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帆:今天參加我們討論的網友非常的踴躍，提了很多很好的問題。我想，下面是不是由我們中外的三位教授回答網友的提問，因為問題特別的多，希望三位教授回答問題的時候盡量的簡短一些，讓更多的網友的問題能夠得到回答。首先，我看到我們的對話還沒有開始的時候，有一個網友提了一個非常好的問題，他說假如SARS發生在十年之前，會是什么樣子？樊綱教授發揮一下想象力，告訴我們如果十年之前發生SARS，會和今天有什么不一樣？

　　樊綱:十年之前發生SARS，大概我們的死亡人數至少得高出幾倍，別的不敢想象，就是死亡人數會高出五到十倍的樣子。當時我們衛生條件更差，政府能夠調動的資源更少，人們的生活水平更低，抵抗力更差。那么，整個的體制有效運轉的程度很差，這些東西加在一起，災難性的后果更嚴重。

　　何帆:就是說十年前如果發生了SARS，損失會更大。

　　樊綱:對，因為現在我們的生活水平、健康水平，都起了很多的作用，我們比十年前的后果好得多。

　　21:39:48網友:現在擴大內需一直是我們非常關心的經濟增長的做法，這次SARS實際上對消費帶來了非常負面的影響，您覺得對我們擴大內需的政策起到什么樣的作用，用什么辦法刺激消費呢？

　　宋國青:從現在來看，從短期來看，五月份的情況非常嚴重，幾乎感覺增長率非常低，是很多年來相當低的增長率，但是這種情況馬上采取什么樣的政策，我想說的一個觀點，有時候經濟適當的有一些波動，是應該的，不應該說不管外界的條件怎么變，我要有一定的增長，有一定的增長結果，這往往是不好的。比如說一個例子，到外面開車，有的路不好開慢點，有的路好就快點，不一定非得保持一樣的速度，過去說天大旱，我多干，我一定要生產那么多，不一定這樣，這種情況適當的波動不一定是壞事。另外市場有一個很強的調節功能，不管是微觀方面，宏觀方面也是有很強的調節功能，既使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還是以市場調節為主，政府適當的一些干預為輔。當然，SARS具體控制的疫情的情況是另外一回事，我是說連帶的經濟的這回事，還是以市場調節為主。

　　甄蓁:中國百姓壓抑了這么久的消費欲望，一旦SARS取消之后，會不會帶來飛速的經濟增長，這個影響，會不會超過SARS帶來的負面影響？

　　樊綱:人的消費，不管消費欲望有多強，會不會以后來彌補現在失去的消費，這個問題，我想它的正面影響確實是存在的，我剛才說了，有些東西可以彌補的。比如說我現在暫時不買房子，但是我下半年加緊去買房子，我省的錢多了，我下半年多吃幾次館子，這種事情是可以發生的。小學生前面放假多了，后面少放假，前面沒有開會，后面多開幾次會，是可以彌補的。但有些東西是不可以彌補的，比如說五一黃金周，十一再有黃金周，十一黃金周本來就有，但是五一黃金周過去了，不可能再彌補五一的了，因為人的消費需要時間的，時間過去了，不可能再用一天八小時，二十四小時不可能進行過多的消費活動。因此，即使人們有可能把延緩的這些消費，在后半年更多的爆發出來，但是有些損失是不可彌補的。包括時間上的損失，報如說投資活動，投資一些生意，現在不談生意，過兩三個月談生意，甚至談生意的過程延長之后，也許今年就沒有辦法進行這個合作活動，本來是上半年談完下半年進行，但下半年談了，但是GDP是明年的了，GDP算到明年了，在今年是不可預測的，因為時間過去了，所以這些東西要考慮到，不能說我們積蓄的東西后面會爆發出來，是有這個因素，但是影響不大.

　　何帆:有網友問宋國青老師，您曾經說過，財政稅收動不如靜，實際上談的就是減稅的這些措施，但是減稅是減營業稅，但是中小企業已經沒有營業了，實際上效果不理想。您覺得在面對SARS之后，我們加強公共衛生體系，財政哪些能夠做，哪些不能夠做？

　　宋國青:象全國性的免疫系統的檢驗等等，或者再發生傳染病這些東西，財政應該報銷，這是財政應該做的，其他的象消費，個別情況下非常嚴重，只是調節一下，我的基本的意思是，適當的經濟波動，情況不好的時候，可能是合理的，財政政策這些東西，適當的少一點，不要太多，還是市場調節為主，在宏觀上也是這樣，市場調節為主，政府調節為輔.

