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關村企業

　　中關村脫困記

　　記得以前有一本書名字叫《逃離中關村》，中關村的人們怎么也不會相信，他們生活工作的地方有一天真的要讓他們作出這樣的選擇

　　文/《中國企業家》記者陶然

　　一出謠言

　　海龍大廈好像北京非典疫情中的百慕大，中關村的非典故事最早從這里開始演繹。傳言有兩個版本：1、海龍電子市場突然來了2輛警車、數輛救護車，最后強架著帶走了2個非典病人，2、一個女銷售人員，出現發燒、感冒的癥狀，第二天便消失在海龍。大部分海龍的商戶都聽說過這兩個傳言。而一個更加有鼻子有眼的傳聞是說，一名在海龍柜臺的郭小姐因為非典離開海龍，不久就死了。這個傳言記者懷疑是第二個版本的擴充，不過無法確認。

　　這個傳聞的辟謠版又是這樣：1、確實曾經有一輛救護車來到過海龍，并帶走一個人。不過，那個人并不是因為非典被帶走，而是心臟病突然發作。2、那個女孩前一天的確有些感冒，第二天好了之后前來上班，只是因為工作原因被調到硅谷的柜臺。而關于郭小姐的說法更是被其本人破解，她在20多號親自回到海龍澄清，她只是因為工作出色，被公司從海龍大廈調到硅谷電腦城擔任分店負責人。誰知她的突然“失蹤”竟引起了天大的誤會，“當時有人就給我打電話問我是不是因為‘非典’離開的”。此后的兩個星期里，消息越傳越邪，熟識的人紛紛打來電話詢問郭小姐“是不是得了‘非典’？”甚至一些朋友開始對她躲避。海龍大廈市場部黃經理表示，所有關于海龍大廈的謠言都是沒有根據的，為了預防“非典”，大廈要求清潔人員每天用消毒液擦洗公共區域。同時物業人員不僅加大了大廈內的空氣流通，還在空調里添加了除菌劑。10號，在海淀區“非典”情況介紹的會議上，有關部門告知，中關村電子市場內尚未發現一例“非典”病情。

　　如果說這些是謠言，那么5月16日硅谷電腦市場3層八億時空柜臺一名銷售被認為是非典疑似就屬于確信無疑的消息，據八億時空市場部孫華告訴記者，這名女銷售在被120隔離之前高燒39°以上，還去過醫院看病，最大的問題在于她還帶病堅持上班，因此該柜臺的其他人也立刻被公司隔離到奧林匹克飯店，但是硅谷電腦城方面表示繼續正常開業。從第二天的情況來看，市場的銷售并未因此受到多大沖擊。

　　有些事情說清楚了人們也就不會有謠言了，謠言是因為無知。

　　四個賣場

　　無論如何，賣場是中關村受到非典影響最大，表現最明顯的地方，可以說是中關村非典的晴雨表。4月25日，記者來到海龍市場，整個賣場最適合的形容詞是狼籍。據估計，客流量只相當于正常客流量的1/3，一層走廊本來應該布滿的展臺，現在卻放在一邊，沒有一家廠商愿意出來展示，整條走廊上只有一些零散的人走動。五層和六層，四目望去，只看到不到10名顧客。有很多店鋪貼著暫停營業的標記，已經有少量的商家開始提前放假，一位商家表示，由于商家之間都是相互依存的，因此，一些商家的放假，會造成部分商品供應鏈的中斷，促使越來越多的商家加入到放假的行列中。

　　五一后的硅谷電腦城在6號恢復上班，新的作息時間是從上午10:00至下午3:00，據電腦城總經理祁燕女士告訴記者，“除部分商戶的居住地因非典影響，而暫時不能到崗外，60%以上的商戶都已重新返市”。第一天早上8:30-9:30分，市場使用紅外線測溫儀對每一個進入市場的經銷商進行體溫檢查，以確保市場經銷商的身體健康。在過節期間，商城用84和過氧乙酸消毒液對樓上寫字間和樓下市場等大廈各部位進行了空氣消毒，另外，祁女士還表示，為了維護客戶利益，電腦城會采取減少租金、延長租期等方式給予一定的補助。5月15日，非典已經有所抑制，記者再赴海龍，客流量仍然也就是正常時期的60%左右。

　　沒有非典的五一，賽博通常每天的客流量有兩三千人，但現在，每天降到兩三百人，賽博數碼廣場華北區總經理屠文祥雖然對客流量下降表示擔憂，但是賽博的營業額反而上升。商場式的賽博在空間環境上比海龍、硅谷要好，79家商鋪“五一”后入住率有一半，賽博四小時消一次毒，工作人員每天為進出的人量體溫，“其實，對賽博也沒什么影響。主要是環境的恐懼，現在未嘗不是一種機會。”不過，屠經理表示，非典時期去商城的用戶消費目的很明確，都是需要買東西的，不像平時，很多人會是帶著看一看的目的閑逛。

　　機會對每個人都一樣，聰明的人都看得見，所以在非典時期的中關村，還有新的開張。在中關村核心地帶，不久的7月就會又多一個大型的賣場，北京鼎好電子商城業務部執行總監李忠晉說“考慮到‘非典’已經逐漸得到控制，將原定6月1日的開業時間延遲到7月上旬，”目前，鼎好電子商城1400個商戶和50家大廠商正期待著商城的開業，首層廠商也在進行緊張的展廳裝修設計。2002年10月開盤的商城到目前為止沒有因為非典或者其他因素發生退租，非典時期為了準備入住工作，業務部門采取了先進的溝通渠道：利用電話、網絡、傳真開展聯系工作，將商戶受到的影響降至最低。

　　《圣經》里說到諾亞方舟的故事，古往今來，大災之后必有很多新的機遇。向來那些積極樂觀向上的人們才是中關村的寵兒。

　　三種訣竅

　　非典籠罩，賣場蕭條，但是生意還是要做下去，變通的道理商人們比誰都懂，就看如何行動。

　　戴爾在這個時候最從容，“自銷＋電話預訂＋上門送貨”的直銷模式使得戴爾受客觀環境影響最小。非典時刻的渠道銷售不靈了，廠商們紛紛啟動了網絡、電話、送貨上門等方式，而且跳出了以往品牌機才有的送貨上門，不僅兼容機可以，甚至包括配件。海龍開通了電話購物平臺，只要撥打熱線電話，就會有客戶服務人員提供訂購咨詢和訂購服務，無論是購買整機、配件，還是時尚數碼產品。“五一”期間，聯想為北京地區的消費者專門開通了800免費電話訂購熱線，加上聯想的網上訂購服務，消費者就能方便地訂購電腦。遍布北京各個地區的40家聯想1＋1專賣店和各服務網點，保證免費送貨上門并安裝。據了解，“五一”期間，聯想家用電腦銷量比去年同期上漲25%。方正、同方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長，安然度過非典。不過，一些小品牌廠商則認為，網絡銷售、電話訂購對大品牌可能效果更好一些，對中小品牌來說，未必有多大意義，送貨上門畢竟成本很高。

　　不過大有大的策略，小也有小的招數。中關村電子市場里的商家們大多數時候都是在扎貨交易，一定沒有人敢要求現貨現結，但是隨著“非典”來襲，很多柜臺都在顯要位置掛出了“本柜臺現貨現結”的標語，硅谷的二樓的一位賣顯示器的老板吐露心聲，“非典嚴重，這些柜臺停業之后，不知道幾號才能再開呢，今天扎了貨，明天鬧得關門了，我找誰要錢去啊？”好多放假的老板都留下電話號碼，甚至公司網址和個人E-Mail，雖然柜臺不來人了，但是利用這些手段，仍然可以保持與消費者的聯系，關門也不誤做生意。

　　還有一種辦法是搭順風車，只要對非典工作生活有半點用處，廠商立刻就掛上防非典的招牌。可視電話、攝像頭還算貼切，但健康電腦之類就有點無謂。當然，整個社會的商家都在這么做，不能要求應變的中關村人死板一塊，在商怎能不言商？

　　方法不分優劣貴賤，關鍵是要有效果，危機其實不也是“危險中的機會”么！

　　萬般心情

　　中關村除了賣場，就是那些駐扎在村里的公司企業。他們是維持中關村呼吸的枝干。所以缺失他們的中關村不能成立。這些公司相對國貿的很多公司來說都不大，人員集中，對外接觸很少，所以安全系數也會高一些。再加上他們很多都是技術創新為主的科技型公司，因此對于非典都能從科學的角度來認識，無論企業員工還是公司整體，都能夠理性地對待非典本身。

　　非典時期，大多數公司采取了員工輪休或者在一段時期內在家辦公的方式，從技術的角度來講不存在問題，但是管理水平的高下卻得到了實際的檢驗，4月23日，用友公司向北京總部的員工發出通知，在非典情況下，北京總部推行“彈性工作制”，員工可以在家辦公，新方式推行起于4月24日，終于5月6日。瑞星公司也在4月25日做出決定：如果員工家庭上網便利、能隨時候命到公司處理業務，公司各部門可以實行彈性工作方式，不過4月26日，部分技術人員趕回公司處理CIH病毒。

　　用友公司市場部認為，管理軟件的業務是長期過程，短時間內其市場不會受到明顯沖擊。廠商和客戶通過網絡和電話可以保證正常的交流。瑞星副總毛一丁擔心市場端對業務的影響，他表示，單機版零售產品銷售受到非典的影響最大，金山公司新近推出的金山兩通2003研發了一年，本來希望掀起一股學打字背單詞的熱潮，但不幸產品一上市卻趕上非典，幸好采取了網上銷售和送貨上門，四五月份的業績接近正常水平，不過公司已經延后了金山毒霸V的上市。

　　非典也給園區的另一些公司帶來機會，三元基因公司的干擾素供不應求，四環生物公司重組人白細胞介素月銷售量增加3倍，醫療器械企業得益于臨床需求擴大，萬東醫療的X光機、射線機等供不應求，浪潮通軟、北京安科的PACS也因為醫療增長而增長，清華紫光用10天時間研制出手持型紅外線溫度探測儀，因禍得福。

