊被境外媒體過分渲染，但周正毅、錢永偉、許培新等一眾涉查富豪與上海市的關系千絲萬縷，顯然已不僅僅是一個商業銀行信貸經營管理的問題。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作出“排除各種干擾，努力保持上海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社會穩定的良好勢頭”的表態，足見周正毅事件對整個上海的影響巨大。人們在思考當下銀行體制與銀行家命運的同時，也開始重新審視上海的社會經濟結構。獨立商人階層的缺失

　　毫無疑問，上海是當今世界復興城市中最有吸引力的一個。一位上海市的官員曾經說，這座城市的歷史幾乎中斷了半個多世紀，如今有些重新往原來的方向走去。他所說的“原來的方向”，應該是指舊上海作為遠東大都會的地位和影響力，或者，還有舊上海神秘和不可思議的財富集聚。樂觀的期待普遍存在于1700萬上海居民心中。

　　但是在復興的道路上，上海缺少一個獨立的商人階層。這個階層的缺失由來已久。有學者指出，舊上海獨立的商人階層事實上是從“維新變法”始，到1927年終，那也是中國自由主義從產生到沒落的全部過程。作為自由主義的兩個主要部分——知識分子和商人——在蔣介石與黃埔兵進入上海和南京后，事實上已經衰落，這導致上海從此喪失了真正意義上的自由經濟傳統。

　　一個獨立商人階層的缺失，就意味著“紅頂商人”階層的勃興，意味著政商之間有一條生生不息的利益輸送渠道。而在這條道路上的“長袖善舞”者，往往神秘而低調。比如崛起于閭巷之間的周正毅，幾乎從來不肯正面接觸內地傳媒。有媒體評論，在香港，周正毅幾乎透明地擁抱豪華地產、股票、上市公司，而在家鄉，上海人周正毅的神秘與低調卻同他急速的多元化擴張相映成趣。

　　何以如此？概因內地仕商通途，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周正毅往返于資本市場與房地產市場之間獲利，但在這兩個市場之間的支點，很容易使人想到赴港之前曾擔任中國銀行上海分行行長的劉金寶先生，正是劉在上海灘紅極一時的時候，周正毅靠收購上海爛尾樓發家致富。而此后，劉金寶的升遷之途和周正毅的發財線路一直有著驚人的巧合之處。輿論普遍認為，周正毅鉤織的金融網錯綜復雜，從操縱銀行到控制券商，從收購上市公司到坐莊炒作股票，再到境外貸款，充分利用了內地與香港兩個市場之間的空隙。但僅僅如此嗎？

　　周正毅事件其實正在暴露出上海經濟體制在新舊轉軌中存在的硬傷。在“三年大變樣”和解決舊城改造問題的激流勇進中，土地批租成了上海發展的神來之筆。但是迄今為止，上海的房地產市場并不是一個充分透明的市場。與香港嚴格控制土地批租制度相比，上海的土地批租一度是無限供給，有錢就行，但上海市沒有官方統一的土地登記和批出制度，沒有可以公開查核的物業買賣交易記錄和每年推出市場的物業數量統計。市場資訊的閉塞導致人為操縱的機會大增。

　　在公開發行的《上海投資建設統計資料年鑒》、《中國房地產市場年鑒》和《上海統計年鑒》里，上海房地產人士王煉利查到上海1995年以后房地產經營開發主要指標和房地產開發企業主要財務指標。資料顯示，從1995年到2001年，上海房地產開發企業的利潤總額是272個億。對于有著幾千家以開發土地建造商品房為主營業務的法人單位的上海房地產行業而言，賺來的利潤是如此可憐：所有者權益收益率僅1.85%，資本金利潤率僅2.5%(2000年指標)，惹得房地產老總一直在喊“沒利潤”。這位業內人士滿腹狐疑：既然大家都喊不賺錢，為什么這個產業照樣“紅紅火火”？為什么新介入者照樣趨之若騖？上海的房地產業是否有隱蔽的利益增長點？

　　對此，一位學者說，上海房地產業的微利其實是利潤流失后的表現，更多的利潤已經被富豪與大亨們通過各種手段和渠道瓜分，尋租者更是不乏其人。在這期間，急劇暴富起來的是個人，虧的只是公共資產。在這座“退二進三”、迅速轉型的城市里，相當數量的國有資產正在通過房地產市場私有化，洗進個人的腰包。現在，人們已經不難理解，當時周正毅等人為什么要跳出來反駁上海房地產出現泡沫的說法。如果不能維持模糊的“上海概念”，這些上海富豪們就會喪失從中套利的機會，而一旦資金鏈繃斷，“大廈”必然傾頹。這多么像那些操縱股市的人喜歡不斷吹出利好的氣泡。