　　網友:樊綱教授，我們實際上在五六十年代，我們的公共衛生體系是相當引人注目的，我們當時有赤腳醫生，國有企業的工人都是免費的醫療服務，現在看起來，怎么評價當時的公共衛生的體系，而現在我們感覺到公共的衛生體系做的不夠，我們有沒有辦法重新回到從前呢？

　　樊綱:我想這個問題是一個相當大的問題，不僅涉及到公共衛生的問題，還涉及到其他問題，因為那個時候相對比較平等，現在相對來講反而不平等了�，F在，首先要肯定市場經濟發展起來以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怎么重建公共衛生體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要及時研究和及時做的事情。第二，如果回顧歷史，我們看到過去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確實在當時的落后的情況下，中國人創造了很多的體制，來保證和提高人們的公共健康的水平，但是那個時候體制有一個問題，就是它在經濟上不可持續，包括象農村的醫療衛生它的那個載體，就是經濟的載體，它難以持續，難以有效的持續下去。所以，最后遇到的問題是什么？遇到的問題不是這個體制本身不好，而是它的經濟基礎發生了嚴重的問題，因此難以繼續。所以，經濟體制改革首先面臨的問題是改變一個經濟體制，要使我們真正的經濟體制有效的利用資源，能夠創造出越來越多的收入和財富，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這一點，還是應該肯定的。那么，又回到前面講的第一個問題，現在真正的問題不是回到過去，回不去了，真正的問題就是我們的市場經濟有一定的發展以后，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我們的民營企業，非國有經濟有一定規模以后，發展以后，怎么創建出新的機制，在新的經濟基礎上進一步提高人們的公共衛生的水平，醫療衛生條件的水平，我想現在面臨的是新的問題，是一個課題，是過去一定程度上被我們忽視的課題，SARS出現以后，把這個問題充分的揭示出來了，現在大家真正討論的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就是公共財政，公共衛生，公共福利的這些事情。

　　何帆:Rawski教授，現在網友有兩個問題問您，一個網友問，現在在中國看到SARS實際上正在考驗中國經濟，考驗中國，那么有沒有由于中國的經濟可能影響到美國，SARS是不是間接對美國的經濟有一些考驗，我們看到美國的匯率一直在貶值，這是不是長期的趨勢，您在美國有沒有聽到，比如說要求人民幣升值的一些輿論呢？

　　Rawski:我覺得SARS我覺得對美國的影響是非常小的，一些美國公司，尤其是一些在亞洲有業務的公司，他們的受到的影響比較大一些，但是對于美國經濟整體本身而言，我們是非常幸運的，在這方面沒有受到SARS帶來的嚴重影響，SARS也沒有帶來死亡。在加拿大，它離美國坐飛機只需要一小時的時間，它的情況就糟糕一些，所以在加拿大，造成了經濟的一些負面影響，但是美國經濟到目前為止，影響是非常小。第二個問題，有有許多在美國進行著，是關于中國的人民幣的國際價值的問題的討論，在日本有很多人關心中國的生產以及它的就業，他們可能希望看到中國的人民幣升值。但是我在這方面不能作出一些評價。

　　何帆:還有一個問題，宋國青教授，您剛剛談過關于消費的問題，現在有沒有這樣的一種可能性，就是在SARS之后，人們對衛生、保健的需求，實際上給大家認識到，這應該增加一些消費。因為我們現在有一個數據，現在中國人均對醫療的消費，人均只有200多塊錢，這是非常大的一個潛在的市場，我們有沒有辦法啟動這個非常大的醫療衛生的市場？這個市場能對中國的經濟增長帶來怎么樣的推動？

　　宋國青:醫療體制現在可能是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轉軌過程中最難辦，可能是一直沒有轉好的堡壘，這里面的體制問題很嚴重，直接的一個就是醫院里面它的問題現在是價格管制管的很死，象其他的東西價格都放開了，而醫院的服務的放開都很低，大家知道醫生的報酬很低，因為它的處方，醫院的客戶方面都很低，當然這是紅包引起來的。這次感覺醫院里面，傳染病醫院里很多鬧開了，和醫院的條件有關系，比如說病人拿著單子，在醫院的房間里跑來跑去，這都是醫院的問題，現在醫院的價格壓的很低，同樣是樓房，賓館的價格肯定很高，象醫院的住院的費用就低的多。