　　分析

　　非典對中關村的影響

　　文/《中國企業家》記者陶然

　　從整個中關村的生態鏈條來說，非典對每一部分都施加了影響，有些影響是暫時的，而有些卻可能改變以后的局面。從廠商來說，雖然大多數企業以科技為主，但至少有兩個月的時間市場工作不能正常進行，從目前來看，完全沒有放假的公司極少，就算沒有放假，公司也是圍繞在一種沉悶、擔憂的氛圍中；從渠道來說，這種影響就是致命的了，由于人流的減少，非典期間，通過門市和商城銷售的軟硬件產品據估計降到了10%-20%左右；在討論中關村時，我們經常忽視了生活在中關村底層的一群螞蟻雄兵，他們是串貨的小攤販和那些做些補綴工作的農民工，比如搬運工，還有寄生在中關村的人們，比如賣盒飯的，他們和科技無關，但是科技的中關村需要他們，他們的傷害最重，因為非典，很多人黯然離場。

　　非典之后中關村將會如何？個人認為，對于目前的IT產品，由于普及率較高，目前的消費行為已經是二次、三次購買或更新行為，也就是消費者主觀上購買心理并不迫切，易受其他條件影響而推遲相關產品的購買計劃，因此此類產品的消費行為將隨著疫情的結束而逐漸恢復，并將形成小的消費高峰，再加上非典期間網絡應用受到重視，必然使更多人感覺到IT的需要，這也會促進消費。物流效率在經歷一段時間的持續走低后將逐漸提升，庫存壓力逐漸減小，存貨流轉周期及庫存成本逐漸恢復到正常狀態。

　　網上購物和電話送貨一直是很多公司在傳統渠道外的一個補充，不過一直沒有受到重視，因為前者需要網絡支持，而后者的成本要高出許多。我們認為非典后，這兩種方式會成為重要的補充，但是短時間內仍然不可能取代或者哪怕是和傳統銷售平起平坐，原因很簡單，消費者的心理不會快速成熟，太多的人還是相信眼見為實，為什么非典之前只有品牌機可以送貨上門，因為他們的體系可以到達，也是因為消費者不需要多做挑選和比較。但可以預期的是廠商的市場投入將逐漸向渠道及服務方面傾斜，經銷商會得到更大支持，電子商務模式將被廠商普遍采用，銷售及服務成本會大大提升。

　　第三，非典之所以影響了很多公司的銷售，也有一個原因是因為很多公司的市場重點在疫情嚴重的北京和廣州，聯想就有20%的銷售是靠北京地區完成，這點固然無可厚非，但在非典劫后反思，我們中關村的企業家們是不是應該考慮把他們的市場劃分的更加準確和恰當？

　　此外，非典這種典型的突發性意外，除了管理層需要處變不驚，企業的IT基礎設施也發揮重要作用，2年前的“9.11”，由于建立了完善的網絡存儲、遠程備份系統，摩根士丹利在世貿中心的數據庫雖然被毀，但是公司在短時間內迅速備份數據、事后迅速恢復，避免了滅頂之災。面對非典，上海能在短時間里建立起外來人口信息化監測網，依靠的就是平日里積累起的數字化人口信息系統，所以IT技術由于展現了這些優點必然在非典之后受到重視，這是中關村的福音。

　　★卓越，阿里巴巴

　　電子商務的春蟄

　　雖然網絡經濟、電子商務的能量這次有所釋放，但中國的電子商務會因此走向新生嗎？

　　文/《中國企業家》記者陶然

　　卓越亦失亦得

　　4月10號，盡管非典恐慌已經冒頭，陳年依舊坐飛機到廣州、上海出差，走在廣州的大街上，他發現自己是少有的幾個戴口罩的人，可是在從上海回北京的飛機上，他第一次驚訝地看見帶口罩的空姐。

　　陳年趕回北京原計劃是為了參加卓越網獨家承辦的竇唯新專輯《一舉兩得》的發布儀式，可是等他回來，卻因為非典不得不取消活動。同樣被取消的還有卓越三周年的慶典，本來說好了要搞個地面的消費者、專家的互動，也停了，惟一還能看出點慶祝氣氛的是網上的征文。

　　從20號開始，卓越開始應對可能到來的購物增長著手做準備。公司把原有的產品進行精選和打包，以便于五一銷售，這中間，他們組織了很多喜劇的影碟，因為要“創造一種輕松的氣氛”，還有一些圖書的集合，比如四部委聯合推薦的好書等。除此之外，卓越網和北京市的工商局等部門討論，緊急增加了一些非典的產品，比如口罩、手套之類，還設法增加了一些消毒液、消毒棉簽，“我們是當作公益事業去做的，買就送口罩。”陳年說。

　　從4月20日到5月20日，卓越還做了一件很破例的事情，就是破天荒地在各種平面媒體和新浪網打廣告，而以往也就是通過會員郵件的方式促銷。

　　這期間的送貨成了一個麻煩的事情。卓越的物流是自己來做的，因此要比很多電子商務網站操心。4月中旬開始，倉儲部門就對貨物進行了一遍消毒，公司要求送貨員工都要帶口罩帶手套，還特意買了一些籃子，每個配貨員出去都拿著，“以表示和顧客無接觸”；有的住宅區管制嚴了，公司就讓配送部門多花時間和顧客充分溝通，以前僅僅是在E-mail上確認，非典期間公司要求配送人員在送貨前打個電話確認地點。

　　現在來看，卓越網的銷售額確實有增加，增長幅度和預期的差不多，百分之二十幾，每天訂單量從原先的4000多單增加到5000多單，增長不到1000單，這對于卓越網，意味著每天100萬元的增長。

　　陳年誠實地說，中國的電子商務不會因為一場非典而改變。這次的增長幅度和以往假日的情況差不多，如果進行認真的分析，也不排除五一假期的原因。

　　阿里巴巴，每天入賬100萬

　　從阿里巴巴傳來消息，從今年3月以來，阿里巴巴網站保持每天9000條以上的商業機會數量規模，和2001年、2002年相比上漲了3至5倍，最高達到15000條，此外，阿里巴巴網站每天新增3500名會員，漲幅在50%左右。

　　在國際貿易領域中，中國企業走出國門、參加國際展會的請求均遭拒絕，國外的企業也不愿近期冒險進入中國，SARS封鎖了中國進出口企業的生存通路。這種形勢將中國很多的中小企業結束了對電子商務的觀望態度，迅速地向網絡商務靠攏。

　　從4月份開始，阿里巴巴包下了CNBC半年的廣告，每天輪流播出7次，同時也在中央電視臺的一套和二套作了廣告。國內企業出不了國，馬云甚至要求國外的辦事處幫助國內的企業在國外參展，當地的員工拿著樣品和資料去參加展覽。馬云說老實話，“我們現在的業務都來不及做，最近服務部門都是加班加點，累壞了。”

　　非典時期，阿里巴巴的熱門商品是服裝、家電、電子電工、紡織皮革、機械設備，原先熱銷的農產品受到影響。當然也出現了大量關于口罩、空氣清潔設備等求購、銷售、加工信息。馬云透露，5月之后阿里巴巴的每天收入都超過100萬。(關于阿里巴巴在5月初與非典擦身而過的實錄請見下文《阿里巴巴：500人的全員SOHO》)

　　有一個數字可以說明近期電子商務的總體狀況，4月30日結束的第93屆廣交會增設的網上洽談平臺接受全球點擊數共計5900萬次，比上一屆增長48.1%，網上達成進一步洽談意向的出口商品金額約3.1億美元，占本屆成交總額的10%。

　　阿里巴巴：500人的全員SOHO

　　非典期間，馬云和杭州市長有過一次特殊的通信

　　文/《中國企業家》記者陶然

　　5月8日，在家辦公的馬云提筆給一個星期前剛剛造訪阿里巴巴的杭州市長茅臨生寫了一封信，信中匯報了阿里巴巴從5月7日開始的全體員工在家辦公的一些情況，信中馬云表示“在家通過網絡上班，我們照樣可以維護并發展全球最大的兩大商務網站！”馬云更表示，“對阿里出現的疑似病例給政府工作和杭城父老帶來的不便表示深深的歉意！”為了不給我們心愛的城市帶去更大的不便，為了徹底保護員工的身體健康把疑似當真病人對待，也為了能“在危險之中抓住機遇”，阿里巴巴決定所有員工在家辦公。

　　事情是因為阿里巴巴的一名大學生員工在5月5日下午被省、市專家組會診確定其為非典疑似病例，5月8日上午，被認定其為非典臨床診斷病例，成為杭州4個確認非典中的一個。

　　這是一次軍事演習

　　5月6日下午4:00，阿里巴巴的400多名員工得到通知，公司從即日起開始為期一個星期的在家辦公，迅速開始收拾東西。“下了命令之后，團隊非常配合，沒有任何人抱怨”。用一名員工的話來說，“一群年輕到有理由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的年輕人，面對突如其來的危機和四面八方的壓力，表現出冷靜。從事情發生到現在，短短的36小時，我們的工作環境乾坤大挪移，慣常的流程和方法離我們遠去，少了熟悉的聲音更看不見同事親切的臉龐。沒有聽到抱怨也沒有一個人逃避，每個人不約而同默默堅守自己的陣地，阿里戰隊以另一種陣形集合并迅速啟動，開始另一段雖短暫卻崎嶇的征程。”

　　由于大部分員工家庭都有電腦，所以設備不是問題，約30%沒有電腦的員工可以暫時借用公司的電腦，在上網方面，阿里巴巴在下午立刻和杭州網通聯系，要求他們急事急辦，結果在兩天之內，所有員工的可以通過網絡辦公。下午5：30分，分布在杭州5個區近500名員工全部在家到位。

