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溫故而知新，年初一位金融高層官員所言——“山雨欲來風滿樓，上面的決心非常大”——果然不虛，中央政府在銀行和金融體系屯下重兵，鋒芒所指首在銀行理順內部關系。

　　值得注意的是，銀行業積弊如此之深的外部環境，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清除積弊，同時意味著外部環境被迫作出調整，而民營企業尤其是房地產行業首當其沖，須防因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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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駐滬記者 王豐

　　銀監會謀定而后動，出手不留情

　　5月27日，央行公開市場業務操作室對外發布公告，中國銀行的流動性日報沒有按規定執行，且達4次之多。也就是說中國銀行在年內只要再犯規1次，央行將取消其公開市場業務一級交易商的資格。

　　5月28日，劉金寶突然卸任中銀香港一切職務，回京赴任中國銀行副董事長，引發市場廣泛猜測。

　　在此期間，財政部發布消息說，將于今年6月至9月中旬，在全國范圍內組織一次會計信息檢查。檢查重點為金融業、被注冊會計師出具否定意見或拒絕表示意見的企業、部分民營企業，同時，通過檢查部分會計師事務所，進而延伸檢查部分上市公司。

　　央行、銀監會、財政部一連串的先后舉動，應驗了一位金融高層官員在年初中央金融工作會議結束時說出的那句話：“山雨欲來風滿樓，上面的決心非常大。”

　　這個決心就是整肅金融業。英國《金融時報》日前報道說，銀監會主席劉明康表示，中央正在考慮再次援手四大國有銀行，減少它們的壞賬，但強調它們必須首先理順內部關系。

　　劉明康強調，他不能容忍銀行內部的腐敗、監管不嚴和浪費。“國有銀行的改革是綜合改革，依靠內外因素，但首先是內部改善。”

　　市場層面認為，劉明康如此斬釘截鐵，是承接上次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之決議而來。在上次會議之前，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只召開過兩次，第一次是在1997年，以亞洲金融危機已經發生為背景；另一次是在2002年年初，中國剛剛入世，金融業面臨重大挑戰。算下來，距2002年會議僅1年的時間，一般來說，不會考慮再召開一次這樣規格的會議。由此足見第三次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意義不凡。

　　實際上，自今年1月24日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召開之后，種種利好的預期曾撲面而來，大體包括三個方面：一、政府將第三次———第一次是1998年向四大銀行注入了330億美元，以改善銀行資本充足率；第二次是1999年又從四大銀行的賬目上剝離了1690億美元的不良貸款，轉給四家資產管理公司———向四大銀行注入資本，預計規模達400億美元左右；二、中央將支持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在2007年前，根據自身具體情況，選擇上市模式。三、民營銀行的放行。

　　不過，與前兩次不同，“中央已決心在2007年銀行業‘不良資產出現高峰’之前———按照入世承諾，屆時將實行國際通行的資產分類標準———全面解決銀行業存在的問題。”那位金融高層官員說。

　　這樣看來，監管風暴先期而至而不是種種利好先期而至，自在邏輯當中。在當下中國金融改革之大背景下，“5·28”事件表明，銀監會早有布局，整個行動顯得冷靜而細密。

　　由此出發，關于月前中國銀行行長人選的選擇也就容易理解了。當時的候選者一是時任央行副行長之職的蕭鋼，二是前中銀港澳管理處主任羊子林，最終蕭鋼勝出。

　　一位金融界人士分析，銀監會在監管方面雖然以降低“兩大不良”———近3萬億元的銀行不良資產，每年要處置近5000億—6000億元的不良貸款———為目標。但以目前的情況看，在國有銀行法人治理結構完善之前，人的因素更重要，因為“兩大不良”都與人有關：從此前的朱小華案、王雪冰案、直至“5·28”事件，皆以此為邏輯。

　　中央何以屯重兵于銀行業

　　從年初至目前，一連串財金高層人士頻頻調動，表明“中央在銀行和金融體系屯下重兵”，而不是在過去兩年里萬眾矚目的證券市場布下重兵，顯示出中央對以銀行體系為核心的金融安全的高度重視。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自1999年剝離掉1.4萬億不良資產后，至2002年，四大國有銀行體系內又新增1.7萬億不良資產。

　　積弊如此之深，其來也久，其由也漸。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研究部副部長魏加寧說，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金融改革多少有些“重防輕改”，但是加入WTO之后，面對外資銀行的競爭，如果繼續“重防輕改”，風險只能會更大。

　　而且改革的機會也相對成熟。瑞銀華寶經濟師陳昌華說，過去兩年，中國證券市場的監管框架、QFII及合資基金等重要部署已經基本確定，未來只是具體操作，相反，銀行才是中國經濟的核心。

　　經濟學家吳敬璉贊成這一觀點，他認為，銀行系統的穩定是金融穩定的核心，這是從20世紀金融業研究中得出的一項基本結論。

　　“溫家寶當選政治局常委不足一個月，就成立了中央金融安全領導小組，并親任組長，足見他對金融安全問題的重視。”