　　何帆:為什么感覺到看病的費用越來越高呢？

　　宋國青:看病的費用和美國的情況比，本來就很高，這種情況是政府的暗補的問題，如果把它變成明的，醫療費用要提高，同時工資也要提高，這是互相對稱的，對整個的收入來說是平衡的東西，但是相對來說，醫院的服務、房租等等價格很低，如果這塊要啟動，進行體制改革，放開價格，私人醫院投資等等，這是很大的問題，看看怎么樣把這個問題解決好一點，但是說實話，醫療體制不光是中國有問題，各國都有很嚴重的問題，象美國的醫療保險的東西，國會里經常在吵，當然中國的問題可能更嚴重，從這次SARS看起來，這個問題確實到了趕快解決的時候。

　　何帆:樊綱教授，我們在SARS危機過程中看到，實際上對中國的出口可能受到一些影響，有一些受到影響可能有道理，比如說農產品的出口，大家擔心會通過食物傳播病毒，但是有一些沒有特別大的道理，尤其是我們在更大的背景之下，看到中國現在的產品出口，無論是在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還是在新型的一些機電產品，高科技產品，都遇到了反傾銷和貿易保護主義，從SARS，包括中國經濟增長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我們現在面對的國際環境會有什么樣的變化？我們怎么樣來應對？

　　樊綱:除了一些農產品以外，總的來講，SARS不應該對中國的進出口，在長期來講，產生一些比較大的影響，包括農產品，我想很快短期影響也會過去�，F在真正影響中國外貿出口或者進口的因素，主要是這種SARS危機導致的人們交易活動的減少，就是人們洽談的交易合約的減少，因為不履行了，人們不能消費了�，F在通過現代的信息手段，通過電話和電子郵件，可以試定過去的訂單，甚至追加過去的訂單，這個是不是可以做到，我們可以生產原來的一些定好的產品，甚至可以追加，但是一些新的產品，和一些新的用戶，這種必須當面接觸的，必須當面談判的，一個國際衛生組織的旅游警告，人們不到中國談，不能到那邊談，這是真正的影響中國進出口的一個因素。這是非常值得重視的因素，你象現在大家看到的是餐館沒有人吃飯，我看到餐館沒有人吃飯，我想到的是沒有人談生意，沒有國際旅游，旅游減少了，沒有人到中國談生意，不僅僅是旅游問題。這個影響，是目前來講，因為現在的訂單談的是兩三個月到半年以后的事情，這種滯后的影響是初步的估計，但是這種影響是短期的影響，是屬于SARS危機這個時期產生的影響，對中國的出口到底怎么樣，剛才說的各種產業的因素，中國成本的優勢等等，這些不應該受到什么影響。

　　何帆:很多網友還談到這個問題，從SARS危機暴露出來，我們原來過分片面的強調增長率、引進外資，忽視了關于公共衛生這些問題。從這個來看，我覺得這里面反映出一個棘手的問題，就是我們現在應該說，如果重建公共衛生體系，地方政府的參與應該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但是，應該說很難找到一個激勵機制，怎么激勵地方政府做好公共衛生的工作，因為增長率和引進外資的數量畢竟是看得見、摸得著的指標，兩位教授談一下，我們怎么樣從激勵機制方面使得我們的政府，包括我們的地方政府能夠更加重視關于公共衛生的工作？

　　宋國青:當然這個說法有一定的道理，就是我們過度的注意了經濟增長，不太注意衛生的東西，這里有一個是統計的問題，如果說醫院的服務本身也在GDP里面，把這些東西算進去以后，醫院的價格比較合理，這一塊本身就是GDP，所以修醫院、去醫院看病，都是經濟活動，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本身沒有和公共衛生這些東西對立，不是這樣的關系。當然，現在中國有計算的問題，地方政府不愿意干這個事情，有這樣的問題，當然要從多方面解決，我想可能還是一個，第一是市場調節這一塊，主要的要改革，這個東西不改革，光靠地方政府，它拿來的錢，還是要靠大部分的醫院的一般的疾病的看待，還是要靠私人醫院和私人投資。