　　馬云說這是一次軍事演習，“一直以來社會上鼓勵企業上網，在家上班，但是有想法永遠下不了這個決心。這次正好是個機會。”在他給茅市長的信中，他表示“通過這樣的演習，為自己公司在類似火災地震等各類突發事件時積累在家上班的經驗”。

　　公司在一個月前就制定了兩套應急措施，6日下午立刻啟動了其中一套網絡系統，協同辦公，馬上建立了針對各個部門的虛擬世界，每個人每天都知道別人在干什么，類似于聊天室，從早上8:30到晚上8:30,這個應急體系就是所有員工的辦公室，唯一的區別就是見不到面，有任何協調，都通過文字、語音和圖像進行交流，到了晚上8:30以后，還有網上的卡拉OK，讓大家娛樂。

　　5月7日，阿里巴巴網站運行正常，“整個世界沒有人發現阿里巴巴有任何變化”，其實變化還是有的，“這天是全球最大的B2B商業網站全面進入SOHO狀態的第一天，僅阿里中文站發布的商業機會創紀錄超過12500條，中國供應商的續簽達到日常高點，誠信通的底單超過100，下午6:30發出的業績報告顯示當天營業額高于月度同期”，第二天，網站的交易商機突破了歷史紀錄達到15000條。一個公司可以在一個半小時內撤回家中上班，還維持兩個大型網站的運行完全正常，這種事情第一次發生。英國的BBC和很多海外媒體對此感到非常驚訝，BBC在15日刊文《Chinese web firm's Sars windfall》報道此事。馬云覺得之所以能這么做，除了員工的團結之外，要歸功于公司管理和流程的高水平。這一個星期，馬云沒有布置過任何任務，唯一做的就是和員工進行思想溝通，“各個部門都在網站上進行工作布置和工作研討”。

　　一名員工的妻子給馬云寫了封信，信中說，“在不知不覺中或在某種意義上，我感覺自己是和alibaba息息相關的。尤其在這個非常時期，我有責任有義務和你們站在一起，一起和病魔搏斗。病魔悄悄的襲來，alibaba沒有恐慌，沒有紊亂，我看到的是一個有組織有紀律的alibaba……通過這次考驗的阿里是百年的阿里，永遠的阿里。”

　　市長兩次登門

　　5月9日，茅臨生給馬云回信，主要內容是表揚了阿里巴巴“在突如其來的考驗面前，充分體現了同舟共濟、比肩相擁的阿里精神；更有臨危不亂、指揮若定的應急處理機制，足見阿里巴巴的成熟和不凡。公司具有很強的應變危機能力。SOHO，在以前多少還是理想，今天在阿里巴巴成了現實，這似乎也可以看作整個IT產業、網絡公司發展的方向。如果運作順暢的話，甚至堪稱全球商界S0HO運作的典范，將為中國乃至世界未來人們工作、生活方式的變革作出貢獻。”

　　在此之前，4月30日，茅臨生就參觀過阿里巴巴，同行的還有杭州幾個局的負責人，茅市長向馬云強調要利用在非典時期人們消費、交易的特殊心理，解決企業特別是外貿企業拓展市場的困難。5月22日，茅市長二度登門，這次帶來了4名副市長現場辦公。現場他表示“在受到非典影響的形勢下，各類企業不要錯失機會，要利用好這個網上的永不落幕的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尋找到更為有效、成本更低的貿易方式。”他建議在適當的時機，由市政府有關部門與阿里巴巴合作，為杭州的企業開一個專場的網上交易會。同時也提醒阿里巴巴員工在非典時期要保持高度警惕。

　　5月25日下午，經浙江省、市專家組會診，認為阿里巴巴的感染非典的員工已符合衛生部頒布的《傳染性非典型肺炎病例出院參考標準》，可以出院。省衛生廳根據省、市專家組的意見，同意宋某出院。

　　★網通

　　永不感染的電波

　　緊急的防范措施、及時的數據備份和A、B雙總部的啟動，使網通能夠從容面對突然而來的疫病以及隨之而來的電信商機

　　文/《中國企業家》記者邊杰

　　與2001年9月11日那場恐怖襲擊后的情況十分相似，SARS的突然襲擊讓通信服務商凸顯了它的行業價值，許多國際商務和旅行活動被迫取消，企業不得不求助于互聯網以及可視電話會議的方式來維持運轉。

　　“最近的這場SARS疫病中，電信業收入增長非常快，我們公司的數據業務增長量在30%左右，語音業務增長量在20%左右。”2003年5月9日，網通總裁田溯寧在位于國企大廈的北京總部告訴《中國企業家》。

　　跟大多數運營商一樣，網通的好消息還不止這一些。網通一直看好但還沒有推廣開來的“網通視訊”視頻會議系統，也借助這次“非典”在短期內得到了社會的認可和普及，一些“非典”疫區的會議電視業務已被訂購一空；隨著互聯網流量的激增，寬帶業務也迅猛增加，網通北京分公司對小區用戶舉行“上網通寬帶，遠離非典地帶”的促銷活動以來，報裝和實際接入的用戶數平均增加了30%。但在同時，網通也有一個壞消息。4月25日，網通總部有一名員工被確診為非典(由于該員工是在醫院住院時被感染的，網通總部所在地沒有被隔離)。4月30日，田溯寧給患病的員工寫了一封親筆信，鼓勵她樂觀面對疾病，網通工會也成立了后援工作小組，全力幫助該員工。

　　“我這段時間一直在考慮三件事情：一是員工的身體安全和心理承受能力，二是網絡本身的安全，三是我們的社會責任。”田溯寧說。

　　網通的緊急應對方案出臺。4月24日，網通北京總部開始試行輪流值班分散辦公方式，員工通過網絡、電話和視頻會議系統進行日常的工作。網通總部呼叫中心5月2日實行一個月的封閉管理，員工統一住宿、班車接送，餐飲統一管理，辦公室嚴格消毒，在這一個月的時間里，總部呼叫中心所有員工將不能回家、外出。

　　而在網絡安全方面，網通網絡管理部在4月下旬啟動了通泰備份網管中心，并要求北京亦莊、上海兩個網管中心處于熱備狀態，國際事業部則將上海國際局確定為北京、廣州國際局的緊急備份，客戶服務部也制定了兩套1003呼叫中心的應急方案，以保證總部1003一旦陷入癱瘓，話務量能分配到其他接聽中心，并盡量保留數據記錄。田溯寧給所有的大客戶發出去了一封中英文信，告訴他們網通的數據有完全備份，有非常有效的保證。

　　在數據備份的同時，財務數據也進行了備份，網通并啟動A、B總部方案，一旦北京總部癱瘓，楊宇航負責的上海備用總部馬上啟用。

　　“雖然我們不能像醫療機構那樣直接為非典服務，但是必須要保證網絡和電話的暢通，所以我們要求所有的網管人員必須值班，這個時候不是你愿意不愿意，這是你的職業對你的要求。就像9.11的時候人人都可以跑，但是消防員就要往前沖，這是網絡公司的社會責任。”

　　“網通四五月份的業績可能會相對好一些，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如果整個國家經濟形勢不好，這種收入增長一定是非常短期性的。如果非典的危機不過去，中國的形象不很快得到恢復，網通也難以獨自健康發展。”田溯寧對未來的情形有一些擔憂。網通的業務部門開始著手制定如果SARS危機持續3個月、6個月、9個月的應對措施。

　　★香江國際

　　為了2300名民工，為了CBD

　　當SARS打亂時鐘的鐘點，報時人亂了分寸，只有造鐘人才知道該怎么辦

　　文/《中國企業家》記者戚娟娟

　　“保護民工就是保護我們自己”

　　2003年初春的北京，是一座因禁忌與麻木而歌舞升平的城市。位于朝陽區的CBD核心區的旗艦性項目財富中心一期工程漸入尾聲。據預測，2003年將是CBD整體項目建設熱鬧而關鍵的一年，但財富中心的開發商，香江國際的總經理羅釗明卻隱隱感到不安。

　　時光飛快地流轉到了4月26日。這個星期六的晚上，喜好運動的羅釗明沒有準時出現在健身房，他甚至少有地關掉了手機。而此刻，所有熟識與不熟識他的人從《新聞聯播》中看到了他的身影。當天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溫家寶專程視察財富中心的施工現場，了解了外來民工防治“非典”的措施，肯定了香江國際及承建商在抗擊“非典”的斗爭中取得的階段性成果。

　　整整一天后，羅釗明終于打開手機，祝賀的短信一條條跳出了顯示屏。“你現在怎么想？”不止一次地有人這樣問。羅釗明的回答意味深長，“機會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機會是給那些隨時準備著的人，我們準備了。我知道下一步要干什么。只有把企業做好，把項目建設好，把員工照顧好，這才是我義不容辭的責任。”“平靜”——他選擇了這個詞來形容自己的心態，臉上卻蕩漾開一股顯而易見的輕松笑意。

　　羅釗明認為：“一場突如其來的災害，民工是其中最脆弱的群體。關鍵問題是你把他們當什么看？他們也是我們的合作伙伴，保護他們其實就是保護我們自己”。

　　北京財富中心的總建筑面積72.8萬平方米，建成后將有五幢摩天大樓通過商業走廊緊密連為一體，該項目主體建筑高達260米，將是北京第一個超高建筑群。這也是全球CBD核心區規模最大的商業建筑群之一，目前共計有約2300名民工奮戰在工地上。

　　“非典”在北京肆虐蔓延開來，財富中心工地已提前實現了封閉式管理，在工地的出入口實行登記制度，勞務人員嚴禁離開工地，嚴格的管理使之順利成為CBD在非典期間惟一24小時施工的項目。早在3月中旬，財富中心工地未雨綢繆，每間民工的宿舍人數降至15人以下，每人的有效面積2平方米以上，每天消毒2次以上，并在各間宿舍安裝了強化通風的風機或電風扇。4月20日，包括管理人員、監理、甲方工程人員和勞務人員在內的所有財富中心工作人員免費注射了萊福隆干擾素，并領到了預防非典的中西藥。