　　眼下信貸融資仍然是企業融資的主要形式。雖然這種融資格局使風險集中于銀行，以至中央銀行一再提出要“擴大直接融資的比重，促進有較多的儲蓄資金轉化為投資”，但很難預期，這種以信貸融資作為企業融資、特別是大中型企業融資主要渠道的格局在近期能夠得到改變。

　　因此，目前情況下，銀行業是中國金融體系的核心，對銀行的監管力度要與其在金融結構中的比例相對稱。

　　民企信貸收緊？

　　從楊斌案及后來發生的一系列民企案件，折射出民企騙貸的一般操作手法，被有關方面歸納為五部曲：第一步是做大營業額，以取信于銀行。在沒有真正貿易的情況下，關聯企業之間互開增值稅發票，虛構業務。國內企業做生意，不肯開發票，以避交增值稅，騙貸者則倒過來做，多交稅款，以做大營業額。

　　其次是制造現金流，配合營業額的增加，令數字看來更可信。消息人士指出，農凱旗下的企業涉嫌開出一些沒有真實交易基礎的商業承兌匯票。即甲公司虛稱向乙公司買入100萬元的貨品，向乙發出100萬元的商業承兌匯票，然后乙拿著該匯票向銀行貼現，取得90萬元，雖然白白給了銀行10萬元，但現金流在賬上做出來了，為的是貸款。

　　三是向銀行貸款。以眾多親戚的名義開設公司，由母公司提供擔保來貸款，這些公司也會提供反擔保，如果銀行內有人配合，借錢就更容易。

　　四是大炒自己旗下的股票，又大肆收購上市公司，不過是用借來的資金。公司股價越高，規模越大，就越多人信你，便有了更多騙貸的理由。

　　最后，將家族企業內的資產，以高價注入上市公司，套走資金，償還銀行的部分貸款，令游戲可以繼續。

　　表面上看起來，銀行改革后的審批程序可以阻止該游戲，其實不然。

　　以一宗大額貸款(10億元以上)為例，至少要經過3個部門審批。一、借款人說服銀行借貸員；二、信貸申請必須經過銀行風險管理總監及風險管理部通過；三、借貸申請提交給信貸委員會。

　　拿中銀香港為例，信貸委員會成員由總裁、風險管理總監、零售銀行部和企業銀行部的副總裁、首席財務官及負責信貸審核的風險管理部副總經理所組成，即審批重大貸款是絕對不會決策于一個人手上。

　　就國內商業銀行而言，更存在以信貸額度大小為標準，層層上批的嚴格規定，額度越大，貸款申請向上報批的層次越高。

　　理論上甚為嚴謹的內部風險管控制度，為何讓騙貸者屢屢得手呢？答案在于產業背景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中國證券業自2001年掀起監管之風后，股市連續兩年走熊，股市的融資功能喪失殆盡，銀行重新成為企業重要的融資途徑。

　　與此同時，國有銀行收縮經營區域，一方面惜貸，一方面在少數領域比如房地產、基建項目上，血眼拼殺，拼命放貸。

　　因此，在一些特定行業如房地產，企業與銀行的結合度空前加強，各取所需，同時也使風險空前加強。因為自從1998年建立的大區行央行監管體系，尤其是近兩年體現為央行對地方的金融監管實際上是在弱化，成為一些民企騙貸得手的一個基礎性原因。

　　一些民企騙貸得手的另一個基礎性原因，是借助境內外金融體制不同，通過香港達到“洗錢”目的。朱小華事件、王雪冰事件等，內在邏輯結構高度雷同，表明事發決非偶然。

　　據此，有關人士分析，近期內監管機構對國內及香港中資銀行都將掀起整頓風潮。

　　不過，由于我國的銀行基本上屬于國有及準國有，瞬間對民企信貸的收緊，會不會又陷入一收就死的“治亂循環”的怪圈之中，讓人擔心。

　　眼下，各大商業銀行為避免遭受類似的損失，紛紛向民營企業亮起紅燈，收緊放貸。

　　某國有大銀行上海分行的人士說，他所在銀行的總部已下發文件，要求嚴格控制對部分民營企業的貸款流向，已發放的貸款原則上到期收回，暫時不再發放新的貸款。

　　南京一家地產咨詢公司總經理說：“5·28事件發生以后，明顯感到幾家客戶的資金異常吃緊，現在他們正在耗用所剩不多的自有資金”，“地產商靠自有資金運轉當然維持不了多久。”

　　雖然有些企業馬上策動反危機公關，站出來向公眾澄清公司運轉正常，不過，一些民營背景上市公司，其股票走勢已出現疲態。

　　銀行作為債權人收緊了資金的口子，便引發了券商降低了對公司的信任，凡此種種的連帶反應，可能會形成對民企———尤其是對地產類民企———造成整體性沖擊。

　　據了解，一些急盼進入內地或香港資本市場的民企，其上市進程也因此拖了下來。“5·28”事件似乎正在不斷地敲打著銀行、股民，令他們擔心其貸款或投資的企業會不會“蒸發”。

　　魏加寧：這輪監管風暴將是持續性而非運動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