　　樊綱:樊綱教授的觀點呢？

　　樊綱:首先說一點，經濟的增長，我們是搞經濟的，談到經濟增長不錯，我們想建立健全的公共衛生體制，要有一個強大的基礎，現在之所以公共衛生體制有問題，首先是因為我們窮，還因為我們物質基礎差，這和美國比、和發達國家比，在這方面，它人均每個人的生活水平到一定程度，不說出支出多少，同樣的百分比，比我們支出的多得多，人們的生活水平越高，人們對生活越重視，對健康越重視，對衛生的投入越多，所以片面的強調經濟增長，強調經濟增長不錯，但是問題是隨著經濟的增長，我們要逐步的重視提高衛生，特別是公共衛生，在這個地方，我們過去真正的忽視的還不是醫療，而是公共設施，這是從政府的角度，從社會的角度要扭轉的一個片面的看法。公共衛生，它是一個公共問題，它的這種問題，傳染病的問題，不是個人的醫療的消費的問題，它是一個公共性的傳染，具有外部性的東西，是壞的外部性，那么這個壞的外部性需要用公共的辦法加以協調，加以組織，來加以定位。這個在很大程度上，一方面我同意宋國青教授講的，我們的醫療體制要依靠這個市場，依靠私人的發展，但是公共衛生這件事，離不開政府的組織和公共支出，我們過去的公共衛生差，是政府出了問題，政府在公共財政里面沒有把公共衛生包括進去。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就產生了很多的弊病，產生了很多的漏洞，實際上確實是忽視了這方面的事情。特別是傳染病防治，不僅是治，而且是防，加上公共衛生的提高，包括醫生的陋習，加上人的健康水平的提高，健康水平的提高，物質基礎是首先的，人們老說發達國家為什么防疾病防的好，很大程度上是他們的免疫力，他們的身體素質好，而發展中國家，為什么死人那么多，免疫力不好，這次爆發了，也是免疫力差，一方面是物質條件的基礎，另一方面是公共衛生方面的組織，包括對人們健康的知識的宣傳，人們可以通過公共的活動來提高大家共同的免疫水平等等。這方面，是屬于公共物品供給的短缺。這一點，我想這一次通過SARS給各級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是一個嚴重的警告，這次對地方政府也是敲了一個警鐘，中央政府也是這樣。你如果公共衛生搞不好，你那里爆發，人們就不會到你那做生意，你的GDP也不能高速增長，這個教訓大家都應該吸取，它也有利于GDP的增長，如果不爆發這種危機性的傳染病，會使我們的經濟持續增長，GDP持續穩定的增長，這是大家要注意的。

　　何帆:我想清交一下樊綱教授和宋國青教授，因為你們兩位都是在國內非常有影響的宏觀的經濟學家，當你們在思考中國經濟的時候，最長會想到多少年以后中國的經濟？

　　樊綱:我經常說五十年這句話，四十年、五十年這句話，這可能是我們研究的時間的空間。為什么要用四五十年來講呢？第一，我認為要想解決中國的很多的基礎問題，大概需要四十到五十年的時間，這么多的農村勞動力要轉移出來，要就業，城市化達到相當的水平，都要四五十年解決的，人均的GDP要提高到在國際上說的過去的水平都需要四、五十年，所以能不能在中國相對的四按、五十年的高增長，這是我們追求的目標。

　　宋國青:我可能更多的，平時做的研究，這是研究專業的情況，我更注意年度、月季度的情況，當然也很多方面考慮到長期的問題，比如說預測匯率，你得想象投資人是為了長期的考慮，不是短期的考慮，你做研究的時候，你考慮明年或者下一個季度的匯率，外資的情況肯定要從長期的角度來看。但是落腳點，可能是下一年，下一個月的事。

　　何帆:你有沒有考慮到，再過十年，二十年，您退休了，那時候的中國的經濟怎么樣？

　　宋國青:看的遠當然好，但是看得遠看不清，尤其是現在說很多事情，五十年以后的事情，檢驗的機會沒有了。

　　樊綱:遠了也看不到，也許中國的經濟體制改的比較好，基本的問題解決了，我們看不到的事情，所以不一定是真正我們看到的東西。但是我想，討論現在的這些問題，包括現在的增長率的問題，包括宏觀政策的問題，包括短期的政策問題，我還是傾向于，理智要有一個長期的背景，來思考各種問題的關系，還有各個部門之間的協調的關系，都是一個長期的事情。