　　羅釗明和民工們一起在工地的醫療室注射了干擾素。香江國際為此支付了十余萬元。“工地開工兩年多時間，我到工地吃了四餐飯，都是這段時間去的。我和民工一起吃飯，民工們說，老板不怕我們更不怕”。

　　財富中心工地的民工約有90%來自江蘇省。“民工之間的小道消息流傳很快，曾經有一段時間他們的情緒波動很大，很多人提出請假。公司得知情況后，加強正面宣傳，同時身體力行，要求高層管理人員每天都到現場，不戴口罩，在心理上消除與民工的距離。”羅釗明把自己家里的電子體溫計貢獻給了工地。

　　“企業面臨社會災難，采取什么樣的態度來面對很重要。是退出去保護好自己？還是站在一線引導大家？我們采取第二種態度。我們沒有理由退卻。”

　　“‘非典’時期的財富倫理應該是雙贏的，財富在互動中共同實現。他就是我，我就是他。民工也是公司有價值的資源，所以這樣做也不希奇了。”

　　4月的最后一天，北京城還躑躅在“非典”的陰影中。香江國際出資200萬元建立基金，用于公司現已開發入住的國際友誼花園和科技會展中心兩個社區的非典預防工作。“我們的理念是：做一個好鄰居。”羅釗明承認，百余萬元僅僅是杯水車薪，“香江國際沒有捐助上千萬，只做了一些小的事情。公司成立這些年來，對社會的捐助總額也有一個多億。但‘非典’時期，重要的不只是資助性質的一些行為，而要有和社區、社會互動、共贏的發展理念。”

　　民工們也以最樸素的方式回報了他的這種理念。對此，羅釗明不無得意，“以往每個月建好五層，這個月在‘非典’期間，建好了五層半！還是那么多人，還是那些生產工具，完全是因為工人們斗志昂揚。”

　　要做不亂分寸的“造鐘人”

　　又一次走進健身房時，羅釗明感覺到友人們紛紛投來的關切目光。溫家寶總理的到來無疑令原本低調的香江國際一夜間聲名鵲起。

　　香江國際集團成立于1969年，是一個在多個國家開展多元化業務的公司，1995年，香江國際進入北京房地產市場，先后開發了北京國際友誼花園和北京科技會展中心、數碼大廈。目前公司在北京已開發房地產面積約35萬平方米，在建面積82萬平方米，另有近百萬平方米的項目在積極運作當中。

　　羅釗明不去掩飾內心的激動，也恰在此時，他反而翻開了自己頗為鐘愛的兩本書：《基業長青》與《大敗局》。“總理走后，我召開高層管理人員會議，推薦他們利用這個機會好好把這兩本書看一下。這個時機需要冷靜，需要好好地看清未來。”

　　如果你讀過《大敗局》，你知道他們為什么會輸；如果你讀過《基業長青》，你便知道偉大的組織如何從零做起，如何長盛不衰。羅釗明的想法是，身體免疫力強的人抗“非典”的能力就強，企業也是一樣。而民營企業獲得榮譽之后，很容易快速地走下坡路。

　　5月11日，財富中心民工王順庚參加了在中華世紀壇舉行的“感謝全國支持、奮力戰勝非典”活動，代表首都62萬民工發言。王順庚回到工地后，羅釗明卻對員工們宣布，財富中心的“非典”話題就此劃上一個句號，香江國際不再接待紛至沓來的媒體的采訪要求。公司開始思考下一波的市場機會，轉入正常經營狀態。

　　公司請來北師大的教授給管理人員講授“非典時期企業的重新構建”，隨之而來的是兩周一次的技術專題研討會。“以往疲于應付市場，現在外出應酬少了，應該借這個難得的機會把產品的技術工作做好。我把這稱為‘家庭作業’。”羅釗明認為，香江國際的團隊是技術型的團隊，這才是企業應該分外關注的內容。于是，財富中心的商業形態、CBD的交通形態、高層建筑的社會經濟評價及有關空調排風系統的重新設計與思考等課題，一一擺上討論桌。有的與“非典”密不可分，更多的則同“非典”無直接關系。

　　羅引用《基業長青》里的比喻：“我們要做一個造鐘的人，而不僅僅是個報時者。‘非典’是突如其來的風暴，把時間改變了，報時的人亂了分寸，一時不知該怎么辦。那么如果做一個扎實造好鐘的人，才能承受外來的挑戰與考驗。”羅釗明曾向溫總理表態，財富中心二期項目將按原計劃于8月28日開工。同日，運籌多年的位于東西十條的南新倉商務天地(暫定名)也將開工。“我們現在已經在北京投資30億元，到2008年把手上的項目全部做完，總投資將達到100個億。這都不會受到‘非典’的影響。”

　　★萬科

　　一家全國性地產公司的周旋

　　那些將重兵布在某個單一城市的地產商嘗到了被困籠中的滋味

　　文/《中國企業家》特約記者王福民

　　盡管還沒有確切的數據表明，萬科公司是這次SARS疫情中表現最堅挺的房地產公司，但是，萬科的跨地域經營策略以及堅持拒絕進入租賃業務卻使其避免了關鍵時期的銷售業績的大幅下滑。

　　SARS對于房地產開發商的影響幾乎完全相同：建筑材料運不到工地，樓房的促銷活動亦被迫延期或者改變方式，許多房地產開發商信貸額度到期都沒有辦法去續簽，以至于那些沒有得到應急額度的房地產商資金供應十分困難(關于是否準時交樓入戶，目前沒有證據能夠證明SARS是“不可抗力”因素。)，那些租賃業務占整體業務相當比重的公司也同樣面對人去樓空的局面。萬科總經理郁亮表示，萬科踩點開發的城市很多，資源可以在不同的城市之間流動隨時將項目轉變方向——而那些將重兵布在房地產最重要的單一城市市場的各大地產商嘗到了暫時被困籠中的滋味。按照最壞的打算，如果疫情延期到9月份，萬科全年業績最多下降12%.

　　香港淘大花園大規模傳播非典引起眾多開發商對建設設計、容積率、人密度的討論和重視。淘大花園E座爆發大規模“非典”傳播的原因之一，是因為樓與樓之間形成的“風閘效應”，由此加強了病毒的傳播。除了淘大花園之外，香港還有不少建筑物的天井設計與此相類同。

　　萬科對此吸取的教訓是，今后要注意樓房設計的通風問題，同時可以預見低密度住宅將獲得人們廣泛的認同。從工程設計來說，香港淘大花園水管設計布局問題帶來的SARS傳播隱患引起萬科的格外注意。郁亮說：“目前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那些號稱可以放心使用30年的新材料水管真的會有那么多年安全使用期，畢竟這些新材料只有很短的使用歷史。”銅管本來是最好的選擇，但是造價很貴，消費者很難認同，并且施工過程很容易破損，更難以達到最初目的。但這個問題不久之后將會得到解決，郁自信地認為。

　　萬科員工被公司告知，在非典時期，他們有拒絕出差的權利，郁亮說：“毫不矯情地說，非典告訴我們一個最明白的道理，要學會愛別人。”

　　郁亮透露萬科今年的銷售特別旺，1-4月份比去年增長50%，全年計劃增長450%。作為一個行業領跑者，郁亮說萬科眼下需要做兩件“細活”，一是向戰略合作伙伴香港新鴻基地產那樣別處心材派遣“抗非典”大使去小區進行宣傳，提高人們防非典知識。另外，聘請專門的研究機構預測非典之后人們的消費心理的改變，或者說預測萬科的改變與用戶的實際需要還有多少差距。

　　★順德家電企業

　　SARS陰影始料不及

　　文/《中國企業家》記者劉濤

　　2003年4月中旬，你很可能會在某一趟由廣東去往北京、上海、山西、杭州等地的火車或飛機上看到張河川、劉從夢、梁昭賢等幾位順德家電企業老總的身影。“五一”、國慶、春節——三個銷售旺季來臨之前，往往是他們行程最為密集的時候。

　　這批來自廣東——SARS病發地，也是當時疫情最為嚴重的地區的商人，旅途中難免會遭遇猜疑的目光，而對此他們自己可能并沒有留意。恐慌的情緒似乎一直沒有在順德蔓延，人們只是多喝幾杯涼茶，加強體育運動，照常去餐館吃飯，戶外散步。幾乎沒有工廠、企業因SARS而停工，口罩沒有成為出行的必須品。“即使有幾個戴口罩的人，多半也是從香港來的。”一個順德人說道。

　　在這群順德商人看來，只要確保后方生產線人員安全無恙、軍心穩定就足以將SARS帶來的威脅降低到最小，但就在短短數天之后他們的這一想法已被完全否定。當SARS的陰影從廣東上千患者的肺部悄然擴散于北京、山西、內蒙乃至全國上空的時候，他們發現戰場已經從后方擴展到了前線，2003年的第一個旺季注定要在SARS的陰影下走過。

　　雖靈活應變，奈何物流短板

　　真正讓順德企業對SARS進入高度重視狀態是在4月20日以后，北京開始進入疫情高峰期，并逐漸以平均每天100個新增病例的速度蔓延，而此時的廣東已經走出了高峰期。4月23日，劉從夢收到在一個在北京302醫院作醫生的老朋友寄來的有關防治非典的小冊子，他給全體員工每人印發了一冊，并要求全國31個分公司每天向集團總部報告各地疫情，如有緊急情況可隨時撥打自己的手機。科龍、格蘭仕等開始在企業內部成立防非典小組，撥專款用于非典的防治。科龍撥款20萬用于購買口罩(每人5個)、消毒液、為員工熬制涼茶(涼茶系當地土方，據說可以防治非典)等等。美的則啟動了企業應急管理流程，限制出差，并采取出差隔離制度，購買體溫檢測設備，對外來人員劃定接待區域。