　　一個官商合謀的群體介入了一個前景遠大的行業，如果這個群體不被鏟除，這個行業必定前景渺茫。同樣，如果這種官商合謀的商業文化介入一個前景遠大的都市，而且左右逢源，以發展的名義獲得了正當性，那么這座城市就值得懷疑。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人們熱衷于對上海日新月異的贊美，但很少有人會意識到，由于一些權力進入市場，一個特殊群體對公共資產擁有不透明的處置權，使這座城市的制度變遷成本非常低廉，甚至以有失公正為代價，從而迅速完成了硬件上的更新換代。但是，這種迅速變遷節省下來的規則交易成本，正在使上海面臨著棘手的難題。強勢政府的“起吊機經濟”

　　多年來，一直有業內人士認為上海的房地產市場是“關系主導”。不過，近年來大資本逐漸掌握了新的土地資源分配主導權，上海房地產的資本門檻不斷抬高。有人抱怨說，上海的土地批租不是按照土地面積計費，而是按照房屋建筑面積來收錢，同一塊土地上樓蓋得越高政府收錢越多。由于“市、區兩級政府搞規劃”，于是在“樓蓋得越高(容積率越大)政府收的批租費越多”的利益驅動下，有的政府部門一方面隨意修改城市規劃，鼓勵蓋高樓，倡導“標志性建筑”，另一方面又可將居民拆遷和舊城改造的成本全部攤到開發商頭上，甚至還有盈余。

　　不久前，上海市有關部門下發規定，地產商購買地塊不能再分期付款，必須一次性全額付款。在過去，地產商可以滾動開發，而如今政令咄咄逼人，對批租土地換大錢的胃口好得驚人，但據說導致許多吃下大量土地的地產商的資金鏈因此斷掉。

　　經濟學者溫鐵軍曾經把上海這樣的強勢政府稱為“虎狼政府”。大資本進入內地，交易成本最低的談判對手，恰恰是能夠全部控制資源的強勢政府，所以外資在這些地方的資本積累進程中，也就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在積累與發展過程中，不同的地方政府行為一旦制度化，就形成不同地方政府的地方制度供給，形成了不同地方的制度結構。比如上海的地方政府，似乎不可能只是一個提供公共產品的“守夜人”。但它如果首先是一個“經濟人”，就會出現監督乏力的看守者交易。

　　在這種情勢下，那些資本實力稍差的企業，根本無法在土地市場上獲取生計。由于政府在資源配置當中的支配地位，生意人大多左右逢源，諳熟政爭，私營部門與公共權力發生種種關系就成為必然，周正毅們的出現也就不可避免。而自從出現那些以微不足道的自有資金操縱巨資圈地的大亨們，他們的財富積累往往來源于游離在社會監管體系之外的灰色地帶。

　　不僅僅是房地產業。當地有關部門官員曾對記者說，上海的私營經濟普遍存在“戴紅帽子”、“穿防彈衣”、異地注冊、虛報隱瞞真實經營情況等現象。而在周正毅事發之后，反思上海私營經濟生存空間狹窄的輿論也再次出現。

　　不過，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在對周正毅事件表態的同時說，上海國有資產總量大、布局廣，用好、用活這筆寶貴財富，對于推動上海新一輪發展至關重要，上海國有經濟的主導競爭力，是上海城市綜合競爭力的主要支柱。市委書記的講話，再次明確了上海經濟結構的國有主導性質。那么，在國有經濟主導的現代化過程中，如何避免公共權力的市場化，無疑是上海公共部門過去和今后都將面臨的重大課題。

　　有人認為，上海是指令性的“起吊機經濟”，意即通過修橋修路修建房子的固定資產投資拉動經濟增長，并認為這種通過外延資金投入的經濟，并不能完全激發其內在有效的投資需求，一旦投資放緩，發展也就受影響。在未來的7年中，上海將為世博會投入2000多億的資金用于展會場館以及交通建設，“起吊機經濟”還將隆隆作響。

　　這個“未來的7年”，將是社會利益分配格局劇烈大變動的時期，上海的深化改革應該建立在公共參與、公共授權、公共監督的基礎上。如果在這個時期內上海的地方制度結構不能進一步保證市場化進程中的公平與公正，那么等所有的土地抖擻殆盡，上海所謀求的“東西方都不敗”的地位與殊榮，注定要受其影響。

　　自1843年開埠以后，上海歷經興盛、衰微與重建，恰是近代中國命運的縮影，因其獨特的城市品格一直受到世人的褒貶臧否，天壤云泥。但這座城市的轉型從來就不是一次愉快的回憶或風光的郊游，而是一次次痛苦的長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