　　何帆:在您考慮五十年的時間之內，五十年之后回過頭來看，您覺得SARS對中國來講是無關重要的事情還是很大的事情？

　　樊綱:我不知道以后有沒有很大的事情，但是現在來講是很大的事情。這次改變中國可能的影響，一方面是體制上，包括我們的政治體制，社會的一些公共的一些體制，應對危機的機制，公共衛生的機制，公民的衛生意識等等，這些應該說會產生一定的長遠的影響，當然我不知道，后面還會有什么重大的事情發生，但是迄今為止，這個事情比較大，特別是給大家危機意識，我們這代人沒有經歷過戰爭，這次沒有經歷過戰爭，但是在北京呆著，受到的震撼比較大，我相信能阻止很多東西發展，包括中央政府也會思考很多的問題。

　　何帆:宋教授，您一直很謙虛，您說您考慮的是月度和季度的問題，我想請您眼光看的遠一點，描繪一下，您做經濟分析和預測這么多年，您預測一下，五十年后中國的經濟是什么樣的？

　　宋國青:只能說進步了，這個話是很空洞的，我想象不出來，空洞的一些，世界在進步，經濟在增長這些問題。

　　何帆:我們進一步把這個問題說一下，就是從長期來說，中國的經濟增長可能最主要的推動的力量是什么？

　　宋國青:我講兩條，第一條是城市化，這是一個別的大國都沒有這樣的事情，通過城市化，一個是到了這個坎上，另外一個是過去欠帳欠的太多，過去不讓農民進城，攢了很多年，有一個過程，這個過程，就是所謂的城市化，簡單的說就是房、車、路，修房子，大家買車，造汽車，修路，就是這些東西，這些東西基本是拿鋼鐵和水泥往上堆，這是和生物技術不一樣，現在中國需要鋼鐵，帶動了工業的高增長，這是中國經濟一個比較長期的十年、二十年的層次上的一個推動，一個重要的推動，別的大國都過這個坎。我補充一點，確實金融制度方面的問題，已經有了壞帳這些東西，而且相當嚴重，樊綱教授也講了，同時從體制方面講了，體制的問題，怎么樣這一塊搞的快一點，好一點，把不利的因素抵消掉，傾銷掉，我也覺得這樣，城市化是很有利的條件，通過把這個事情搞好，來沖淡、沖銷金融體制長期的不利的因素。

　　何帆:Rawski教授，首先聽您怎么評價樊綱教授和宋國青教授對中國經濟未來增長年景，以及推動中國經濟未來前景的主要因素的評論，另外，我想問您一個問題，在中國通向未來經濟增長發展的道路上，最大的危險來自于哪里？