　　在保證生產系統安全的同時，靈活的順德家電人非常知道如何迎合市場。消毒殺菌概念開始貫穿于空調、冰箱、洗衣機等所有家電產品。格蘭仕加大高效消毒殺菌的光波產量，減少一般功能微波爐，并加大國內市場的銷售比例；美的在為期三天的空調系統聯席會議中決定，將今年主推機型換為第三代清新換氣空調“清靈星”。“五一”7天，“清靈星”在廣州脫銷，而科龍的雙高效空調黃金周期間賣出5000臺，是2002年全年銷量的1/3。

　　在北京、廣東等地，寂寞多年的電扇重新受寵。“五一”期間北京地區空調銷售量較去年下滑50%以上，而電扇銷售卻大幅增長了50%-70%。“我們現在已經完成了去年全年的銷量，”美的北京電扇產品經理楊毅說，“銷售額已達1000多萬元，較去年同期翻了一番。北京地區增長最為明顯。”科龍則不失時機地拿出了年初剛剛推出的負離子殺菌電扇，重點在廣東、北京地區推廣。

　　美的調整了區域重點，充分挖掘二、三級市場的潛力，在北京、廣州這些城市銷量受到很大影響、下滑程度較大時，用二、三級市場彌補一級重點城市的損失。同時，將原來預期的內銷300萬臺的目標下調到250萬臺。

　　對于生產制造企業而言，SARS帶來的最大難題在于物流運輸。“非典使人流受限很快上升為物流受阻，對此我們有一定的心理預期，但在某些省份的嚴重性還是出乎意料。”劉從夢說，“有的貨物3天運到，現在需要1個星期或10天才到。因為我們的貨來自廣東，中途關卡更多，手續更為繁雜。甚至在河南只許貨進省，不許司機進。”此外，運輸車隊在非常時期也成為稀缺資源，由于在一些疫情嚴重的省份，車隊無法往返運輸，一些企業的運輸車輛比往年同期減少了1/3。運輸成本、周期的增加與延長必然影響到銷售與運營。

　　SARS是空調業的殺毒劑？

　　由于“涼夏”，國內空調業已連續經歷了兩個災年，許多空調企業都寄希望于今年打個翻身仗。一直到今年4月上旬，中國家電業還一直對2003年的銷售態勢抱以樂觀態度。

　　非典型肺炎意外地在國內各大城市的爆發，使空調銷售再次陷入僵局；另一方面今年5月起國內空調壓縮機價格平均上漲10%左右。這是國內空調壓縮機今年的第二次漲價。年初的漲價，空調企業基本都通過壓縮自身利潤空間內部消化了，有非典對銷售的制約，空調企業再想內部消化恐怕不太容易了。許多空調企業都必須調整結構，適當減產甚至停產。

　　“非典對人類來說是病毒，但是對國內空調行業來說卻是殺毒劑。”帕勒咨詢的羅清啟說，“長期以來，中國家電業發展過熱，缺乏產業政策管理。SARS可以說是對行業的硬性約束，強行制動，培養了消費者挑剔苛求的消費心態，讓不殺毒、不健康的產品難以按照計劃通過降價甩出去。這是對行業的清洗，消費者行為將改變過去以粗糙產品供給粗糙需求，粗糙需求滋養粗糙供給的惡性循環。”消費者的需求在發生變化，企業能否以非常的速度抓住非常的商機是對其生存能力的考驗。“而這種能力的培養不在朝夕之間，在于企業長期的技術、研發實力的積累和內部管理系統的科學、完善。”羅清啟說。

　　有SARS為伴，局部地區的銷售受到影響，但是一些企業4、5月份的業績還是不減反增。科龍4月份空調、冰箱均增長60%以上，“五一”期間全國零售總量增長30%；美的在1-4月的銷售淡季中完成150萬空調銷量，比去年同期增長了75%。對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副主任陸刃波分析認為，在特殊時期銷量比較好的企業做到了淡季不淡。“多年來，空調企業對季節依賴太強，旺季猛做廣告，淡季就關門。這種生存方式非常不科學。比如美的空調，從去年12月到現在，整個淡季其全國范圍的促銷活動從未停止過。積極主動的進攻和大力度的資源投入必然會有效果。所以不管今年是否遭遇非典，企業必須擺脫靠天氣過日子才能有更強的生命力。”

　　印象

　　粵企心態：“飯照吃，錢照賺”

　　文/《中國企業家》特約記者王福民

　　最近，總有問候的電話來自北京及附近一帶的北方，那里正在渡過從旁觀者突然成為疫情中心的尖峰時刻。而對于筆者所描述的“戴口罩的人已經很少了”，整個廣東地區“飯照吃，錢照賺”的生活景象，許多人的反應半信半疑或者是不解。十幾年前，廣東經濟以人們不甚了解的方式生猛崛起，現在，這里的企業和人正在以許多外地人同樣不解的方式，用世俗化的人生追求和商業化的手段抵抗住了SARS的侵襲。就如同一家香港電視臺的主持人所說“盡管非典這么厲害，但是一段時間時候，人們開始意識到，畢竟錢還是要賺的，生活還要繼續”。

　　一個不易被覺察的事實是，那些有一貫堅持的經營策略與路線的企業，基本都在這場危機中找到了出口。比如萬科這樣少有的堅持走跨地域經營路線的地產公司在北京SARS圍城的時候，有機會調動足夠的資源去加強其他城市的市場運作，而與此相反，七喜電腦這個盤踞在華南市場的PC制造商由于華南依然保持足夠活力而使整體業績沒有遭受重創。這可能需要管理學家為這些相悖的事實作出經典解釋。

　　災難對于人類的侵襲也許不會就此停止，但對于那些具有特立獨行氣質的企業來說，它們將繼續前行。

　　★宅急送

　　還有別的通路嗎？

　　宅急送的貨運量為何能在客戶拒收、公路被斷、航空公司漲運費的情況下高增長？

　　文/《中國企業家》記者周一

　　前所未有的麻煩來了。

　　4月中旬宅急送的員工從北京千里迢迢將貨送到濟南的時候，他們遇到了第一例客戶因“非典”而“拒收”事件，好在他們急中生智用噴霧器當著客戶的面對貨物消毒，這才勉強化解了危機。此后宅急送就沿用了這條原則，“所有從疫區發出的貨，當著客戶的面用噴霧器消毒”。

　　按下葫蘆起了瓢，5月3日，原來每天晚上從北京發往沈陽的送貨班車在開往沈陽途中，接到沈陽方面收費站通知“不準進入”，只好原車返回；而同時通往青島葫蘆島的道路不僅被封了，連旁邊的輔路也被挖斷了，班車根本無法進入。這種狀況一直持續了7天，到5月10日宅急送的送貨班車才最終可以正常通行。30%的貨物因此受阻積壓在北京的貨場，陳平不得不承受著前所未有的壓力。創業九年以來，在宅急送保持高速增長同時，陳最為注重的是宅急送向客戶所承諾的“24小時門到門”服務，在宅急送遍布全國800多個城市的網點中，陳要求壓貨率必須控制在千分之三以下。這是這個成長中的中國民營快運企業取得中外多家著名企業信賴的根基。由于斷路導致了部分線路的貨物積壓，對宅急送形成了很大的壓力，“還好這種狀況持續時間并不長，我們也取得了大部分客戶的理解，在‘非典’期間并沒有接到一例投訴。”

　　緊接著收到南航、國航貨運價格上漲200%的通知，持續一個月，至6月23日。這是“非典”時期整個航空業在客流銳減損失慘重情況下，“以貨補客”——行業自救的措施之一，卻害苦了所有利用民航運送貨物的各個快運公司。

　　“不過我們的物流系統是由公路、鐵路、航空三種方式立體化構成的，這樣可以在漲價、斷路情況下，減少航空、公路運輸，增加保障性較強的鐵路的運輸能力。”宅急送起步階段即是與鐵路方面密切合作，這樣的根基不僅使宅急送獲得了各地火車站給予的各種優惠政策，同時也使宅急送擁有大量與鐵路方面合作的經驗，此時顯得彌足珍貴。

　　對于大部分看重成本的客戶來講，宅急送維持原來的價格可以獲得一些運輸時間上的寬容，而對于一小部分要求迅速到貨的客戶來說，宅急送則較原來提升了100%的價格，即使這樣，相較其他貨運公司來講仍具有相當優勢。

　　在宅急送及全國的快運網絡中，兩個重點疫區——北京和廣州占到業務總量的近2/3，但是當宅急送4月份業績報表在5月中旬交到總裁陳平手里的時候，他也感到意外，4月份較3月份貨運量增長量竟高達72%！

　　對那些運輸方式單一的物流公司來說，4月份幾乎成了一個門檻。“或許他們可以應急性地轉向鐵路運輸，但是很快就會發現由于經驗不足，丟貨、破損等等與鐵路方面磨合期的障礙，使他們又不得不返回了航空。”這些在“非典”時期暴露出來的經營細節給了陳平更多的思考。多年以來被陳平一直視為榜樣的美國聯邦快遞中國公司――大田聯邦正好遭遇了這種情形。以航空運輸為主，并且過去在航空貨運方面具有顯著優勢的大田聯邦，由于主做出口貨物，民航價格大幅上調顯然對其成本形成相應壓力。在中國不斷增長的快運市場中，什么樣的物流模式是最適合的，怎樣鍛煉一個企業應對各種意外空難的競爭力，怎樣從那些產業榜樣身上吸取經驗……陳平這段時間想了很多。

　　★東方康泰

　　另一半是海水

　　SARS給車市帶來了什么，一個月之內還很難說

　　文/《中國企業家》記者劉濤

　　要不是周圍的建筑提醒著楊光，他真不敢相信這就是昔日的金街——王府井商業街。平時即使到了晚上十一、二點街上依然人流涌動。可是這幾天，“尤其是4月20號以后，街上蕭條的很厲害，基本上沒什么人，走在街上都覺得害怕，”楊光說，“金街快變成‘死街’了。”

