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次抗擊SARS的斗爭中，他們各自以不同的方式進言，以一己之力推動了疫情信息的公開和政府施政方式的進步。這是兩位讓人崇敬的老人

　　本報特約記者樓夷

　　經濟學家吳敬璉對在抗SARS斗爭中為人民鼓與呼的蔣彥永大夫仰慕已久，近日，他聽

到有官員對待蔣大夫的不負責任的言論，更感到有必要與他直接通話，表達自己的支持和敬意。6月3日，他接通了蔣彥永家的電話。

　　吳敬璉與蔣彥永屬同輩人，一位是名聲卓著的經濟學家，一位是懸壺濟世的醫學專家。兩人往昔素不相識，現在卻都有話要和對方說。

　　早在今年4月初，吳敬璉就根據自己對多方信息的分析，深切關注著國內SARS疫情的發展。當時，中國主管部門報道的SARS疫情并不嚴重，據稱北京的SARS病人數只有12名。但從醫療衛生界內部傳出的情況卻完全兩樣，不但傳播范圍已經很廣，而且傳播途徑、致病原因和有效治療方法也都不甚了了。面對海內外人士的質疑和批評，一些官員一味強調此病只不過是“衣原體”引致、用抗生素就可防可治的一種非典型性肺炎。此外，還反過來指摘別人提出的疑問和批評是“沒有根據的擔心”，甚至是“別有用心的炒作”。

　　吳敬璉感到，一些負責官員的這種做法是錯誤的，而且有可能導致嚴重后果。因此他在4月9日由溫家寶總理主持召開的經濟形勢座談會上，對官員們的態度提出了批評。

　　吳敬璉當時尖銳地指出，一些官員處理“非典”問題的態度很成問題，早期對群眾封鎖消息，直到現在，雖然國務院要求衛生部按世界衛生組織的要求報告疫情，但國內信息還是不透明。他特別強調，把國外的有關疑慮和批評都說成是“夸大疫情”和“別有用心”是錯誤的。雖然不能排除別有用心的人想利用“非典”的事態達到自己的目的，但絕不能“一觸即跳”，拒人于千里之外。

　　他提出，希望中央領導關注香港的“非典”形勢，防止由于“非典”傳播，使剛剛顯露復蘇跡象的香港經濟再次陷入困境，并進而導致社會政治問題。

　　據當時在場，后來曾提出多項SARS研究報告的經濟學家胡鞍鋼回憶，在吳敬璉提出有關批評建議后，溫家寶總理作出了正面回應。溫總理指出，人們關心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健康是正常的，應當充分地理解。新一屆政府成立一個月來已多次研究“非典”問題，保護人民生命安全是政府的首要職責，因此抗擊“非典”是政府的當務之急。

　　也是在4月9日，美國《時代》周刊刊登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的蔣彥永大夫的一封署名來信。許多人認為，這封信改變了中國抗擊SARS的走向。在這封信中，蔣彥永指出，北京的實際疫情大大超出當時衛生部所宣布的官方數字。蔣彥永還直斥衛生部長張文康“說假話”。

　　蔣彥永的這封信早在4月4日就寄給了中央電視臺的第四頻道和鳳凰衛視，都沒有得到回應。后來，信函輾轉到了外國記者手中。4月8日，蔣彥永在接受美國《時代》周刊記者詢問時，確認自己系此信作者。他說，自己之所以站出來說話，是因為不說實話，要死更多的人。

　　在《時代》周刊之后，其他一些主要海外報刊也都報道了蔣彥永的署名信件。

　　4月10日后，吳敬璉一直在上海講課。他為國內SARS疫情繼續惡化心急如焚。這時，吳敬璉讀到有關蔣彥永的報道深感欽佩。在4月13日國務院召開全國非典防治工作會議，4月14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親臨疫情最嚴重的廣東進行視察，特別是中國政府在4月20日以后采取斷然措施后，抗擊SARS的形勢逐漸好轉。越來越多的中國公眾也知曉了蔣彥永，國內媒體對蔣彥永也有了公正積極的評價。這一切，都使吳敬璉感到非常欣慰。

　　進入5月下旬，疫情開始大幅緩解。而在5月30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衛生部常務副部長高強卻說，不理解蔣彥永為什么那么受人關注，蔣大夫只是600萬醫護人員中的一個。高還公開為在防治SARS中嚴重失職的前衛生部長張文康辯護。

　　此事使吳敬璉想了很久，他一直希望有機會向蔣彥永先生表達敬意，顯然，現在更為必要了。于是，就有了本文開頭的那一幕。雖然兩位老人只是交談了20分鐘，但他們卻如遇故知，相見恨晚。