　　Rawski:非常感謝，我有幾點看法：在未來，SARS可能就會變得微不足道了，就響美國1918年發生的流感一樣，大多數的公民、學者，在美國已經不記得有這回事了。但是SARS的一個主要的影響是說將大家的注意力引到開發、客觀以及正確的對中國各種和平衡的測量的系統上來，包括經濟活動、各式各樣的活動等等，SARS顯得更清楚的一點，是中國最高層的政府在一段時間內提供給中國公眾的都是不正確的信息，提供給國際社會這種不正確的信息。我個人覺得中國新的領導人非常快地采取措施，應對局面，將這個趨勢扭轉過來，將整個的匯報制度進行了很好的改革，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信號，我也希望這樣強有力的提供客觀、正確的信息的態度將會繼續持續下去，能夠規范政府行為，能夠擴展到經濟活動領域以及健康的統計領域上去。講到中中國的經濟未來，我是像樊綱教授提到的一樣，我也擴展到長期的進程，長期的增長，可能會涵概幾十年，幾十年中國的經濟比較平穩，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比較大的改善，就象其他國家所發生的一樣。但是我對這個城市化的觀點不是很感冒，因為我覺得，很多人將城市化的后果和城市化的過程混為一談，比如他們說看看中國，看看美國，在中國城市化率很低，在美國城市化率很高，而美國因此很富，而中國不是這樣子，所以如果我們增加城市化，中國也會變得很富，但是對我來講，這個比例是不成立的，我們來看一下的很多的美國人都是體重超標，很多的中國人是很苗條的，所以我們能夠作出結論，如果中國人每天吃很多，每個人增加二十公斤的體重，中國就會變得很富嗎，不能作這樣的結論。經濟增長是一個過這種過程的結果，在世界上許多其他國家看來就是很多人被吸引到城市里工作和生活，不是因為政府的政策，因為他們在城市中看到了一些機會，所以這種城市化進程將會是比較自然地發生的，如果滿足了某些適應的條件的話，城市化條件就會自然的出現，所以我的建議就是不應該比較城市化率，不要比較中美或者中國和其他國家之間城市化比率的高低，而中國的政策應該著眼于采取一些行動來金紹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障礙，來促進經濟增長的進程，來采取一些實際有效的措施，給政府控制之外的一些經濟部門創造經濟增長的機會。所以，在這兒，我想具體提出幾個建議，這是和在我的中國同事之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相關的，比如說就業率的降低、增長，以及降低大量的不良貸款，我想中國政府已經開始應對的一方面的問題就是城市人的這種歧視和優越感，大多數的中國人都是生活在農村的，在農村的收入增長是非常緩慢的，最近幾年中，農民的收入增長要比官方的統計數字低得多，但是不管怎樣，每個人都認為，農民的收入增長非常低，這樣的話，就會影響消費的增長，所以在這個領域，中國政府應該采取大力的措施來減少來減少農民的負擔，來減少地方政府的冗員的狀態。減少對農民的過分的負擔，將農民的收入一部分轉到城市來給當地的城市市民提供很多的補貼，而城市的市民已經收到了很多的補貼。第二個建議是要給私營部門提供很多的機會，私營經濟是中國最大的經濟增長點，也是提供有關機會最多的一個部門，過去幾十年中國都是這樣，這個部門也增長得很快，但是我感受到私營部門的增長由于不同的政府政策而受到局限，私營部門的增長潛力要比在過去十年中的增長表現出來的還要大，當然已經有一些針對于私營部門的政策發生了改變，比如說憲法的改變，以及企業法的修訂，以及其他的一些變化，但是我覺得，在各個層次的政府層面深，尤其是在中央政府層面上，應該增加私營部門增長的范圍。第三個領域，相對價格，中國的相對價格對就業的增長并不是有利的，在過去的五年中宏觀經濟政策的一部分就是為了促進在城市部門增長人們的收入，尤其是在國營部門，這些工資的增長，會有漣漪效應，這樣的話，就會增加勞動力的相對的價格，同時政府也采取一些短期的措施來減少資本得成本，所以我們就發現，處在這樣一種局面下，即使我們面臨了很大的就業的問題，越來越多的人失業，但是也看到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活動增加了雇傭勞動力的成本，而沒有鼓勵人們在技術、在其他的領域作出投資來促進就業。最后就是投資領域，我覺得，投資這個領域改改革非常少，在過去的二十年中都是這樣，朱熔基總理曾經在這個問題上發表過自己的看法，在一年前也就是2002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如果大家看一下投資的各個季節的情況，1955、1965、1975年發生的投資的變化是非常一樣的，所以人們看上去就是像計劃經濟的體制，所以這些所有的表現，都表現出在投資的領域缺乏改革，所以政策不僅在引導投資跑到不能創造就業機會的領域中去，而且投資決策的質量也不是很好，我們有很多失敗的投資項目，我們有過度生產能力，在整個工業部門都是如此。這樣，就會產量的下降，導致就業機會增長的下降，也會帶來大量的呆帳、壞帳，這樣也會導致消費的下降，因為人們會擔心他會下崗。所以我完全同意樊綱教授所說的，在很多領域，當前的決策可以影響整個中國經濟長遠的進程，樊教授和我都是這么想，如果我們考慮一下中國未來經濟增長的話，我們都是這樣的。

　　何帆:謝謝Thomas Rawski教授，謝謝樊綱教授和宋國青教授，今天能夠參加我們這個“SARS考驗中國——中外學者網絡越洋對話”，今天的對話到此結束，我在這里感謝北京青年報組織這樣一個平臺，人我們討論重大的問題，SARS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同時感謝在場的工作人員和我們今天打字員的小姐非常的辛苦，明天歡迎大家繼續參加我們的SARS考驗中國論壇。明天參加的嘉賓是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的謝平教授和中國人民大學吳曉求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