　　楊光所在的北京東方康泰汽車貿易中心有限公司坐落在王府井百貨大樓西側，是由東城區下屬的東方文化集團與東方康泰房地產開發公司共同開發的項目，這里以銷售進口中高檔轎車為主，同時涵蓋部分國產車品牌。正因為有如此的定位，東方康泰總經理宋葳感到，SARS并沒有如外界所說，讓北京轎車市場一片火爆，而是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在宋葳的印象中，北京的轎車市場在疫情高峰期有幾回起落：3月底-4月初，與去年同期走勢相似，保持緩慢增長；4月初以后，北京公布發現SARS病例，但沒有具體數字，人們產生恐慌，車市銷量略有降低；4月20號北京市政府公布SARS病例數字后，人們恐慌加劇，車市一落到底，幾大汽車交易市場基本不見人影，甚至有的交易市場外地經銷商跑了一半；但是這種情況僅維持了3、4天，從4月20日起到5月8日，銷量突然攀升，大家把私家車看作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5月8日以后增長速度開始放緩。

　　亞運村車市的一項近期調查顯示，完全不受“非典”因素影響買車的消費者只占到不足36%。“我們這里，走俏的主要是價格在中低檔次的經濟型轎車，進口車變化不大。”宋葳說。為此，東方康泰加量調進派力奧、西耶那、愛麗舍、富康等車。“像一汽的POLO、馬自達福美來、豐田佳美基本上是進一輛走一輛，賣得非常快，”楊光說，“平時我們的中低檔車平均每天賣4、5輛，現在是翻番的走。”

　　“面對客戶我們還是要帶口罩，如果客戶覺得不舒服，我們可以摘下來。”東方康泰的一位銷售人員說，“新車內不方便用藥水擦拭，因為藥水對儀表盤的腐蝕性很大。如果詢問者沒有購車意向就盡量不讓他進車，車座全部套上一次性塑料套，坐一次拆換一次。車身也不能用藥水擦，只能用清水，所以我們給客戶發放一次性手套。”

　　雖然，4月下旬北京市每天的汽車銷售量都超過700輛，4月21日至25日，平均每天注冊登記的新車達1600輛，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3%。但是，宋葳對車市因SARS而出現的所謂購買熱潮并不完全看好。他認為，轎車的銷售熱潮能延續多長時間要看SARS疫情的發展，如果疫情依然控制不住的話，消費者還是會把錢用來購買生活必須品，汽車銷售必然會受負面影響；另一方面，“火”的只是局部的經濟型轎車，中高檔轎車市場變化不大，商用車銷量則有所下滑。何況“在這種非常時期，不論是制造廠商還是經銷商，運營的成本都大大提升，現在還很難說SARS究竟給車市帶來了什么。”

　　觀點

　　別歡呼得太早!

　　人們覺得車市火爆，是因為有一個心理落差。最初，疫情在國內嚴重化，上海國際車展被迫提前三天結束，“五一”長假取消，給車市添加許多不確定因素和悲觀情緒，后來發現消費者購買欲望不減反增，再和其他行業的蕭條相對比，就覺得十分搶眼。而且這次的行情是本應在半年內逐步釋放的購買力因為SARS而提前釋放，當這一批消費者購買量逐漸飽和后，接下來的市場空白由誰來補，能不能補就不一定了。

　　如果SARS近期得不到有效控制，銷售熱潮必然回落，而制造商將面對物流、資金流的斷裂，這將導致全年銷售額的下降。如果疫情能夠在1、2個月內得到有效控制，2003年轎車市場會因為SARS有個局部的高峰，但全年的增長速度不會比2002年高出很多，依然在20%左右。

　　(北京天相研究公司高級汽車分析師顧少華)

　　★跨國公司

　　跨國公司的“腦筋急轉彎”

　　所有企業都遇到了短期問題，但跨國公司更著眼于長遠的規劃

　　文/《中國企業家》記者丁偉

　　在SARS之前，伊拉克戰爭所引發的全球商品抵制行為也曾給跨國公司帶來困擾。德國的抗議者在沃爾瑪推著購物車排隊，結賬時卻高喊反戰口號，置商品不顧揚長而去。當然這只是一種情緒，而不是真抵制沃爾瑪。當政治沖動壓倒經濟利益時——KFC在印尼是反戰的穆斯林學生圍攻的對象，作為回應，KFC使出了打折這一傳統的促銷手段。

　　SARS把跨國公司推到了一個同樣的境地：如何把受到的沖擊限制在一定范圍內？同時不喪失信心，繼續在中國進行正常的運營和投資？

　　也就是說，考驗體力、智力以及綜合實力的“腦筋急轉彎”游戲開始了。作為在華最大的外商投資企業，摩托羅拉中國總裁陳永正就在央視“新聞會客廳”節目里，經受了主持人沈冰的刁難；那是一道經典的“兩難選擇題”：“當你和太太、母親同坐在一條船上，突然風雨大作，船翻了，而太太、母親都不會游泳，這時候你先救誰？”

　　笑談自己“怕老婆”的陳永正沒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兩個人都不能得罪嘛”，但是當問題變成：“太太就是和你相處的員工，母親就是你、你的老板非常看重的業績、利潤”時，他脫口而出：員工。

　　危巢之下，豈有完卵？

　　盡管包括5月剛選定的奧運會“鳥巢”主體育場等會在年底前如期開工，但5月底的奧運會推廣活動被推遲了。北京奧組委原計劃宣布2008年奧運會中外贊助商名單，以展示全球跨國企業對中國市場的濃厚興趣，并提高中國企業品牌的國際知名度。

　　對于跨國公司來說，SARS一度就像一個岌岌可危的“鳥巢”，令人提心吊膽且打退堂鼓。原想到中國“做秀”的維珍董事長理查德·布蘭森取消了行程，本田將推遲新車的上市日期；以備不測，在中國有35家工廠的飛利浦加快了生產速度，ABB則將銷售人員從北京送往上海。隨著停工以及業務癱瘓的可能，投資風潮變得復雜了，企業開始發現，低成本并不等同于低風險。如果健康問題得不到保證的話，跨國公司高層管理人員本土化的壓力也會加大。

　　霍普斯金大學跨大西洋地區關系研究中心的約瑟夫·昆蘭說，許多美國公司在更大程度上將中國視為一個客戶基地而不是生產基地。由于中國第二季度的經濟增長預期下調，中國對美國商品和服務的消費量一定會因此縮減，并將導致2003年度外商直接投資增幅放緩。

　　不可避免地，一些公司可能將SARS作為利潤疲軟的理由，就像在“9.11”之后一樣。比如柯達將因旅游活動的減少而業務低迷。不過，麥當勞所受的威脅要小于肯德基的母公司百勝，后者僅13%的利潤來自亞洲。百勝4月份發出警告，如果SARS持續兩三個月，其中國地區的銷售額將下降20%左右，全年每股收益可能下降3-4美分。

　　SARS就像一場冷不丁的感冒，或許不會損傷肌體的生命力。作為世界第六大經濟體，中國已經應對了以往所有的挑戰：在5年前的亞洲金融危機中全身而退，后又因對跨國公司的巨大吸引力脫穎而出。目前幾乎沒有企業考慮放棄供應鏈上這至關重要的一環。在北京的跨國公司表示業務會照常進行，通用汽車說“沒有放緩腳步的打算”，德國奧迪副總裁施密特專赴北京，“越是在這種特殊時期，越應該與中國同事、合作伙伴、經銷商和客戶在一起。”

　　“一切都處于不偏不倚的狀態。”一位基金經理說。硬幣甚至有它的另一面，非典期間，美國安利的營養食品和部分洗劑用品，在內地出現供不應求的情形。針對“斷貨”的情況，安利成立了專門的應急小組，把美國總部所有原材料運到中國生產基地，運輸全部改為空運，單是空運費用便超過100萬美元。安利(中國)華南地區總經理陳朝龍說，由于內地供應的原材料未符合要求，所以一直依賴美國進口，這次SARS事件促使他們考慮加快生產本土化的步伐。

　　享受“9.11”的遺產

　　SARS畢竟擾亂了一些跨國公司的業務。首信諾基亞曾經有一個員工家里發生過“險情”而虛驚一場，4月底摩托羅拉因為一名員工感染SARS一度關閉了辦公大樓，5月17日松下在中國的兩家工廠相繼發現5名患者、4名疑似，不得不停工10天至2周。這屬于首例因SARS導致大型合資企業停工。

　　跨國公司在“9.11”之后制定的緊急事件應對計劃，這次有機會檢驗了。“分散求生”是這些戰略的核心。FedEx把香港的呼叫中心分為兩個團隊，并安置在不同的樓層。“即使出現了一個SARS病例，其他人仍然可以繼續工作。”而像杜邦這種號稱“世界上最安全的公司”向來就提醒員工：筆尖不能往上以防傷人、進餐館要找有兩個門的以防火災逃生、甚至“騎摩托車一定要穿鞋”的安全警告……

　　如同陳永正對“腦筋急轉彎”的回答一樣，業務的發展不能取代員工的安全是摩托羅拉的哲學。摩托羅拉啟動了危機管理系統，制定了業務持續發展計劃，投資中國的計劃也沒有擱淺，全球總裁還到訪中國。不過，陳永正可不希望再來一次“腦袋一哄，(SARS)怎么跑到我們這里來了？”的反應。他評估過——如果SARS發生在天津怎么辦？天津是摩托羅拉全球最大的生產基地，有一萬多名員工(3月時曾有一位疑似，后解除)。如果20例怎么辦？如果來第二次怎么辦？這種假設并不偶然。安聯大眾就在5月初進行了應急計劃演習。花旗集團的應急計劃則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對客戶與員工的安全負責，將損失降到最低。法國電力與中國電力進行了接洽，籌劃建立危機處理系統。遇到“SARS噩夢”的松下20日也成立了緊急對策總部，表示雖然今后需要在中國以外再選擇一處作為生產基地，但其中國戰略不會因此改變。