　　兩人都是1930年出生的老知識分子，吳敬璉來自金陵大學，蔣彥永求學于燕京大學。兩位又都于195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更重要的是，在此次抗擊SARS的斗爭中，他們各自以不同的方式進言，以一己之力推動了疫情信息的公開和政府施政方式的進步。這是兩位讓人崇敬的老人。

　　以下是吳敬璉與蔣彥永的對話節錄：

　　吳敬璉：我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吳敬璉。我想專門給你打個電話向你致敬！你為我們國家立了大功，為人民立了大功。

　　蔣彥永：我希望你如果有機會跟別人介紹的話，不要這么說，你就說蔣大夫是一個說老實話的醫生，這已經足夠了。

　　吳敬璉：不只是這樣。這個事情從根本上來說，還是要從傳媒體制、政務公開等制度上解決，需要改變過去的一些老做法，而每個人在現有狀況下力所能及地挽回一些損失，才能說是盡到自己的本份。我給你打電話，是因為現在有一種奇談怪論，認為說老實話反倒有問題，而封鎖消息是正常的，是對國家和人民負責。這是一種奇談怪論。我覺得我們首先應該辨明是非。

　　蔣彥永：信息不公開會長期影響國家正常發展。因為政府如果能聽到各方面的聲音和正確的情況，就能做出正確的決策，犯錯誤的機會要少。比如4月初對SARS疫情的判斷。如果那時真像張文康講的，到北京旅游和工作是安全的，到“五一”旅游高潮時，國內外人涌進北京，這個病不僅會散布到全國，還會散布到全世界，對我們國家損失就太大了。我當時覺得，在這種情況下作為醫生，要把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第二，人總要說老實話。所以我才寫信的。

　　吳敬璉：現在已經看得很清楚，無論是華北第一例病人還是香港的第一例病人引起的廣泛傳播，都是信息阻斷而發生的悲劇。在現代社會，信息的傳送不管是對企業、個人，還是國家，都極其重要。但人們過去以為，信息不公開是保持社會穩定和保護國家形象的好辦法，其實這完全錯了。

　　蔣彥永：“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我覺得通過這次事件可以看得很清楚，重要的是真實性。關于新聞報道的改革，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講了“三貼近”，這都是很正確的，但如何在過去的環境里改變這些問題，可能還要花費很大的精力。

　　吳敬璉：這就是為什么最近一些似是而非的話特別值得注意。現在正處于一個我們需要總結經驗教訓推動改革的時候，是應該往前走，還是回到老體制和老做法？我自己是國家信息領導小組專家咨詢委員會的副主任，也有一些體會。去年國家信息化的第一要務是電子政務。但在工作中發現困難重重。因為電子政務需要建立在政務公開和公共信息透明的基礎上，否則只是用電子技術來代替紙面的東西。

　　有的機關把公共信息變成私有財產，變成自己尋租的工具，于是就把內部網絡搞成了“信息孤島”。所以，專家咨詢委員會力求推動信息公開立法。西方國家都有信息公開法。涉及重大國家機密的公共信息，要經過一定手續取得豁免才可以不公布。立法問題現在還沒有解決。希望通過這一次“非典”的教訓能夠加快法律或者行動法規的制定過程。

　　蔣彥永：立法不算最困難，最困難的是執法，而新聞媒體可以起監督作用。朱镕基總理對《焦點訪談》就很重視，認為《焦點訪談》負面新聞報的還不夠。我覺得朱镕基總理的態度和新一屆政府是完全一致的。

　　吳敬璉：但是要很多《焦點訪談》。因為不是一個《焦點訪談》就能看清和揭露所有問題，還是需要有自由的新聞傳播，需要有百家爭鳴才能解決問題。

　　蔣彥永：我是有50年黨齡的老黨員了，共產黨應該不怕各種媒體的任何報道，允許人有不同意見，除非是覺得心里沒底，或者腿軟。我相信，中國大多數老百姓都是希望共產黨越做越好，應該學會聽取不同意見，這次SARS事件，我相信會前進很大一步。我是普通的醫生，本來這些都不懂，只是發現有這么大的謊報、瞞報，我就覺得作為醫生，我不能不表態。

　　吳敬璉：所以我向你致敬。不是對你個人，而是要辨明這種行為的正確性。好像有人在這里把這個弄顛倒了。

　　蔣彥永：我相信，我們醫院可以說所有的醫生護士，我認識的各行各業或者國外國內的，都覺得一個醫生，把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說真話，這一點應該是對的，而且應該提倡這種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