　　當然，如果沒有數字網絡那才是一場真正的噩夢。思科中國一直為員工提供寬帶接入，在家里就可以連到公司的內部網絡上，并且把座位上的分機轉移到家里或者手機上。思科還在研究一種“presence”(在場)的技術，它類似于目前流行的即時消息軟件，能在緊急時立刻找到任何人。在廣東有三萬名員工臺灣電子公司Lite-on也在使用電話會議系統，員工們都發放了草藥茶。“它有助于增強體質，預防感染。”

　　殊為遺憾的是，原定于5月20日舉行的“跨國公司與公益項目”論壇被推遲了。不過，跨國公司并沒有缺席，它們在SARS期間的捐贈構成了一場生動的展覽。

　　“北京特殊居民”與王岐山的一次特殊見面

　　應該不是偶然，北京市代市長王岐山上任第5天，就與17家駐京外商機構負責人“火線”見面；或許是巧合，就在這次特殊的見面之后，北京的抗“非典”狀況發生了根本的改變

　　文/《中國企業》記者丁偉

　　“王岐山一開口，學者的見識和鮮明的個性便顯露無疑。”中新社記者曾經在2002年12月的《中共海南省委書記王岐山印象》中這樣寫道。

　　2003年4月26日，周六上午10時，同樣風格的王岐山就出現在摩托羅拉、蒙特利爾銀行、法國電力、蒂森克虜伯、寶潔等17家“北京市長國際企業家顧問”單位駐京機構負責人的面前。“當天的天氣很好，天安門似乎從沒有那么安靜過。”作為參會的兩位跨國公司女性代表之一、西門子中國公司政府事務總監趙卉對本刊記者回憶道。

　　這種“安靜”也是當時北京給整個外界的感覺，后來的事實證明了這正類似于一種“黎明前的靜悄悄”。從第二天，也就是4月27日起，北京開始公布收治“非典”病人和隔離控制區域及人員情況。世界對于中國抗“非典”透明度不高的指責戛然而止。

　　在如此關鍵的時刻——這時距4月22日北京市第12次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通過王岐山為北京市代市長僅5天，王岐山花了1小時10分鐘，與這群“北京特殊的居民”，也是他的“舊雨新知”舉行座談會，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這次“火線”見面堪稱一段佳話，為記錄“SARS時期”提供了一個珍貴的角度，能近距離一睹跨國公司的責任和新市長的風采。

　　“中國福祉”

　　這次會面，乃由跨國公司中國老總一封聯名致王岐山的公開信促成。據在中間牽線搭橋的北京貿促會——“市長國際企業家顧問”秘書處的負責人對本刊記者透露，當時國外媒體有著不實的報道，北京流傳的“北京封城”等謠言也令人恐慌，外商們認為這時候應該出來一種積極的聲音；再加上當時只是國內企業有一些零星的捐贈行為，外方則似乎沒什么動靜，但他們“希望發揮一定的作用，體現責任感和精神上的支持。”

　　僵局很快打破，共識也很快達成。4月23日(周三)，蒙特利爾銀行(多倫多也曾為“疫區”)的幸公杰與北京貿促會通電話時，提到應該找個“渠道”把上述信息傳遞出去，來回商量之后——各外企也都有類似的意愿，最后決定以“市長國際企業家顧問單位”的名義，給王岐山寫一封聯名信。第二天，幸公杰起草了這封信，貿促會聯絡了20家顧問單位簽名。

　　周五，王岐山收到了這封信：“在此非常時期，我們謹表達對您扼制非典的堅定的決心和政府所采取的各樣及時的協調措施表示全力的支持……”很感動，也正中他的下懷，立即表示要當面感謝他們，于是就有了4月26日這次特殊的見面。對于他們中的一些人來說，這應該不是他們第一次看到王岐山了。風格鮮明、履歷龐雜的王岐山早已為新聞界所熟知，據一位把王岐山視為“人生導師”的投資銀行界人士透露，王岐山與國外銀行總裁都有著很深的交情，各大跨國公司首腦中，應該有他不少的朋友。而這個時候，難道不是表達友情的最佳時機嗎？

　　參加這次見面會的德意志銀行的張紅力回憶，今年3月，她作為四名外資政協委員之一參加了北京“兩會”。對于那次外資企業被當作“中國的自己人”，張紅力深有感觸。“我跟總裁請十天假時，他說不，這是有薪假期，你這是為中國的福祉而努力。如果這對中國好，我們在中國又有雄心壯志，那肯定也是對德意志銀行有益的事。”

　　同樣，這次站出來表示和中國政府站在一起對抗非典的決心，也是為了“中國的福祉”。

　　“魅力市長”

　　德國蒂森克虜伯北京首代韓納、人稱“磁懸浮先生”，在中國工作了20多年，參加過各種規模的圓桌會議，但從沒未像這次這么感到“自豪”。作為“北京特殊的居民”，他們在跨國公司乃至世界與中國之間建立了一座溝通的橋梁，他們的看法和意見也對北京大有裨益。

　　有意思的是，這種幫助甚至“立竿見影”。韓納建議市政府每兩、三天就集中召開一次新聞發布會，將最新的情況予以及時通報；ABB中國公司董事長路義普說，市民應該養成良好的文明習慣，比如不隨地吐痰。也就在27日，北京公布了新的“非典”患者人數及隔離區情況，同時也勸誡市民不要隨地吐痰等。當然，這種巧合可謂“欣逢其時”。

　　當天一個多小時的座談會，外商駐京代表們紛紛提出了建議，并保證以自己公司的正常運營來表明對北京抗“非典”的支持。摩托羅拉中國總裁陳永正說：“我們對中國、北京的投資信心不會改變。”(5月17日，摩托羅拉總裁扎菲羅夫斯基專程訪華。)外企們也開始帶動了捐贈的熱潮。

　　其中有人問及，如果有員工發現感染“非典”，是否要公司停工？王岐山理解這種含蓄的提醒，后來就對央視記者說，“現在必須把日常工作作為前提和基礎，‘非典’斗爭是在這個基礎之上，而不要搞兩張皮，好像專門有一批人就去對付‘非典’，其他人都好像沒事干了。不對，整個城市的基本功能不能丟——水煤電氣，無論商業、治安、環衛等等，這些都要比平時做得更好。”

　　諾基亞中國公司咨詢總監莊南濱印象最深的是，王岐山說話非常簡潔，作了一個開場白：“今天感謝大家來，請有話直說。”之后就認真地傾聽每個人的發言，不時在本子上記下一些要點。王岐山最后介紹了北京防“非典”工作的情況，誠懇地表示：“對于打贏防治非典攻堅戰，我是有信心的，希望你們也放心！”

　　由于原定于今年5月20日的第五屆北京市市長國際企業家顧問會被推遲，高爾文、奧利拉、馮必樂們沒有如約而至，不過蒙特利爾銀行、愛立信、家樂福等都從總部給王岐山寫了信。如果有一天這些跨國公司總裁齊聚北京，那又將會是怎樣一次特殊的見面？被媒體形容為“實干、具開拓精神、經濟學者型官員”的王岐山，又將展現什么樣的領導魅力呢？

　　附：

　　非典時期政府公關的兩個大贏家

　　文/《中國企業家》記者丁偉

　　摩托羅拉：總裁自任“親華大使”

　　對中國，摩托羅拉總是善于恭維和表態。比如2003年1月5日，摩托羅拉總裁兼首席運營官麥克·扎菲羅夫斯基在北京說：“這是我們在新的一年里的第一個工作日，我們很榮幸能夠在中國開始新一年的工作。這充分說明，中國市場對摩托羅拉是非常重要的。”

　　5月17日“世界電信日”這一天也不例外，扎菲羅夫斯基成為“非典”爆發以來首位踏上中國土地的大型跨國公司總裁。他拜見了中國領導人，代表摩托羅拉捐贈了總價值達1180多萬元人民幣的抗“非典”通訊設備、現金和物資，還簽訂了摩托羅拉在北京投資9000萬美元建立研發公司的合作備忘錄，預計在五年內，將有5億美元的人員、設備等投入。

　　作為摩托羅拉的二號人物，去年7月25日上任、被稱為“Mike Z”的扎菲羅夫斯基當然傳達的是“國王”羅伯特·高爾文的旨意：“摩托羅拉植根中國、戰略雙贏的核心不會改變，在中國的投資與合作著眼于長期的、戰略的考慮。”

　　高爾文應該為他的“親善大使”及時的表現感到驕傲，更值得他高興的是，今年3月，摩托羅拉資深副總裁、亞太區財務策略總監蔡國雄作為四名外資政協委員之一參加了北京“兩會”。

　　如今，摩托羅拉已發展成在華最大的外商投資企業，投資額達到285億元人民幣，2001年在華銷售額達到407億元，分支機構包括8家合資企業，24家分公司，員工總數已超過13000人。經過了“非典”洗禮之后，摩托羅拉還將在中國搶得怎樣的分數？

　　法國企業：有總理撐腰

　　這是不容忽視的事實，法國是第一個與中國正式建立外交關系的西方國家。2003年4月25日，就在美國副總統切尼和英國首相布萊爾宣布取消中國行程后，法國總理拉法蘭卻準時抵達北京。他在接受中國記者采訪時說，“很慶幸，(當初)戴高樂將軍做出了這樣有意義的選擇。”

　　很慶幸，拉法蘭也做了一個有意義的選擇。在胡錦濤擔任國家主席、溫家寶擔任總理之后，拉法蘭是第一位到訪的西方大國首腦。而且“在關鍵時刻來訪”，拉法蘭表示了對中國“非典”疫情的同情和關注，并再三強調法國“持之以恒”的對華外交政策，這份“中法友誼”得到了中方贊賞。

　　中國近代學者辜鴻銘曾在一篇文章里說，若論文化中的“細膩氣質”，唯獨法國與中國共通。《聯合早報》認為，講究“雪中送炭”的中國，的確需要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持。拉法蘭此舉表現出的善意，無疑更會在國人心目中加分。

　　拉法蘭還帶來了包括空中客車、雪鐵龍汽車和阿爾斯通集團等法國大企業負責人在內的120人訪華團。從中國獲得了30架飛機、15億美元訂單的空客總裁兼CEO弗加德在接受中國記者采訪時強調，“悲觀不是我們的性格”，面對恐怖主義、伊拉克戰爭、“非典”等不利因素，空客的態度不是躲避，而是做好充分準備，迎接挑戰。

　　不過，對于這次商業性訪問，拉法蘭堅決否認“合同簽訂是政治利益交換”的說法。在核工業、運輸業以及水電站建設等方面，法國政府鼓勵更多的企業來華參與競爭。溫家寶總理已向他表示，歡迎法國企業參加奧運會和上海世博會的國際招標。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事實，作為八國首腦峰會的輪值國，拉法蘭代表希拉克總統向胡錦濤正式發出6月與會的邀請。

　　“3R策略”重塑香港形象

　　文/《中國企業家》記者丁偉

　　跨國公關公司首當其沖幫助香港改善形象，北京會不會緊隨其后呢？為提升其國際形象，試圖恢復受SARS打擊的當地經濟，2003年5月，香港政府斥資130萬港元，聘請了國際知名的、善于危機處理的博雅公關公司(Burson-Marsteller)作為顧問。

　　博雅曾參與紐約市在“9.11”事件后重建的公關工作，并幫助一度因為“炭疽信”而士氣低落的美國郵政部門，通過一系列防御、安全措施及公關策略，挽回了民眾信任。而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后，博雅也曾和另外兩家公司，為香港推銷城市品牌策略。

　　5月10日，香港財政司司長梁錦松負責的“振興經濟策略小組”召開了第一次會議，宣布了香港將分三個階段重振疫后經濟的“3R策略”：第1階段：Response(危機應變)

　　現階段，除每日正確公布疫情資料及數字外，更要向外解釋，“非典”并非香港獨有，而是全球性問題。

　　第2階段：Reassurance(鞏固信心)

　　當WHO宣布解除對香港的旅游警告(當天定為“D-day”)后，大力向外宣傳香港是安全城市，并宣揚香港成功抗炎的經驗，提升香港的國際形象；

　　推出大型刺激消費措施，以加強港人恢復如常生活，向外顯示港人也消除畏懼。

　　第3階段：Recovery(振興經濟)。

　　舉辦放煙花等活動，象征香港重生，并舉行多項大型國際會議及展覽，大力吸引外商來港經商，以振興經濟。

　　5月24日，“1:99群星慈善演唱會”(1表示萬眾一心，99表示九九無窮)在香港體育場舉行，共籌得慈善捐款1780萬港元。這是自WHO宣布撤銷香港旅游警告后首個大型活動。

　　6月初，博雅亞太區總裁比爾·瑞蘭斯專赴北京，就政府公關、重塑城市形象等課題交流經驗，并提供建議。

　　★中小企業

　　少輸算作贏

　　“遠水救不了近渴”，遭受SARS重創的中小企業們更重要的是給自己開藥方

　　文/《中國企業家》記者丁偉李岷本刊特約記者王福民

　　四川餐飲企業“譚魚頭”的老板譚長安對本刊記者說：“‘非典’是次大洗牌，那些資金、人員壓力比較大的飯館該關的就要關了。”

　　與大企業不一樣，中小企業由于資金不足，如果連續兩三個月沒有現金流進入，仍需支付房租、員工工資和其它財務費用，那么很可能有相當一批中小企業就要面臨破產或者倒閉的危險。“SARS對中小企業的影響首當其沖，我們應該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關注中小企業的命運。”在博鰲亞洲論壇和亞洲開發銀行5月聯合舉辦的“SARS與亞洲經濟：影響評估和政策建議”研討會上，亞行北京辦事處首席經濟學家湯敏提醒道。

　　雖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救市”手段——4月下旬，香港特區出臺一項高達118億港元(相當于其GDP的1%)的緊急救援計劃，重點協助四大“重災”行業(飲食、娛樂、零售及旅游)；5月，北京也決定對服務性企業進行稅收減免、優惠——但與SARS已經造成的損失相比只是“杯水車薪”，而且只能救得了一時。

　　SARS之禍

　　SARS期間電影院的窘境留下了一個有趣的情節：

　　“一間戲院兩點半下午場，有兩個人買票來看。這兩人很開心，能隨便坐嘛。后來，戲院的人就說，先生你買的五十塊的票，我們現在給你一百五十塊，請你出去。我們這個片不放了，因為招待你們兩位的話，那個錢、電費還要更貴！”

　　從4月初開始，北京各大影院的人數、場次就急劇下滑，有限的票房還多虧提前一周放映了《指環王2》。據稱，北京4月整個收入僅及去年同期的40%。4月25日，《指環王2》統一上映，一天所有的電影院收入加起來12萬左右，離預期的600萬票房差得太遠了。26日，北京就下發了“關于暫停全市文化娛樂場所經營活動的緊急通知”。

　　與大部分電影院是國企不同，北京華星影城自負盈虧，只能眼睜睜看著5月的黃金檔期變成了零收入，一個月卻還要支出60多萬的房租、水電費、員工工資等。總經理路遙對本刊記者說，半個月、一個月他們還能堅持一下，再拖兩三個月可就難說了，華星原本指望著“五一”長假重現去年國慶節開業時的盛況(76萬)呢。而且，“冷”下去的市場并不是一開業就能恢復的。廣州就是明顯的例子。

　　每天，超過一個億銷售數字的音像制品從廣州大大小小數千家音像公司發往全國各地，這個數字往往會在節假日來臨的時候翻上一倍。廣州是全國音像制品的制造中心，這里集中了全國絕大部分的音像版權交易和光盤生產線以及相關產業。但由于非典帶來音像產品零售市場的蕭條，現在，這個行業有95%的公司處于虧損或者勉強持平的狀態。

　　“如果沒有非典，按照我們現在的勢頭，到今年年底會改寫CD音樂類唱片公司的排名。”龍吟唱片的總經理董鑫今年最初制定的計劃是沖擊行業的龍頭地位，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他的公司的增長幅度遠遠領先對手，截止去年底已經有超過一個億的收入。龍吟唱片與北京京文、深圳光影被行業稱為CD唱片的三駕馬車。但當筆者發稿時候，他卻已經因為這個突然出現的淡季行情而去了西藏旅行。此前他在接受筆者采訪時指著公司4月份財務報表一連說了數句“沒想到”，他的公司的4月份銷售業績比去年同期下降了50%，比上個月下降了60%，而往年季節的因素導致正常的銷售下滑只在25%左右。

　　龍吟唱片旗下的包裝廠已經將三條生產線中的兩條停了下來。董鑫說“我們這個行業不可能享受到政府減免優惠。”而龍吟的兩個未付款超過50萬的客戶已宣布破產。董鑫說，如果SARS不早點消失，恐怕這樣的客戶還會出現，因為許多下游的中小型經銷商的資金鏈是非常脆弱的。廣州的音像產品集散中心的核心意義在于“用天下人的錢辦天下人的事”，所以此地的蕭條引發的骨牌效應就是使一家位于河南的光盤生產企業將自己剛引進的18條生產線全部停了下來。一條光盤生產線需要幾百萬到上千萬的投資，光是銀行的利益和維護費用就足以使這些生產商感到窒息。而在廣州周邊更集中了無數家這樣的公司，董鑫的公司每天都會接到許多來自平時沒有業務往來的光盤生產商們打來的電話要求“幫幫忙”。董說“我們現在都自身難保，還怎么幫忙？”

　　勉力支撐

　　盡管全國90多家連鎖店的營業額在四五月間比兩個月前下降了一半，但是譚長安還是明確指示各家分店，除非店內發生疫情，否則每家店一家都不能停業，哪怕只有一位顧客也要營業，一是為樹立“譚魚頭”的品牌形象，二是開總比關門好，不管怎么樣，開門總能有些現金收入。

　　“無論如何不能停，如果一放假，將喪失許多市場機會和減弱市場判斷能力，這一行的市場變化一天一個樣，市場嗅覺是非常重要的。”龍吟唱片的董鑫說。

　　然而在經營的路數上，總得產生一些變化。為了盡可能降低成本，“譚魚頭”采取了輪崗的形式，或者讓非疫區的員工回家休息，聽候通知，企業給予一定的生活補助。“總部已經在資金、物資上作好準備，如果一些分店三到五個月都沒有利潤，我們會有資金撥備給分店。”譚長安說。同時，“譚魚頭”準備積極和北京的房東磋商，看看能不能把房租降一些，事實上，他準備在香港灣仔開的新店，其房東已經免了他一個月的房租。

　　和香港、新加坡一樣，緊跟著餐飲業的復蘇，就是電影市場的回暖。如果不出意外，北京停業了一個月的電影院在6月應該能恢復運營。樂觀人士估計在國慶節之后，以及明年上半年電影業會有較大的反彈。為了迎接有可能到來的行情——幾十部電影都排在檔期，趙薇、姜文主演的《綠茶》，周迅的《戀愛中的寶貝》，馮小剛的《手機》，何平的《天地英雄》等新片都將在今年下半年上映，影院開始做好片源、環境、宣傳等方面的準備，但是，據華星影院透露，他們將一改傳統的輪次放映，以便讓市場容納更多的影片，防止出現兩敗俱傷的情況。

　　董鑫說，龍吟唱片將原來依靠單一品種的產品大規模占領市場的做法，改為縮小單一產量但加大推出新CD的力度，使新的音像作品超過以前幾倍以此來刺激消費者的購買欲望，而同時又減輕大規模推出單一產品的風險。

　　廣東話有句“少輸算作贏”，相比起業內公司的慘烈現狀，董鑫說，“這次我們輸的少，所以我們會贏。”